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

教育部部长周济日前透露，从今年秋季开始，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将推行“一费制”收费办法。据称此举有利于增加学校收费管理的透明度，进而更好地区分合理收费和乱收费政策界限。

“一费制”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回应了实践中长期得不到遏制的教育乱收费问题。然而，“一费制”于减轻乃至解决教育负担上的局限也显而易见：它的要旨仍在于规范收费，而不在于取消或禁止收费。据周济部长的解释，义务教育虽由各级政府负责，不收取学费，但仍可收取适当的杂费，学校可以代收课本费。

长期以来，禁止教育乱收费的呼声不绝于耳，相应的监管措施也常有出台，但义务教育该不该向学生收取课本费却鲜见讨论，也许在决策者看来，“应正视国家财力”这样一个理由，就足以将持异议者打发得哑口无言了。

在德国、日本、瑞典、美国的绝大多数州，孩子们都可以从学校得到免费的课本。但我们国家还不强盛，国库还不丰腴。因此我们强调“科教兴国”时，仍主要依赖于民众对自己孩子的未来的重视，依赖于民众对“再苦不能苦孩子”的认识，而更多地体现政府责任的“再穷不能穷教育”却往往流于口号与形式。这一“国情”使得教材出版中的高额利润有了理由。若从国家利益考量，由国家承担义务教育中的课本费后所带来的长远效益是不可估量的。想想那些成千上万个因交不起课本费就被迫辍学的儿童吧———取消义务教育中的课本费不仅仅是对公民福祉的提升，更实现了对国家整体利益的追求和均衡。

从博弈论的视角观察，义务教育中课本费的取消，阻力并不在于国家而在于那些必存私利的既得利益集团。据说与教育相关的出版发行部门70%的利润均来自于教科书，前些年引起广泛讨论的“课本转续”活动就触动了这些利益部门敏感的神经，课本的重复使用难以推行的种种理由也就应运而生。诸如习惯问题，观念问题，课本的变化问题等等，甚至连卫生问题都被拿来说事。

退一步而言，即便因为国家财政的压力而不能一次性全部取消课本费，也完全可以在“课本转续”的基础上逐步减少收费并最终实现免费。而不管何种过渡性的收费制度设计，都必须首先确保课本的出版和发行不能成为一项营利的事业。课本的编撰、出版与发行应成为国家的义务和责任，如果要收取费用，也只能收取必要的工本费。只要课本仍然是一种经营行为，那么课本背后的腐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不去解决课本的非营利性前提，却去盲目地追求与市场接轨，推行所谓的公开招标或打破出版垄断，只能说是缘木求鱼。

转自燕赵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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