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八十年代，我是到处做报道，在大学在单位的，曾自己以为自己懂得一点什么，到九十年代，就很少到外面胡说八道了，这次到北京来，是一个特例，北大请我去演讲，说有二三百人要听，结果找了二十几个人，开个座谈会，后天是清华大学，十几个人的小会议，主要是交换意见。

    说到这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都躬逢其盛，既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也体味到它带给我们的困惑，对一个喜欢平时对社会生活进行思考的人来讲，尤其如此。

    一个民族的思考或者说研究的责任是什么？或者一个学者的最高责任是什么？我看，是在于要理解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是把我们所关注到的和关切的事实呈现出来，并且，给这个事实以充分的理解。如果对我们已经遭遇到的困难、问题和诸多的现象不能给予理解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学者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的思考，会陷入一种思维的困顿、迷茫和焦虑。这种思考的焦虑是需要解决的。但是，就我个人而言，这二十年来也没有少思考，没有少调查，也没有少读书，总的概括是，从八十年代的自以为是到九十年代更多的困惑，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是困惑多于理解。主要是与诸位同仁交流这些看法。我想讲一个多钟点，余下些时间与大家一起交流，听听诸位朋友的看法。

    刚过去的二十年怎么看？这二十年改革的理论预设，我们可以在《邓小平文选》的三卷里看到，它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加快现代化工业化与世界接轨为诉求。而当时把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作一种工具，把蛋糕做大的工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在邓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界定当中，也是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目的是共同富裕。在三卷里面，他反复地强调，如果出现贫富分化而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就产生两极分化，就是说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如果这从一种手段转变成了目的，转向一种难以逆转的结果，那么，他反复告诫全党，这个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

    在1990年的时候，他甚至这样说过，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么，四大矛盾就会出现激化。第一大矛盾是地区矛盾，他指的是东部和西部之间的矛盾，这是地区之间的矛盾；第二个矛盾是民族之间的矛盾，中国的民族区域的布局、区域之间的差异，最终会影响到民族之间的关系，产生民族矛盾；第三大矛盾是阶级矛盾，而不是像我们今天用的阶层分析，他还是使用阶级这个概念，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我理解，阶级矛盾就是财富的增长，引起了不平等的分配，如果一部分人之所多得乃是另一部分人之少得，那就是阶级矛盾；第四大矛盾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那就会更尖锐起来，他说如果是这样，中国就会出乱子。

    现在，我们回顾邓在1990年的这个讲话，可以发现我们今天中国所有的问题、矛盾以及我们的焦虑，都可以概括在邓的这四大矛盾之中。那么，在八十年代改革的整个预期到九十年代的实践结果，两者之间的裂痕在加大，原因又在哪里？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有许多学者在那里思考这个问题。有种观点是危机论，而我看到的危机论大概就有五六份了，说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危机时期。

    说到贫富的高度分化，我们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也已经接近0.4的警戒线了，而最高的好象是0.46，这个贫富问题，尤其是加上区域的差异，就有特殊的意义，先面我们或许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党政的腐败，尤其是行政权利，二十年来持续的扩张，这个扩张，行政机构的增设、人员的膨胀是其表象，而实际上是这个行政权利日益的凌驾于社会，而在中西部地区，这个行政权利扩张的成本，就全部转移到小农经济的头上，从而引起了一个传统性的矛盾，就是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矛盾。

    还有关于生态之类的问题。在北京的这几天，我深刻地感受到风沙的猛烈，刚从上海来的时候，就喝了两天的风沙。关于生态问题，各人的看法和估计也不同，有的学者说，我们二十年的经济增长是以百分之七八的速率递增，但是二十年的环境则是负增长，最保守的估计，是百分之八，我和几个关注环境的学者交流过，像杨帆，他说是百分之二十四，按他的说法，那我们这些年的经济发展就是吃环境、吃后代的了。如果，是百分之八的话，把这个经济发展放到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来看，那就是一个不增不减了。这和我们直观的感受好象不一样，就像我个人感受，这几年生活改善的怎么这么快啊？快速地进入到“修正主义”的生活了。

    这些问题，到底怎么看？年轻一代对这类问题表现的很焦虑、反感，而且，在追究这些责任的时候，都怪罪于我们党的腐败和专权。是不是这样？

    一认识中国历史的线索

    为了提供这二十年改革开放的一种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是发展战略出现了问题，如果是这条发展战略出现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对此，我不敢说。那么，是不是说，这条战略基本正确，而我们执行的某些政策出现了偏差，过错过多呢？昨天，我和陆学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所的所长，《中国社会十大阶层报告》的作者和主编)谈了一个晚上，他认为中国的许多具体政策有问题，尤其关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他把这些年来承包制小农日益陷入困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十年来政策方面的失误，比如说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比如说1994年的这个国地区税的分税制，尤其是一些对乡镇企业的政策，又比如说对户籍制度的改革缓慢等等，当然，政策失误还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失误等问题。这些都使小农经济日益陷入困顿。这是讲战略路线是正确的，但具体政策出了问题。

    如果说，是战略上出了问题呢？有学者还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如果我们运用黑格尔正反合的命题，那么前三十年是一个正的命题，那么，后二十年是个反题，正题走了二十几年，反题也走了二十几年，正题走了二十几年走不下去了，所以，有反题出来，那么，后二十年的反题也显现出走不下去的样子。所以，到了本世纪初，中华民族往何处去的问题重新被提出。他们建议，应该走合题。

    这些，都是学术界的议论，那么，就我本人来看，应该把这二十年，放到五十年的时段来考察，把这五十年放到近一百五十年的时段来考察。因为考察当代，我们必须把当代的一些现象和问题，首先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更长的时段里来考察，这就是一个法国的历史学派，叫做布鲁代尔讲的“长时段理论”，这个理论我很服膺，它也符合马克思的历史观学说。

    追溯百年来，或者更长一段时间以来的历史，我们应当看到，中国进入现代是被迫的。所以，中国的百年来改革开放或者说革命，它的主要目标，就是独立与追赶。

    追赶发达国家，至少从孙中山开始，就提出“大跃进”的口号，毛泽东是继承了“大跃进”思想，并且付诸了实践。我们在批毛的这个“左”的思潮、“左”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认清激进追赶给我们民族带来的什么样的后果。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二十年也是“跃进”，而且是“大跃进”。

    中国一百年来，一直处于跃进的心态和跃进的发展之中，而整个民族紧迫的追赶这种心态，主要表现在知识界和政界。那么中国这一百年的发展路线，也是这种追赶之中优秀的思想的成果，但是，它所遭遇到的问题，在我看也是这种急于追赶心态所遭遇的结果。

    这种追赶的心态，及其可能造成的后果，其实在上世纪之初，已经被人察觉了。有位参与了中国1927年革命的美国学者，在大革命失败后的1928年发表了一本著作，这本著作当时的职能是要解决谁对中国27年革命承担责任，因为此人属于“第四国际”的托派，他要说明的是问题出在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还是斯大林的“第三国际”。这本书代表的是托洛茨基的意见，在书的序言中，把中国百年的问题揭示出来了，书的名字叫《中国革命的悲剧》，作者伊罗生(国内没有出版，我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找到的)。序言中认为：中国的社会革命来得太晚了，它不可能按照西方国家曾经的那样去循序渐进地走完其发展道路，因而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追赶上去，它要越过西方循序渐进发展的阶段，就是说它要大跨步大跃进的姿态来完成追赶，而中国全部的问题都出在这里。他说，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古老的轿子和现代的飞机可以同时并存于世，而这个问题，很难得到有效的解决。但这个现象可以解释中国近五十年来(作者可能是指洋务运动到著书当时)所发生的许多现象。

    一个有着三千年记忆，并且有过汉唐辉煌的民族在近代遭遇到落弃和落伍，急于追赶这个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在较短的时间内要越过西方国家经历了数百年发展演进的过程，这就造成了中国大跃进的心态以及大跃进可能造成的巨大甚至是灾难性后果，这个后果，我们在1958大1961年的大跃进已经看得很清楚。当时，是以饿死至少两千万人为代价的(关于大跃进的饥荒情况，我无法准确估计，但几个重灾区，如河南信阳和安徽的部分地区我去调查过，像河南信阳死去的人口约占十分之一，这里，可能平原和山区存在很大差别，山区比平原地区的情况会好些)。

    那么，现在这二十年的跃进该叫什么跃进？“洋跃进”？这可是我们曾加诸于华国锋头上的罪名呵，无以名之。但是，我们在整个发展当中，整个接轨的焦虑的心态之中，确实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跃进带来的失误，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所谓现代化，被简单理解为高楼、马路、政绩，而这些东西的成本，基本上就落到农民和土地头上，而很难成为持续发展的一种投入。当然，这可能是我本人一个比较极端的判断，实际情况谅不至于如此糟糕吧，因为有些投入还是有些成效的。

    这是描述我们近代以来的追赶战略。第二就是，因为中国进入近代是被列强打出来的，按照我的观点，中国是被打入现代化的，而不是自发成长到现代化的，所以，中国的改革，中国百年来的改革甚至于革命，是很难用马克思的经典来判断的，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判断，分析中国百年历史，并不是这样，而是相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中国的改革、变革或革命，首先是从观念开始，从头脑开始，从输入西方的思想观念开始，这个观念，在知识界酝酿，然后要求政治界接受，如果政权不接受新观念，这个观念就起来颠覆。所以，满清政府的灭亡、袁世凯短期政权的颠覆、民国政权的颠覆，在我看来，都是因为不能满足为追赶、发展这样一类目标出现的新观念的要求，所以，被颠覆。在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党新政权的成立，它的合法性，主要是满足追赶的要求，要在较长的时间内达到民族的独立和民族的富强，要能平等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知识界的观念变成政府这种上层建筑的意志，从观念变成制度，从观念到最终推动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这是中国特殊的规律，我们从国共两党的形成史可以清晰地验证我总结出的这一看法。共产党的成立就是先从观念开始，我们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这就是观念，然后就有党，作为激进知识分子的一种信仰组织，然后有军队，然后组织民众，然后打败一个不能够快速实现追赶目标的政权。而新政权建立以后，立即着手开始农业的、工业的、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改造的成败得失，历史学家自有评说。我这里讲的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两条线索，它既是理解百年中国、五十年中国，也是理解这二十年中国的重要线索，这两条线索就是：追赶和由观念到实践。而许多问题，，我把叫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二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

    这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放在什么样的背景下理解呢？有许多提法，当然，最普遍的提法就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转轨。这是一种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话语判断，从法学的角度来讲，就是从人治社会向法制社会的转轨，还有一种提法，是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轨，如果把中国社会放在世界历史背景下来看，这个转轨，实际上还可以看作是从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轨，而近百年的中国就处于这样一个转轨的过程当中。

    毛泽东试图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手段试图来实现这个转轨，那么，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是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和方式来实现这个转轨。但是，对市场经济的本身，我们前面讲了，只把它当作是一个把蛋糕做大的手段，用经济学属于讲，是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是一种工具。放在较长的历史长河中，尤其是这百年中国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就有特殊的意义。这个特殊的历史我把它用李鸿章当年的形容来定义，就是这是中华民族“千年未有的大变局”。这句话到“五四”前后又被重复。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或再往前追溯，如“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西学东渐”是从沿江沿海逐渐展开和深入的，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农耕经济地区基本上没有被触及，我们喜欢在历史中讲，二三十年代西方经济的大举入侵，但主要还是表现为沿海地区的手工业被破坏，其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对中西部地区则是另一种方式，表现出它的负面效应，就是说传统的农耕经济、家族村落，这种自古以来的生存方式未被大的触及。

    计划经济，我们通过单位、公社把人重新固定在各个单位，社会资源的流动是通过行政权利来加以调剂的，人们还是生活在从属于小的共同体，如果说，解放前，人们生活在家族和村落中的小共同体的话，那么解放以后就从属于单位共同体，而在农村地区，所谓单位主要就是指生产队，就是1961年所确定的以队为基础，三级所有，那个队在南方主要是指自然村落，自然村落是农村共同体的自然边界，超越这个边界，如果把所有制级别提高到大队或公社这一级别，那么，立即就形成了混乱，1958年到1963年这一时期，是毛泽东在农村寻找什么样的共同体作为集体的基本单位的实验期，他最终确定自然村落是基本单位。这二十年来，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的高速发育，就使得我们民族的所有家庭和个人都必须依赖于市场而生存，尤其是2.34亿农户家庭，他们的自给率已经逐渐降低，都必须为买进一些东西，如果他的农副产品销售所取得的现金，不足以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那他必须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就是打工。因此，所有家庭都或多或少地卷入了货币经济当中，卷入了市场，人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高度流动，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原有的生存方式，习惯和交往方式都处于接体和不适应的状态，而新的习惯和交往方式都还处在艰苦的摸索过程当中，整个社会各阶层都处于一种相当不适应的过程。这个过程，如果借用西方社会学家的语言来说，是原始群体的解体，从群体到个人的过程，这个观点诸位如有兴趣可以参看梅因的《古代法》，也可以看马克思的著作，很短的一篇，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序言中有段话就专讲这个问题，我在1994年也专门就这个关系写了本书叫《中国单位体制研究》，还有个副标题叫《走出理想城堡》。

    我们回到这个话题的开头，市场经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把原有共同体肢解，将其成员变成追求独立的个体利益的个体，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是从群体走向个体。复杂的社会关系就是建立在这些独立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基础之上，这样，建立原有的共同体或者单位共同体基础之上的道德准则，还能不能够适应于今天这样一个已经被分解了的社会呢？换言之，以德能不能治国呢？这是一个很让人焦虑的问题。当然，我这里不是对江总书记的治国方略提出疑问的意思，我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如果法都不能治，德能治吗？

    而这个问题，在整个十九世纪，西方社会学家都在不断探讨不断设想，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说，现在市场经济的发育，肢解了原有的共同体，使得人成为在市场经济当中追逐独立的个人利益的个体，这个过程正在今天的中国处于逐渐展开的过程当中，也就是群体的衰亡之中，建立在群体基础之上的集体主义、群体主义同时处于衰亡，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个人在成长之中，个人主义也在发育之中，在这样一个时代，德无法治理无法调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惟一的办法就是把法律和个人的权利结合起来，这个结论是托克维尔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后，怀着对本民族的焦虑到美国考察美国人是如何治理她的基层社会和国家的，于是就有了一本重要的著作《民主在美国》。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市场、私有制、竞争它一方面造成破坏原有的共同体，一方面造成了整个社会整个民族的复杂的有机的关系，社会变成了一个有机体，而从前的社会包括计划经济，很难说是一个有机的社会，简单的比方，唐山发生了毁灭性的地震，但对中国居民的影响几乎是微乎其微的，甚至对中国的经济也没有大影响波动，但我们看看“911”美国世贸大楼被撞塌，不但对美国造成巨大冲击，而且影响到了整个世界，这就是有机和无机的差别。现代的有机社会，是人与之间高度联系密不可分的有机社会。

    而中国的这个有机社会依然处在发育和成长的过程中，但是，这个社会已经在客观上造成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迫使人们从事精细的社会分工，通过一种职业来获取他的报酬，他通过自己的报酬来与市场上他需要的一切产品和劳务相交换，所有的人都需要其他的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个概念也是出于马克思的一个提法，马克思的这个概念又是出自于黑格尔的《法哲学》。但这一过程在人们的日常经验当中，在主观上，我们感受到的是个人与共同体的分离，作为个人，他只感到利益的存在、个人地位的存在，而且，个人的利益和财富必须要通过货币来加以表达，所以，财富就成为个人身份的基础，这个财富又是指个人的财富，这样，就个人主义者和他所处的社会有机体之间是无法建立起意识上的联系的，个人与社会的联系，个人与其小集体的联系，在精神上、在观念上、在个人主观意识上都是建立不起认同的联系的。

    三转型期的社会心理

    十九世纪的相当多的社会历史学家，试图把分化了的个人和有机化的社会打通联系起来，由此运用社会的纪律来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如孔德在1838年建立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说，现在这个社会是工业社会，(此概念来源于1820年的圣西门，基本在整个英国的工业革命接近完成的时候，孔德是圣西门的学生)，他继承和发扬了圣西门的看法，他想出一种看法，对这个新来临的世界提出自己的理解，他认为维系这个社会的，是个人与社会新的对应维系关系，并迫使每一个人用社会的纪律和社会的要求，来约束每一个人的不断膨胀的欲望，而使得社会建立秩序。而这种维系的工具，第一个是语言，第二个是宗教。语言，这里我们不详说，对宗教，他提出旧的基督教不行了，就要创新，叫做“人道教”，以替代原来的上帝为中心的基督教，以人来命名，以爱为中心，以社会为膜拜对象。这个观点被后来另一个社会学家土尔干充分的加以吸收，而在整个十九世纪，这一观念都在进行紧张的摸索当中。

    简要地回顾十九世纪的历史，会发现这和我们今天的情形很相似，我们最近一次精神文明建设会议是在1996年举行的，可能是觉得没意思吧，现在好象没再提精神文明这档子事情了。当然，我们也看到高层领导人的焦虑，这和当年孔德的焦虑也差不多，也和我们的焦虑相似，。因为这个由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由自给社会向商品社会货币社会转型的时代，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过程。而这个千年未遇的转型还只是刚刚展开，我们对刚刚展开的社会的不适，是产生焦虑、彷徨和牢骚的重要根源。那么，如何在这一时期建立起个人和与社会的联通关系呢？我自己也是很困惑的，找不到一个好的方法。但是，所谓“以德治国”我认为是无效的。因为它没有诊断出我们这个转型时期社会问题出现的症结所在。

    记得我曾经叫一位朋友把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的歌词翻译过来，歌词的最后一段来自席勒的一首诗，它这么说，社会的分散把我们分开，共同的精神把我们凝聚起来。他要找的，是那个把我们所有分散而且相互竞争的个体共同凝聚起来的精神共识、信仰共识，当然，他也没有找到。在德国，我们知道，后来用国家主义来取代共同认识的问题。

    这个从群体到个人的变局，在中国还可以描述为从政治到经济的转轨，以经济为中心替代以政治为中心在今天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但对“经济为中心”和“以政治为中心”这两个范畴的意义，我们并没有把它揭示出来。在计划经济时期，或再往前追溯的中国古代，人们身份的确认和划分是以政治或以权利做标准的。在计划经济时期，可以从权利的多寡和有无把社会分成不同的阶层。那么在这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当中，我们会发现现代社会重要的不是权力，不是POWER，是财富。所以，从权力为中心向以货币财富为中心的转轨，就可以解读为以权力划分阶层转向以财富为中心进行社会划分阶层的运动，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财富在社会分层过程作为标准的确立，就使得权力在财富面前自惭形秽，底气不足，如果掌权者的权力如果没有财富的依托，这个财富不是指掌管者管理的国有资产的财富，而是供其个人消费和炫耀的财富，那么这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权力就是一种责任。而要在这种社会当中找到这样的一个个人，他只有对社会财富负责而不谋求足够的个人财富，要找到这种像大禹、孔繁森、焦裕禄式的官员来执掌现代权力，我觉得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由于在社会价值评判标准的转移，就使得权力者必然将在财产作为自己的证明方式的新标准面前败下阵来。

    那么，这个转轨过程对整个民族的考验也是空前的，从前的封建社会为什么把贵贱原则凌驾于贫富原则之上？为什么要重农抑商？因为商人可能会凭借他的商业财富来改变原来的贵贱等级，所以，封建社会的价值中心是贵贱原则，把贫富原则依附于贵贱原则，贵者享受的越多，譬如皇帝，天下最贵，享有天下财富女子。那么现代社会以贵贱为中心转向财富为中心，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而且以后的发展也必然是以这个原则，我们无法预见到未来还会有什么原则可以取代以财富为中心的原则，当然，按照马克思讲，在将来，社会物质极大丰富，以至于人们不需要以财富来比较高低，就必须出现新的价值判断标准，或者是多元的价值标准。或许今天在欧洲福利国家已经出现的以体育、艺术、探险、环保之类的热潮。

    我们民族进入这个全新的过程是有个适应过程的。在我看，法论工就是对这个社会转型一个不适的群体性的心理反映，他们的那些语言当中，把我们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看做是一个残忍的社会、一个魔鬼社会、地狱，他们认为这个你争我夺的社会是一个堕落的社会，他们要求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要上层次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你物质上失去越多，你的道德会得到越多，这些李弘治的观念，从社会科学理性来看，充满了歪理邪说，当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它却反映了这个社会当中许多阶层中的个体对巨大转型的心理不适而引起的反应，如果，不是我党下决心把法论工宣布为邪教严厉禁止，那么，我可以预言，中国就进入了一个新宗教蓬勃发展的时期，民间宗教极盛的时代将到来。将来回否出现这个局面呢？不知道。

    四劳动力过剩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中国从农耕社会转向工商社会的转轨，一般来讲，我们知识界和政界已经达成了共识，但是，能不能把我们沉淀在小农经济当中的过量剩余劳动力在较短的时间内转移到工商社会来？这个课题，对我们整个知识界而言，由于焦迫的追赶心理而被轻视、缩短，把一个很漫长的、艰苦的、甚至是动乱因素的过程加以短化、甚至于理想化了。

    我们比较早期欧美率先实现资本主义和进入工商社会的国家，它们这一过程的完成，都依赖于一个巨大的海外市场，当时叫做海外殖民市场，从农业流出的劳动力，转向工商社会，它们生产的工业品，依靠内需，是无法带动一国的工业化的，它必须依赖广阔的世界市场，所以象英、法等欧美国家(美国是个特例，它的资源特别丰富，有一个可以不断扩张的“国内”)都是依赖海外扩张，从海外获得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以及原材料的供应市场，同时将从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轨过程中大量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向海外转移，如英国，从工业化的早期到完成，在一百年的时期，英国的人口转移出去四分之一以上。在法国，大革命以后，形成了一个小农经济的社会，到了波旁王朝复辟也就是拿破仑失败的1816年，就进入了它的工业化发展时期，而马克思写《法兰西内战》的时候，法国的人口只有3600万，农业人口占65%左右，以小农经济为主，产业工人只占17%左右，和我们今天的比例结构有些类似，不过，不要忘记我们是13亿人口。所有这些完成转型的国家都是人口小国，虽然人均资源比较丰富，但依旧依靠海外的殖民来完成它的工业化过程，而法国踏上工业化的道路后，却持续震荡了百年，等到它的稳定和欧洲的稳定，是到了二战结束以后，到了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

    对中国来讲，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来得太晚，这个被西方打出来的工业化的开始来得太晚，留给中国工业化的整个外界环境大变，整个世界市场已经被第一世界占领，而且也不能容许中国如此之多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海外。19世纪的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是保护自己的产品向海外扩张，促使自己的剩余劳动力向海外转移，而在今天它们的主张就完全不同了，他们一方面要提防着我们这样国家的剩余劳动力向第一国家转移，当然，美国希望我们花了大量资源培养出来的精英分子到他们那里去，据说现在，英、法、德也学美国的样子招募中国的精英分子。中国的剩余劳动力到底有多少，专家有不同的估计，因为这个估计是可以区分为绝对剩余还是相对剩余的，如果计算绝对剩余的话，那么按照现有的核心家庭(关于核心家庭，中国的这一转变也是奇迹，中国的大家族彻底的崩溃变成核心家庭，西方这一转变花了几百年时间，而中国就是五六年的时间，无论是江浙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这种三代同堂的大家族都是瞬间就消失了。)匡算，以家庭规模和机械装备来综合考量，在北方的麦黍区，大概一个家庭可以耕种八十到一百亩左右，在南方的水稻耕种区三十到四十亩土地，这就意味着以中国现有的耕地(耕地在中国传统中有两种计量方式，一是延续民国到解放初期来的税亩，而不是实亩。如在浙江我的家乡，就有大亩和小亩之别，小亩是1.8亩做一亩，大亩是2.5亩做一亩，这种不同的标准之产生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的产量是按产定亩的，如过去明清时代，一亩的产量是三百斤一亩，那么，什一税是一亩交三十斤，政府关心的就是它拿的那三十斤，而不是实际多少亩，如果我那里的产量是一百斤一亩的话，就是三亩做一亩，所以就叫做大亩，而两亩合一亩就是小亩，还有就是丘陵地带农民自己在山上一路开垦上去，这些零碎的土地不计亩。这种产量和平均产量接近的税亩和实亩是一样的，在北方平原地区应当是这样，而在南方，税亩和实亩有较大差距，严格来讲，税亩也是一个比较可信的单位)，不知道现在19亿亩和14亿亩的计量口径和标准哪个更准确，但按照现在的生产力，估计只需要8000万到1亿劳动力就足够，1亿劳动力我们乘以2.5或3这个系数，那么只需要2亿多的农村人口，就可以提供现有社会需求的农业产品，从户籍这个角度讲，就意味着9亿农民，2.5亿就足够，那么多人该到哪里去？当然，我们城市化的发展解决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在这里，又有两个统计口径，一个说是30%，一个说是37%(呵呵，这就是黄仁宇说的“数目字管理”，中国其实是有“数目字管理”的，我查阅过大量的明清县志，税和地都精确到小数点后的四位，这么精确，难道不数目化吗？但问题是，精确的数字后面都是胡说八道)。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能不能在较短的时间转移到工商业呢？现在乡镇企业的就业者大概是有1.2亿，这个民工是7800万，这两个数字的统计口径是有重合部分的，估计这二十年来，我们大约有1.2-1.5亿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商业来，另有1.2-2亿的劳动力沉淀在农村或处于半失业状态。

    有人认为，既然过去的二十年消化了这么多劳动力，那么再过二十年呢？这种线性思维，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不能在较短的时间自我消化如此之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么，我们民族整个的发展战略该做怎样的安排？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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