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生物学知识的萌芽和积累

〔从原始社会至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以前）〕

距今约七、八千年前，黄河、长江流域各氏族部落在长期的采集、种植植物和渔猎、驯养动物等实践中，创立了原始社会文化，并形成了若干文化系。在大量的彩陶绘画和陶塑等出土文物中，保存了丰富的直观的动、植物知识。例如：黄河流域中、上游，仰韶文化系半坡文化的奔鹿、飞鸟、游鱼、鸟衔鱼；庙底沟文化的花瓣纹、蟾蜍纹、蜥蜴纹、壁虎纹、陶鹗鼎；马家窑文化的核果纹、豆荚纹、太阳植物纹；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的花瓣纹、狗（一种陶制的炊事器具）。长江下游河姆渡文化的禾苗纹、稻穗纹、叶纹、鱼藻纹、猪纹陶器、狗形器等；良渚文化吴江梅埝的蚕纹。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系天门石家河的长尾鸟、猪、羊、龟、象、鸡、狗、豹、猴、鼠等红陶捏塑的小动物。形态都很生动、逼真。尚书·尧典》记载尧时人们已观察到鸟兽在不同季节中的交尾、繁殖、脱羽、换毛等生理变化。

　　夏代（公元前21～前16世纪）起，中国开始进入以农立国的奴隶社会，春秋时期流传的《夏时》（即《夏小正》），是一部以动植物的生长、繁殖、行为、习性等为基础，结合天文、历象而制定的指导农事活动的物候历。书中记载了几十种动植物在不同季节气候条件下的生长和繁殖，以及鸟类的迁徙、鱼类的洄游、鹿角脱换、熊类冬眠等周期性生理现象。

　　商代（公元前16～前11世纪）甲骨文中有不少动植物的名称。考其字形结构：禾、秫、黍、粟皆从(禾)形；桑、栗、杞、柏从（木）形；虫、蚕、蛇(它)从（虫）形；鱼、从（鱼）形;鸟、雉、鸡、燕从（鸟）形；犬、狼从（犬）形，等等。表明当时人

们已能根据动植物的外形特征，辩认不同种类的动、植物，从而出现最早的分类刍型，例如，植物有禾（草）、木二类(甲骨文的草、竹不分,有时草、木也不分，禾即由木分化而来)；动物有虫、鱼、鸟、犬、豕、鹿、马等类。解剖动物和人体是在祭祀杀牲和刑戮等活动中进行的。卜辞中有“它 牲”、“它 羌”、“它 人”的记载，即为明证。它写作,学者研究“”(读若拖)有剖腹支解之意，即解剖其腹肠，又解其肢体。甲骨文（囟）字，其形似头壳,中间的“+”示颅骨缝间有相连的纹理。象形心脏，中间的两点象血，显示心脏有藏血的功能。 甲骨文的“”（骨之初文）字写作Z中间的“丿”示骨干，两端的“八”示骨骺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人体解剖和生理方面的认识。

　　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前 771年）还设置了一些官吏，从事动、植物资源调查、辨名物、察地形，别土宜以及农田管理等事项，也积累了不少有关动植物的知识(《周礼·地官·司徒》)。大约成书于春秋中叶的《诗经》，记有黄河流域中、下游和长江以北地区的植物约130种,动物约90种。在《诗经》和《周礼》中载有一些动植物形态和生境以及动、植物的分布等知识。

　　夏、商、周时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观。一种认为生命是天神赐予的。如《诗经·生民》：“诞降嘉种，维 (ju)维 (pi)，维 (men)维 (qi)。”《商颂》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国语·周语》：“我姬氏出自天鼋(yuan)”，即周代的祖先也是由“天鼋”产生的。另一种认为：生物是由另一种生物变化来的。《夏小正》有“鹰则为鸠”、“田鼠化为 (ru)”等记载，认为鸠由鹰转化而来，是田鼠变成的。这种“化生说”或“自然发生说”，一直流传于古代。西周末年，史伯在原始“五行说”的基础上提出“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认为这五种不同性质的物质的相互作用就能产生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万物。稍晚,春秋时期的管仲(卒于公元前645年)及其后学则认为“水”是“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也”(《管子·水地》)，水是产生万物（包括生命）的物质基础。与史伯几乎同时的伯阳父，也在原始“阴阳说”的基础上提出“气”和“阴阳”的概念，认为阴、阳二气的对立而产生自然变异现象。春秋末年，阴阳说和五行说相汇，对于人们认识生命现象，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