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与开放，使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无可争辩地载入世界现代化的史册。据世界银行估计，英国在工业化初期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时间花了58年（1780―1838年）；美国花了47年时间（1839-1883年）；日本花了结34年时间（1885―1919年）；巴西用了18年时间（1961―1979年）；南朝鲜用了11年时间（1966―1977年）；中国只用了10年的时间（1977―1987年）（World Bank，1991）,大大超过英、美、日等国当年人均收入增长速度,也成为目前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若以俄罗斯等市场经济转型国家相比，中国改革初期的条件远不及俄罗斯。若将中国1978年与俄罗斯1990年市场经济转型初期经济发展条件相比，第一，中国实际人均收入水平大大低于俄罗斯水平，据世界银行估计（1996年），中国人均GDP的PPP（实际购买力平价）美元值为1000美元（1990年美元），俄罗斯为6440美元，相当于中国人均GDP水平的6.4倍；第二，中国农村人口大大高于俄罗斯水平，中国为82%，而俄罗斯为26%，是一个城市化与现代化程度相当高的国家；第三，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总人口就业比重大大高于俄罗斯，中国为71%，俄罗斯为13%，中国还面临着如何解决庞大的日益增长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第四，中国人力资源条件大大不及于俄罗斯的情形，中国成人文盲率为31%（1982年数据），俄罗斯为2%，中国15岁以上平均人口文化程度为4.6年（1982年数据），而俄罗斯在10年以上，即使将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的文化素质与俄罗斯相比，也是差异甚大。令人惊奇的是，中国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避免了俄罗斯生产力大幅度倒退（199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1989年下降了40个百分点）、高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以及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中俄两国改革初期的条件差异甚大，改革的道路和方式各为不同，而所获得的改革结果大为不同。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1994年与1978年相比，人均GDP增长了1.51倍,人均预期寿命增长了6.3%；俄国1994年与1990年相比,人均GDP下降了28.4%,人均预期寿命下降了7.0%。(World Bank,1996)

    为什么中国比较成功地推动了经济改革呢？与其他转型国家相比，中国改革的独特道路是什么？近年来这些问题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兴趣，并做了大量研究，比较一致性的看法是：中国采取了“渐进”的改革方式，而俄罗斯等国采取了“激进”式的改革方式。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报告（1997年）认为，支持中国自1978年以来持续高增长有四个重要条件：第一，中国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第二，经济结构的变革；第三，选择了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务实和渐进的改革；第四，中国的市场化改革。

    王辉博士所著的《渐进改革：中国经济改革之路与人力资产》（美国兰德公司，1994年）一书，是在众多研究中独树一帜。该书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作者从新的理论视角──人力资本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必然要选择“渐进”改革的方式？这种渐进改革会导致社会发生何种变化？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决定制度选择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如果这一决定因素是人力资产的话，那么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它们有什么不同特征，又是如何发生转化，实现再升值？为什么要强调人力资产升值的“渐进”性，它与“渐进”改革之间有什么内在逻辑联系？作者别开生面、耳目一新的研究使我们对如此惊心动魄、复杂纷繁的改革过程及其发展逻辑有了本质性的观察与思考。

    中国改革具有何种性质呢？如何准确的评价呢？作者把中国的改革视为一场“渐进革命”。这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首先，中国的改革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场革命，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使其朝着市场经济方向发展；其次，中国的改革就其演进过程而言是渐进变化的，显示出一种渐进变化的方式，以及这种并不惊天动地的、平稳的变化的累积效果。按照作者的话来说，“表面上”，它（指改革）是循序渐进的；实质上它深刻地改变了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

    从1978年改革以来的十几年来，这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的一瞬间，即使计入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的时间，也不过只相当于这一历史时期的1/3，然而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请让我们来看一下历史事实：1978年农民出售农产品总额中，政府定价的部分占92.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政府定价部分占有97%，工业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总额中，政府定价占100%。[2]到目前为止，上述产品的政府定价只占10%左右，与西方国家基于自由竞争和价格机制的市场经济已经相差不远。1978年非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1/4，到1995年这一比重已达3/2，而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已由78%下降至1/3；[3]1980年非国有经济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足1/5，到1995年已提高至45%，[4]即使是国有企业，除了少数大中型企业还受到政府不同程度干预之外，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转向或正在转向市场经济。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少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如居民房租，水电器费用等）之外，消费者采购基本是面向市场，并受价格信号的影响。绝大多数生产者和供给商不仅要受到价格信号的诱导，而且还受到消费需求市场的制约。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报告（1997）认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这两种转型的合力将产生强大的旋涡和逆流的浪潮，它们是可能破坏稳定的潜在因素，而且总是难以预测。单是由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就是变幻莫测的：人们亲眼目睹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崩溃。同样，从乡村型的农业社会向城市型的工业社会的转型也有许多风险。在富裕国家中，这一转型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而在中国，这一进程被缩短为一代人或两代人的时间。[5]可以认为，这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早已超过改革初期决策者的预想，或者说决策者变得比较聪明了，采取了渐进方式，通过不断调整现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减小风险，减小阻力，减少动荡，使改革较为平稳地进行，有力地支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正如作者所说，中国改革的实践已向世界证明，渐进改革能够取得革命性的效果。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经验的关键所在。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选择了渐进的方式呢？作者首次提出决定中国经济改革的道路及其方式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力资产，相当深刻地揭示和论证了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这是作者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和处理原有体制下形成的庞大的各种资产问题及转化途径。作者把它们分为三类资产：一是物质资产，诸如国有企业资产，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已及土地等资产；二是制度资产，诸如工业组织、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和官僚行政体制等；三是人力资产，即包括各种人──改革的决策者和其他政府官员、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工人、农民、个体户等，也包括他们的知识、经验、技能、习惯和价值判断。几乎在处理所有资产转化过程中，人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处理物质资产，特别是国有资产，并把国有企业改革简单地归结为国有资产的转移、增值和股份制改造上；同样人们开始关注如何处理旧的制度资产，如何建立新的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但是很少有人重视人力资产的转换与再升值的重要性。作者认为，制度选择是在一定制度和人文环境中发生、发展、进行的。无论是什么制度，都是由所有参加人制造出来的。中国改革中最深远意义的变化是与经济体制中人力资产有关。人的素质最大程度地决定了改革的环境与改革的进程。人不仅是发动改革、决定如何改革的可变因素，而且也是改革的重要约束力。不同的人群，人力资产及其价值是不尽相同的；同样的人群，不同体制下的人力资产数量和质量特别是知识与经验的数量和质量也是不尽相同。这些差别本身与人力资产形成的特征有关。正是这种差别导致改革进程变化有别，改革的成效大为不同。因此，作者的重要结论是，在原有体制下的所有资产，人力资产在变革时代处于所有资产转化的中心，也是整个体制导致变化的决定因素。这就为我们从本质上理解为什么中国改革必然采用了渐进方式提供了较强的理论解释。

    渐进改革取决于改革中人力资产的变化积累过程。处理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物质资产和制度资产，就象东欧和前苏联那样，一夜之间宣布“私有化”，一下出售国有资产，打破原有的经济制度。但是，把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具有高度专门化的人力资产转化为适应市场经济并提高他们的潜在价值，是不能靠一个政治宣言和一个政府法令就可以立即实现，它需要不断实践摸索的过程，更需要花费时间。作者明确提出，人力资产形成、转化、升值必然须要经历一个较长时间的积累过程。新体制下的人力资产并不是凭空产生或由外部输入的，它恰恰基于旧体制下已经存在的各类的人力资产及其转换。首先，决策者需要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学习的“试错法”和“边干边学”过程。诚如邓小平所言“摸着石头过河”（有人称“猫论”或“摸论”），采用实验、试点的方法，取得实际经验，然后再逐步推广或扩散，循序渐进地促进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本身成为渐进改革的一部分。领导人的人力资产存量──即他们对改革的知识、经验、理论的积累不可避免地需要经历了一个“由少积多”、“由浅入深”，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认识过程，甚至还包括“跌跟抖”、“翻车”、“下台”的痛苦教训，同时也学会了更多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大大地降抵了社会和个人政治风险，改革同期的变化幅度趋于明显缩小。其次，政府官员需要学习甚至借鉴他国建立市场、保护市场、促进公平竞争、诱导企业行为、维持秩序、增加社会公益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知识与经验；再有，企业和企业家需要学习如何适应市场需求、克服不确定因素、降低各种风险、建立新型经济组织结构、吸引新技术和新知识，改进管理方法等知识与经验，官员公务员化、专业化和技术官僚化程度明显地超过历史任何时期，也超过许发展中国家；还有，十分分散的亿万农户、十几亿消费者需要逐步适应新的制度环境，逐渐熟悉利用法律保护个人合法权益，这一切都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也都需要经经历必要的学习过程和认识过程。这就决定了受各类人力资产变化约束的改革进程必然要是“渐进”的，改革结果必然是“量变引起质变”。

    作者强调了人力资产转化及再升值对政策的重大意义的作用。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在所有的资产中，与其说物质资产配置不合理，不如说人力资产配置最不合理，使用最不恰当，既压抑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也压抑了消费者的积极性。因此，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不对人力资产进行重新调整、改造、转化，就不可能实现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我们可以积极引进最先进的国外技术，大规模吸引外资，甚至可以按照西方公司彻底制改造国有企业，但是没有适应市场经济的人，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转；没有具有现代市场管理经验的企业家，国有企业就无法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没有具有现代市场竞争意识的职工，同样也无法适应经济结构变动而引起的“下岗待业”。所谓人力资产的转化，按照作者的定义，是指“完成人的特性从一个经济体制到另一个体系的根本性转变”，“由在指令性计划体制中高度专业化的人力资产转变为适应自由选择和有序竞争的人力资产”。在两种不同体制下人力资产的特性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主要是由计划经济所决定，具有塑造、分配、单一、指定、管制、服从等特征；后者更多是由市场经济所决定，具有个人适应、选择、多样、调整、自由、竞争等特征。由于不同体制下的人力资产特性有本质性差异，因而人力资产的效益相差悬殊。前者构成社会发展的最大资源浪费，长期低效使用和分配；后者构成经济增长的最大资源潜力，有效地“发多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由于新体制减少了对人的选择与决定的限制，激励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鼓励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提高人对知识与经验的需求，因而这一人力资产转化之后，必然引起更大范围的再升值，即“人的能力、技能及其在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中整体价值的提高”，是人力资产成为实现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资源。仅仅是人才还不能构成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资源，只有使人才完成这一根本性（以渐进方式演进的）转变，才能成为发展最主要的资源。

    如何促进人力资产转化和再升值呢？或者说如何使新的人力资产成为新制度生存与发展进而发挥作用的基础呢？作者将人力资产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相对固定的人力资产，如经验、知识和技能；二是新增加的人力资产，包括学习能力和信息加工能力。人力资产转化与再升值主要依靠新增加的人力资产的迅速扩大。这包括三种途径：首先，促进分散化决策。因为原有的计划官僚体制控制和削弱了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和农户的灵活性及其对市场变化作出反映的能力，而市场经济则是促进企业、农户和消费者扮演主要角色，自主决策，灵活反应。其次，促进多样化实验。因为在这一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中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根本不存在“先知先觉”的天才，也不存在“全知全觉”的圣贤。采取多种实验能让人们更快、更好地取得、加工和理解改革所需要和产生的信息。这就需要宽松的政策辩论环境、宽容的自由讨论、相互对话沟通的环境。再有，促进开放式信息交流。因为中国不仅是工业化的后来者（late--comer），而且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作为后来赶超先行者最主要的途径是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信息交流对中国改革至关重要，来自成熟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独特环境条件下改革设计的重要参考来源。开放式的信息交流，也会促进分散化决策和多样化实验，人们有条件可以利用较为开放的信息交换来寻找、选择、比较各种体制，从而将加速人力资产的转化和再升值过程。

    最后，需要向读者介绍的是，王辉从1980年代中期就开始积极参与中国改革过程，对许多重大事件有亲身的感受，熟悉各种重要文献及其背景；而后赴美国著名的重要思想库---兰德公司（RAND）研究生院作为第一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受到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并广泛接受社会科学最新成果，以“远距离方式”观察中国改革进程及其复杂性，创造性的解释和说明中国改革的渐进性和革命结果，从新的视角“人力资产”理论做了深刻的概括。没有作者的丰富的改革体验，没有吸收当代科学的最新理论，便没有这部书的新观点和新研究。

    中国的改革是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它是由十几亿人民不断实践、不断创新、不断变革的过程，其困难之大，风险之高，复杂程度以及不平衡性发展都是达到历史上的空前程度。然而中国十几年的改革也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果。这一渐进式的革命远未有结束，我们对其认识过程尚未完结，对中国改革的深远影响及其长期结果，我们还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需要有更多的学者立足于中国国情，吸收人类创造和积累的优秀文化成果，独立地思考，认真地总结。我相信十几亿中国人民不仅能创造出伟大的社会变革实践硕果，也会创造出宏大的社会变革理论成果，以其特有的文明贡献于人类社会。

    写于1997年11月22日

    参考文献：

    Wang Hui：1994，The Gradual Revolution：China’s Economic Reform Movement，Transaction Publishers，New Brunswick（U.S.A）and London(U.K.),Copyright by RAND.

    World Bank,1991,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1:The Challenge of the Development,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6:From Plan to Market,New York,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China 2020: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New Century,Washington D.C.,The World Bank.

    [2]张卓元：“中国经济理论三部曲：商品经济化、市场趋向化、市场经济论”，《财贸研究》，1992年第11期。

    [3]《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05页。

    [4]《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30页。

    [5]World Bank，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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