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逐步形成较系统的生物学知识

从春秋中叶至南北朝（公元前6～公元6世纪）〕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其文化特点是“学在四夷”。由于私人学派和集团的形成，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大解放。他们以其所掌握的有关知识去探索并试图解答从社会到宇宙本源的种种问题，建立了各自的学说，从而促使经验性的生物学知识得到某种初步的整理和说明，出现了不少农学、医学、药物学（本草）和有关动、植物的著作，在实践和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蕴含在农学、医学、本草、哲学以及在铨释经典的训诂学中的分别阐述形态分类、生理、生态和生物发生发展等方面内容的比较系统的生物学知识。

秦汉之际(公元前 3世纪)，释经的词书《尔雅》有“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诸篇，记述植物200余种，动物100余种。甚至对某些动植物体的不同部位和功能都各有专名，莲属的荷(Nelumbonucifera)，其茎名茄(jia)，叶名 (xia)，茎下端近泥处名（mi），花名菡(han)萏(dan),果实名莲，根名藕,种子名 (di),种胚名薏：称麋鹿的反刍为 齿益  (yi);称猕猴和鼠兼 (音与口兼 同)鼠所具有的“颊里藏食”的现象为“口兼”(qian)。称鸟的食管后段暂时贮食的膨大部分为嗉。《韩非子·解老》说：树木的根部有“直根”（主根）和“曼根”（须根）之分，前者具有“建生”（支撑）的作用，后者具有“特生”（摄取营养）的作用。东晋葛洪(284～364)《肘后备急方》记载沙虱[蛛形纲恙螨科(Trombiculidae)的恙螨之古称]的形状“正如疥虫， 著火上映光方见行动”等等。至于根据家畜外形来挑选马、牛等家畜的知识，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帛书《马经》(残卷)以及《后汉书·马援传》中均有所反映。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约成书于533～544年间)更全面地总结了秦汉以来人们利用微生物的经验,认识到制酱主要依靠“麦”(wan)中的“衣”(即黄曲霉的菌丝)的作用。麦又称为“黄衣”，因其“衣”色黄而得名。指出“白醭”(bu)对酿造有害。白醭大概是影响酿造的产酸杂菌。该书将黄衣、黄蒸和蘖列为专章（《黄衣、黄蒸及蘖六十八》）论述，表明当时已意识到它们都含有黄色发酵物。该书还记有“若粪不可得者，五、六月种豆，至七八月犁掩杀之，……则良美与粪不殊，又省功力”（《种葵第十七》），表明当时已知豆科植物可以增加肥力，等等。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在讲到人体结构和功能时,已强调解剖测量,讲求大数。《灵枢经》的《肠胃》、《平人绝谷》诸篇，记录了从口到肛门的肠胃消化道各部的具体长度、宽度、重量、容量、周长和直径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胃肠的形状结构和功能。

《内经》中还谈到“心主身之血脉”《素问·痿论》，“脉者，血之府也”。(《痿论》、《脉要精微》)“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素问·举痛》还认识到血是由营气和津液化生而成，循经脉而运行周身，向各器官提供营养物质(《灵枢经》的《邪客》、《本藏》)。这是关于心脏、血管和血液之间关系的早期描述。《灵枢》还描述了肺、脾、肝、肾、膀胱、胆、脑、女子胞等器官,并认识到肺司呼吸,外与鼻通(《灵枢·脉度》)；肾与膀胱相接，膀胱有贮存尿液的功能（《灵枢·五癃津液别》）等。对男女生长发育的过程及其生理特征也有较切实的描述（《素问·上古天真论》）。战国时期人们已认识到人的精神活动依赖于感觉器官；内脏器官(“心”)的活动异常，会影响到精神状态（《荀子·正名》）。反之，精神状态对内脏器官也有影响，“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以，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曾概括地指出，“形具而神生”（《天论》）。认为形（有机体）是神(生理功能和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他把人体结构与生理功能和精神活动联系起来视为统一的整体。关于动、植物的分类原理也有很大的进步。春秋时期，已有人把生物分为植物和动物；动物又分为小虫和大兽。其中植物又分 (zao)物(柞、栗之属)、膏物（莲、茨之属）、（hu）物（梅、李之属）、荚物（荠荚、王棘之属）和丛物〔萑(huan)苇之属〕等五类；动物中的大兽又分为鳞物(鱼蛇之属)、介物(龟鳖之属)、羽物(鸟类)、毛物(兽类)和类（人类和猿类）(见《周礼·地官》和《考工记·梓人》)。这大概与阴阳五行之说有关。

古代植物的分类原理是同逻辑分类原理联系在一起的。战国晚期，荀子在后期墨家逻辑分类概念的基础上，吸取了当时的学术成就，明确地提出制定名称或概念的目的，在于“明贵贱（社会等级）”、“辨同异（事物之异同）”。在辨别事物的同异时，要求从考察事物的形、色、声、臭入手，采取“取类比象”的方法，把类似的东西放在一起，以一个东西为模式，共同约定名称。这样，“约定俗成谓之实名”。他在后期墨家“类”概念的基础上，把名分为“共名”和“别名”两类；“共名”之上还有“共名”，“别名”之下还有“别名”。他运用这种逻辑分类法,按照事物本身的自然属性,把自然分为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有生命的又分为无感知的和有感知的；有感知的又分为有思想的和无思想的。他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尔雅》中所反映的动植物分类系统，正是按照这种逻辑分类原理，根据形态特征，分生物为草、木、虫、鱼、鸟、兽，而且在每类之下，又将某些具有共同特征的种类排列在一起，以示其同类。如草类有菌类、藻类、葱蒜类、蓬蒿类等；木类有榆类、桑类、楝(槭树)类;虫类有蝉类、蚊类、蚕类等;鸟类有雉鸱、枭类等。兽类中更有“马属”、“牛属”、“鼠属”等名称。书中还明确提出“四足而毛谓之兽”、“二足而羽谓之禽”、“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zhi）”的分类概念。这是以动植物形态特征为依据的“取类比象”的人为分类定名法。晋代的《南方草木状》也记述了当时岭南地区即今广东、广西和越南北部等地的植物80种，分为草、木、竹3类。南朝梁代陶弘景(456～536)的《本草经集注》，将药用动、植物分为草木、果、菜、米实、虫、兽等类。

在生物习性以及生物与其生活条件的关系方面,《礼记·月令》和《淮南子》中记有熊、介 (龟)、鳞(蛇)都有冬眠的习性。不同的动物吃了同一种植物会产生不同的后果,“鱼食巴菽(豆)而死,鼠食之则肥”（《说林训》）。动物食性不同,其生理功能也各异,牛、羊、麋、鹿食草,“善走而愚”,虎、豹、鹰、雕食肉则“勇敢而悍”(坠形训)。天将要刮风、下雨时，由于“阴阳二气相动”,会出现“鸟翔”、“鱼”(yan)的现象（《泰族训》）“水浊则鱼□”，是因为水中“短气”的缘故（《淮南子》中的高诱注）。《吕氏春秋·精通篇》记有“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亏”。“实”指肉体丰满，“虚”即肉体不丰满。其实蚌蛤肉体丰满,与其生殖腺增大有关；而生殖腺之增大与否,又与月之盈亏（即月的运行周期）有关。东晋郭璞(276～324)《蚌赞》有“含珠怀，与月盈亏”的诗句，也讲到蚌蛤的生殖与月之盈亏有关。其他如“葵之向日”、“鸡知将旦,鹤知夜半”以及“日短至”,“鹿角解（换角）”等记载，分别反映生物与昼夜节律和日之运行周期有关。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思辨性的生态概念。《庄子·山水》中讲到蝉、螳螂、异鹊之间吃与被吃的关系，提出“物固相累，二类相召”的概念。认为不同种类的生物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关系。汉代刘安则进而指出动物间“喜而相戏，怒而相害”的互助、竞争行为是“天之性也”（《淮南子·兵略训》）。

《管子·地员篇》中专门述及在地势高低、土质优劣和水泉深浅不同的条件下,所宜于生长的不同植物;述及生长在5种高度不同的山地植物的垂直分布现象。进而提出“凡草土之道,各有毂造，或高或下,各有草物”的生态概念。汉代在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的措施中，特别强调保护幼树、孕兽、幼雏、幼畜，只有这样，才能使“草木之发若蒸气，禽兽之归若流泉，飞鸟之归若烟云”（《淮南子·时则训》），才能丰富动植物资源。

在生物发生、发展方面。春秋末期，老子（生卒年不详）在阴阳说的基础上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的学说，认为“道”是产生万物（包括生物）的本源。庄子（约公元前 369～前286）及其后学继承和发挥了老子的观点,并提出“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庄子·寓言》）的循环变化观。西汉初,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在黄老学派的宇宙生成论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生物“同出于一（气），所为各异：有鸟、有鱼、有兽,谓之分物。方以类别,物以群分。性命不同，皆形于有。隔而不通，分而为万物。莫能反宗”（《淮南子·诠言训》）的朴素的生物发生、发展的观点。他还描绘了一幅生物变化的图式，认为这些不同类别的生物在其演变进程中“肖形而蕃”(《坠形训》),“由本至末,莫不有序”(《兵略训》)。刘安还把生物因生活条件的改变而导致枯槁、死亡和变异等现象，归因于环境（“势居不可移”）和遗传(“形性不可易”)。《齐民要术》在述及选优汰劣时，不仅注意到母畜孕期及仔畜出生时的生活条件，还注意到亲代和子代的遗传关系，“母长则受驹，父大则子壮”。此外，该书还描述了马与驴杂交产生的骡子“形容壮大，弥复胜马”的杂种优势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