世界是丰富多样的，同时又是千变万化的。这种丰富而变化的特点，体现在生命物质身上，就是种类的丰富与个性的迥异。物种的繁衍进化，遵循着新陈代谢的规律，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个性使世界丰富，并不断呈现出动态的特征，而个性的丰富与发展，离不开自由的土壤，环境的舒展，心灵的释放，精神的逍遥，思想的放任，想象力的驰骋，使得人的个性空前张扬。这种空前张扬的个性容易形成两个极端，积极的状态往往促成艺术的审美的惊人创造，臻于高峰体验的境地，消极的状态常常导致性情的偏执与欲望的膨胀，坠入无政府主义的深渊。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放纵个性与规范行为同样显得重要，问题是如何把个性自由引入积极的渠道，对群体与社会产生积极的效应。古希腊戴尔菲神殿门前石柱上刻了两句话：“认识你自己，凡事勿过度”，上一句从人性上理解“你自己”这个个体，下一句从人的社会性上如何矫正人的行为，上句讲的是个性，下句讲的是规范性。如果进一步解读它，则上句“认识你自己”是下句“凡事勿过度”的前提条件，只有认识了自己，才能开发自己，只有人尽其才，才能实现才尽其用，以独有的个性而贡献于人类，或者说以个性特点的显示使社会丰富多彩。而下联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要求，又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你自己”，如何适度？则是为人处事扬长避短的关键。
    人以国家、种族、党派、集团、职业等等因素而结合在一起，人的出生是偶然的，人的结合是必然的，但如何结合则是不期然的。于是，在国家、种族、党派、集团、职业利益的要求下，制定了形形色色的规范和标准，而规范与标准给人一个约定的圈子，你必须在轨道上行走，你必须在某种理念之下思想，否则，容易越轨或走向它的反面。缘于这种利益共同体的需要，人必须适应它顺从它，这样往往要泯灭个性，以适应共性与标准。过于强调共性、规则与标准，又妨碍个性的充分发挥，在一般情况下，常常是共性制约个性，制度限制特色，党性抹杀人性，这里仍然是一个度的问题，在共性的规则下，最大限度地使人才脱颖而出，以极其丰富的个性创造出丰富多采的世界与人生。因为共性与标准往往被少数人所操纵所曲解，结果是物极必反。所以有人说：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
    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人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中，才能爆发出惊人的想象力和匪夷所思的精神力量。因此，任何党派与集团，抹杀人性限制个性自由成长的做法，都是绝对不能原谅的。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只有实现了个体的自由发展，才能实现集体的自由发展。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又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机制与平台。马克思又说：“人不是由于有避免某种事物的消极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现本身的真正个性的积极力量才得以自由。”这种自由发展，并不是以眼前利益为衡量标准，它必须形成一种奖优罚劣的机制，而不是压制优秀，保护平庸，追求表面的稳定与和谐。中国古话说：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因此，工作标准应该是人人起跳的跳板，是向前跨越，而不是仅仅企及，人在现实履行过程中，常常误认为工作标准就是最高要求，在这个标准的规范之下，人的个性潜能会逐渐消失，人的棱角锐气会逐渐磨圆，人失去了个性，也就没有了创造力。在这种标准的制约下，不能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企业有规章制度，党派有立党章程，WTO有它的游戏规则，但它们必须对企业、对党派、对WTO有利，这种利益是长远的甚至是隐形的。当一项制度成为制度本身障碍的时候，这个制度形同虚设必然遭到淘汰。制度与标准本身并没有错，而是在操作过程中，人们很容易将事情极端化，一会儿极左，一会儿极右。人性是海绵，共性要求强了，它就要萎缩；共性要求弱化了，个性就会自动恢复本真状态。自由不是实现对外物的占有为目的，“真正的自由是有做你应该做的事情的自由”，这是很难达到的境界。因此，卢梭低调地说，“我从来就认为人的自由并不在于可以做他想做的事，而在于可以不做他不想做的事。”“人人都去做他想做的事”，这只是理想化的自由，而事实上在现有条件下，这样的自由也就不成其自由，“可以不做他不想做的事”，这只是自由的最低标准，如果有一天，某个政府或某个集团连“可以不做他不想做的事”的自由都做不到，那这个政府或这个集团便由此而没落。

               (

[返回上一页] [打 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