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血亲情理精神，并且明确把它说成是儒家思潮的"一本"。在批评墨家弟子夷子主张的"爱无差等、施由亲始"的观念时，他曾指出："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孟子·滕文公上》）在这里，孟子就是以"人之亲其兄之子"的"血亲"情感远远高于"亲其邻之赤子"的"兼爱"情感为理由，认为墨家思潮主张以人与人的兼爱情感为本根、再从中推演出父慈子孝的血亲情感，是在"亲情"的本根之外又确立了另一个"兼爱"的本根，因此是所谓的"二本"，并且针锋相对地强调了儒家思潮坚持的与"天之生物"相一致的"一本"原则，认为"孝子仁人"应该以血缘亲情作为从事一切行为活动的唯一本原根据。

    从这种"一本"原则出发，孟子不仅把儒家思潮提倡的基本伦理规范--"仁义礼智"的实质内容全都归结为"事亲从兄"的血缘亲情，主张"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孟子·离娄上》），而且还提出了著名的"推恩"原则，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于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很明显，孟子的这些见解就是要求人们以父慈子孝、事亲从兄的血缘亲情作为唯一的本原根据，一方面通过扩充"我固有之"的"仁义礼智"规范，在个体性方面成为"至大至刚"的"大丈夫"，另一方面通过"善推其所为"的途径，在社会性方面实现"以及人之老、以及人之幼"的普遍性仁爱理想。

    由此看来，孔子和孟子都是把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存在植根于"血亲情理"之中，强调血缘亲情是人们的一切行为活动能够成为正当合理的根本原因，从而赋予了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血亲情感以"本原根据"的意义。

三

    孔子和孟子不仅赋予了"血亲情理"以"本原根据"的意义，而且还进一步赋予了它以"至高无上"的地位，试图将它置于人们的行为活动应该遵循的其他一切准则之上，使之成为其他一切准则都必须无条件服从的最高原则。

    孔子已经开始通过一些具体的命题，指认血亲情理所具有的至上地位。例如，他曾明确指出："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本来，面对当时"天下之无道也久矣"的历史现实，孔子毕生都在孜孜以求地力图实现"天下有道"的理想目标；因此，要求人们在一切情况下都能够自觉地选择和坚守"人间正道"，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然而，为了强调血亲情理精神不仅具有本根的意义、而且具有至上的地位，他却认为人们可以不必考虑"父之道"究竟是"正道"还是"非道"的问题，仅仅为了实现血亲情理之"孝"，就无条件地做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宋代儒家学者在解释这一命题时曾明白指出："如其道，虽终身无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则三年无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转引自朱熹：《论语集注·学而注》）换句话说，即便"父之道"属于"非道"，"孝子"也应该出于父子亲情，至少在三年之内始终坚守"父之道"。这种看法显然是将"孝子之心有所不忍"的血缘亲情置于孔子自己也明确认可的"天下有道" 的理想目标之上，认为按照血亲情理的原则，"父之道"可以高于"天下有道"。

    再如，孔子曾针对叶公说的"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提出异议，指出："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本来，孔子很为重视"诚实正直"的普遍规范，甚至批评微生高在他人借醋的时候有意隐瞒真相的做法为"不直"（参见《论语·公冶长》）；因此，要求人们在一切事情上（包括在攘羊这件比借醋严重得多的事情上）都能够做到"证之"而"直躬"，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然而，为了强调血亲情理精神不仅具有本根的意义、而且具有至上的地位，他却明确主张"诚实正直"的普遍准则并不适用于父子之间的血亲关系，从而将"父子相隐"的血亲规范置于"诚实正直"的普遍准则之上。

    孟子也曾通过一些具体的命题，明确肯定了血亲情理所具有的至上地位。例如，他曾公开主张"父子之间不责善"（《孟子·离娄上》），甚至认为"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孟子·离娄下》）。本来，孟子十分强调"性善"、"为善"对于一切人的重要意义，并且指出"责善，朋友之道也"（《孟子·离娄下》）；因此，要求父子之间也能通过"责善"的途径扩展充实人人固有的"性善"之端，应该说是顺理成章。不过，为了强调血亲情理精神不仅具有本根的意义、而且具有至上的地位，他却明确主张父子之间不应该"责善"，以免贼害血缘亲情之"恩"。这种看法显然是将"父子有亲"的血亲情理置于孟子自己也明确认可的"责善"准则之上，认为"父子有亲"的血亲情理可以高于"性善"、"为善"。

    再如，孟子曾明确指出："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告子下》），从而把这两位圣贤主要视为"事亲从兄"的最高典范，并且尤其推崇舜在"父顽、母嚣、象傲"的家庭氛围中依然能够"尽事亲之道"，成为"大孝"的"人伦之至"。为了说明这一点，他还举出两件事情作为例证。第一个事例就是：面对"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的局面，舜可以根据"父子有亲"的血亲情理，"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第二个事例则是：对于"至不仁"的弟弟象，舜可以根据"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的血亲情理，对他加以提拔任用、"封之有庳"，公开宣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万章上》）。本来，舜身为天子、又是圣贤，理应以身作则地坚持遵守法律、任人唯贤的普遍准则，由此在"平治天下"中实现"王道仁政"的社会性理想目标；然而，在这两个事例中，他却是要么将"父子有亲"的血亲情理置于遵守法律的普遍准则之上、以致不惜徇情枉法，要么将"兄弟有爱"的血亲情理置于任人唯贤的普遍准则之上、以致不惜任人唯亲。至于孟子对舜的这些做法的积极认同，显然也是为了强调血亲情理精神不仅具有本根的意义、而且具有至上的地位。

    进一步看，孟子甚至没有满足于仅仅通过一些具体命题或是特殊事例指认血亲情理的至上地位，而是还试图运用一般原理的形式，强调血亲情理可以凌驾于人们的其他一切行为准则之上，成为人的存在的最高原则。他所说的"事亲为大"（《孟子·离娄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孟子·万章上》），就明确肯定了对于"孝子"来说，没有其他任何行为规范可以凌架于血亲情理的"尊亲"原则之上，因为只有后者才能具有至高无上的终极地位（"为大"）。事实上，他之所以抨击夷子有关"爱无差等、施由亲始"的主张、强调"人之亲其兄之子"的"血亲"情感远远高于"亲其邻之赤子"的"兼爱"情感，正是旨在凸显血缘亲情的这种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并由此确立了儒家思潮始终坚持的"爱有差等"、"爱莫大于爱亲"的原则。结果，在孟子看来，只要能够符合血亲情理的"事亲为大"原则，哪怕"孝子"的举动违背了人类行为的其他一切规范，依然可以说是正当合理。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孔子赞同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父子相隐，直在其中&q uot;，还是孟子主张的"父子之间不责善"，或是孟子认同的舜的徇情枉法和任人唯亲等做法，都是"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的血亲情理精神的具体体现；因为只有把血亲情理视为至高无上的最高原则，这些明显违背了孔子和孟子自己也明确认可的各种准则的做法，才会成为正当合理的行为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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