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市场机制配置人才并使其各尽所能，既包括各类人才通过市场竞争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也包括不那么合适者也要通过市场竞争重新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但重要的一条是按市场规则来办

在我们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急需人才的当下，何以大学毕业生（包括硕士、博士）就业却成了大难题？

一方面，人才强国战略已成共识而一些人才又难有用武之地；另一方面，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又极其严峻———徐善衍委员在刚刚结束的两会上介绍，据近期一项同日本、美国、欧盟15国的比较调查，我国公众对“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了解程度均为倒数第一；另据2003年一次最新公民素质调查表明，目前我国达到公民科学素质标准的人口比例为2％，而美国两年前就达到了17％；再据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2003~2004》说，中国的成长竞争力指标在102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44位，其中经济方面的指标排列较靠前，而体现公民素质的指标拖了后腿。

张杰庭委员更是因为“每年因中国学生出国而流向国外的资金高达20亿美元”，而提出“中国最大的逆差是教育逆差”。

严峻的现实要求我们的人才问题的解决必须有一个大的突破———当然不能认为大学毕业生都是人才，但这肯定是一个量大面广的人才群体，而且其就业难又是一个相当典型的问题，因而以此作为切入点来讨论当下的人才问题应该有某种启发意义。

一方面，大学的人才培养结构与社会需求存在矛盾；另一方面，急需人才的诸多岗位却又人满为患。谁为发展所必须的人才负责？就教育生产而言，当然要研究市场需求———虽然这也是个大课题，但从近年的情况来看，似乎这恐怕还不是很难解决的；就大学毕业生而言，短时间内彻底转变就业观念恐怕难度大些，但应该相信，比较多地接受了市场价值的大学毕业生们在现实面前应该也能够较快地适应。现在的问题———恐怕也是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如何解决“诸多岗位的人满为患”？解决“诸多岗位的人满为患”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尤其是人事制度的改革———通过包括市场在内的诸种办法，让那些事实已经证明确实不适应现代经济社会要求的人们到能够适应的位置上去；给那些适应，或可能适应现代经济社会要求的人，比如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们以施展才能的空间。

这当然也并不意味大学毕业生们就个个都能“适应现代经济社会要求”，或者说他们个个都是人才，相反，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也确实有不少这样和那样的不足———但我们必须承认，就其整体而言，他们受过相对严格的专业训练，不仅大多知识面较宽，而且思想方法也较为科学，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的锻炼，大多会适应，甚至会成为现代经济社会的行家里手的。

由此可以肯定，“人才工作的活力”确实“取决于体制和机制”，取决于我们的人事制度改革。

关于如何改革人事制度，厉有为委员的两点建议或许会给我们某种启发：一是按市场机制运作，比如公有制企业的经营领导人才的培养、评价、选拔、使用、流动、配置和激励均应采用市场化运作模式，改进现行的行政管理办法；二是将业务类公务员单列出来，让他们在自己的序列中努力钻研业务，依法、依规地有序晋职、晋级，克服“千军万马”挤科长、处长“独木桥”的局面。

按市场机制配置人才并使其各尽所能，既包括各类人才通过市场竞争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也包括不那么合适者也要通过市场竞争重新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但重要的一条是按市场规则来办———这应该是落实人才强国战略中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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