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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邓小平结识，最初是在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会后，毛泽东前往湖南组织秋收暴动，邓小平也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四年以后，二人重逢在中央苏区。

1931年秋天，毛泽东与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几位领导人项英、朱德等转战来到瑞金，着手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有关事宜，同时检查地方工作。这种检查当然是全面的调查和评估，除了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之外，其中相当重要的还有社会稳定的程度。这是确定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能否定在瑞金的一个重要因素。当时，邓小平是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领导一个十几万人口大县的工作。

邓小平是同年8月赶到瑞金的。当时的瑞金，正惨罹肃反扩大化之祸。原县委主要负责人为了肃清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在全县范围内大搞逼供信，县苏维埃、县工会许多干部被害，一些群众被错杀。邓小平到任后，果断地纠正了滥捕滥杀的错误，并重组各级政权，安抚无辜受害群众，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这样，民心甫定，社会又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毛泽东听了邓小平等人的汇报，相当满意。27岁的县委书记，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胼手胝足，励精图治，创出如此佳绩，实属难得。这在毛泽东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邓小平同处一城，彼此接近，但是时间很短。次年春，邓小平调至会昌。邓小平是个勇于进取的人，他在会昌任职直至担任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期间，一直是为政察察，兴利除弊，工作热火朝天，老百姓十分拥护苏维埃。但是，邓小平与临时中央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原则分歧，终于导致了他革命生涯中的第一遭坎坷。

从1931年起，邓小平即表现了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仰”。赣南会议之后，他又与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毛泽覃、任赣东特委书记的谢唯俊、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的古柏等同志对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政策进行了公开抵制，进而在实际工作中提出或执行了与之不同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原则和方针。例如，在经济政策上，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给富农以经济出路”；在作战方针上，主张诱敌深入，反对军事冒险；在扩红原则上，主张由群众武装逐级发展为主力红军，等等。这些思想，可以说是受了毛泽东的影响，也是若干年来被苏区的革命斗争邓小平交往实录反复验证的成功经验。这时，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心是相通的。在当时苏区党、军队和苏维埃政权的中高级干部中，持有或支持类似观点的同志不在少数。这在1931年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恰如一股潜行的地火在积蓄、汇集，形成了维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坚强力量。

这股健康力量的主要人物都程度不同地遭受了打击。但邓小平所受处分之重，既有所谓“寻乌事件”所招致的“失地”之咎，也因其不肯按临时中央领导人的要求作检查。于是，邓小平被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而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相继被免去了县委书记和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先去一个偏远的地方作“巡视员”，继而又到乡村参加垦荒，近似于“劳动改造”。

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是不得人心的，即使在当时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

适逢此时，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日趋紧张，对毛泽东或明或暗的指责以及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批判，不久就一起湮没于黎川和广昌前线那震天的枪炮和喊杀声中了。

对苏区的这场党内斗争，“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以颠倒的方式反映了其基本面貌。“小组织”和“派别活动”当然是子虚乌有的，而邓小平等人从思想到行动皆站到毛泽东的立场上则是事实。毛泽东对此心里十分清楚。

1934年10月，邓小平、谢唯俊被允许随队长征，毛泽覃、古柏则被留在苏区坚持武装斗争。1935年，毛、谢、古先后在赣南、陕北和粤东战死，邓小平成了“江西罗明路线”代表中仅存的人物。遵义会议前后，邓小平的境况逐渐改善，由《红星报》主编改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变化，邓小平的职务不断擢升。抗日战争爆发，邓小平先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半年之内，又被任命为一二九师政委，成为独当一面的统兵大员。这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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