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高考的改革措施之一，包括北京在内的一些省市自行命题考试，自主招生。这是回避矛盾的好办法。2001年，几位山东考生因为北京的高考录取分数线比山东录取分数线低，损害了他们宪法上的平等受教育权，将教育部告上了法庭。虽然案件以原告撤诉而告终，但它所引起的震荡直到今天还没有平息。今年会不会再有考生将共和国的教育部送上法庭？

各省自主命题考试，解决了以往全国统一试卷但各省录取分数有差别的矛盾。但是，在高教资源的配置上，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举例来说，北京的高等院校比全国其他省市的高等院校要多一些，即使各省统一命题招生，北京的考生也比其他省份的考生上大学的机会多。在计划招生的比例分配上，教育部可以优先考虑照顾其他省份，甚至可以取消招生比例计划，由大学自主决定录取的比例，即使这样，北京的考生仍会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北京的一些学生可以自行解决食宿问题，减轻大学的压力。从目前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情况来看，北京的考生在高考中占优势的状况短期内无法改变。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因国家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而出现的侵害公民平等受教育权的问题必须根除。在我看来，解决问题的办法无非有两个，一是彻底地落实高校的自主权，由高校自行命题，自行考试，自主招生；另一种是改变目前高校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结构，在更广阔的视野内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再分配。前一种方案可以满足北京以外的考生到北京就读的愿望，但是无法改变多数考生原籍高等教育落后的状况：后一种方案不仅要求下放高校的自主权，而且要求通过改变高等教育资源在地区间的不合理配置状况，提高北京以外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由政府统一调配。政府配置资源效率不高的弊端在高校表现的尤为明显。近几年，国家采取重点扶持等办法试图提高国立高校资源的使用效率，但现在看来效果并不理想。少数高校虽然拥有比一些发达国家国立高校还要充足的经费，但其教育质量并不比发达国家大学的教育质量高。教育部为了保证少数高校持续占有足量的经费，采取抓大放小的战略，将部分高校下放到各省管理。由于一些省份的财政状况较差，无力供养已有大学，于是在全国高校合并的基础上，积极酝酿实行省级高校的大合并。这种合并从表面上看是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实际上是层层甩包袱的办法。有些合并已经成了小孩子“过家家”式的闹剧，一个学院的教师到大学本部开会，因为路远必须安排专车，必须在宾馆租下整栋客房。合并的结果不是降低了大学的运作成本而是增加了大学的运行成本。中国当前的大学教育资源配置实际上是照抄了西方大学改革的皮毛而没有触及到中国高校的痼疾。西方的大学城是以学院的高度自治为基础的，大学规模的扩大并没有损害各个学院的自主权。而我们的大学改革以取消学院的自主权为前提，其改革的结果只能是降低大学的效率。所以，当前的改革不但没有实现宪法上所规定的平等受教育权，相反地，在有些地区，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还被进一步削弱。

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是正视我国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平衡性，依靠政府手段进行高等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具体地说，中国教育部可以在高等教育经费稳定增加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逐步降低对包括北京在内的发达地区高等教育经费的投入，实现贫困地区考生上大学的权利。经过三到五年的过渡期后，可以考虑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立学校逐步转为私立高等院校，通过吸收社会资金，建立中国的知名私立大学。之所以要将这些知名的高校作为私立的试点，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这些高校占有较大比重的政府教育经费，一所高校的私立可以扶持偏远省份多家国立高校的发展；第二，由于这些学校具有较大的名气，’可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私立的试点比较容易成功。在一些知名高校的校友会上，可以轻易地获取上百万甚至上亿元的赞助，这为高校私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三，由于一些知名高校多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这些学校的私立可以保证政府将有限的教育经费集中用在西部地区，满足这些地区学生平等受教育权的需要。

总之，实现宪法上所规定的中国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中国政府有许多工作要做。目前的首要任务应该是集中精力研究政府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加大对少数高等教育不发达地区的资金投入，为各地考生实现平等受教育权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如果下届政府仍然秉承现在的抓大放小战略，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少数高等教育资源已经相对饱和的地区和高校，拔苗助长，中国的高等教育将会面临更多的危机。

公民宪法上权利的实现，有赖于政府的不懈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宪法上公民的权利，必然体现为政府的某项义务。只有当政府部门切实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公民宪法上的权利才有可能实现。当然，笔者提出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私立化，只是一种战略上的选择，在具体的操作中还有许多制度上的设计。相信只要操作的步骤稳妥，制度设计合理，这些知名大学的员工不但不会在私立化的过程中受损，相反地会从中获得更多的益处。即使笔者使用的私立化概念本身，也可以再定义。只要是有利于满足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更为恰当的术语来概括我们的改革。有的学者可能认为，这种改革是不是一种新大锅饭？是不是平均主义？在我看来，政府在教育资源的配置上实行必要的平均分配，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须的。只要认真分析一下，我国几十年来高等教育投入的分配情况，我们有理由坚信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