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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在中国文献中，“文明”最早见于《易•乾•文言》和《尚书•舜典》，是指人们创造的用以区别“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一整套“形式符号系统”，也就是先秦儒家津津乐道的“礼乐制度”，它们的主要功能是为政治服务，所以古代中华民族的“文明”主要是指“政治文明”。 　　其次是“文明”与“城市”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这在中西民族是高度一致的。在起源的意义上，英语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即源于拉丁文的“civitis”（城市）。在中国周代，建立“城市”的标志是不同于野蛮部落的祭祀与礼仪中心，如《诗经•大雅•緜》记载的“乃立冢土”。按照礼仪制度组织起来的人类活动，构成了最初的城市生活方式。在实践的意义上，依附于城市的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建立“夷夏之别”，有“礼乐”即“夏”（文明人），失“礼乐”则为“夷”（野蛮人）。英文的“civilization”一词，最初也是指城市居民的风俗、习惯和道德的高贵。城市文明的出现，第一次从文化模式上区别开“文明人”与“野蛮人”，构筑了“城市”与“乡村”在生活方式上的分界线。从当代语境看，与乡村、城镇及传统城市相比，城市、特别是大都市的“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均获得了更高的发展，因而，一般性的“物质文明建设”与基本的“政治、法律制度建设”，已不能体现出城市文明在当代的发展水平，而作为一个社会更高发展目标的“精神文明建设”与“文化理想追求”才是其代表或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