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压力大、生活负担重、精神包袱沉，这‘三座大山’让许多知识分子‘不堪重负’，不少人英年早逝，令人痛心。”在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中年知识分子“过劳死”的状况引起委员们的广泛关注。

document.write("");ad_dst = ad_dst+1;      据上海社科院最新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北京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从10年前的五十八九岁降到调查时期的五十三四岁，比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北京市平均寿命75．85岁低了20岁。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张燕瑾对此痛心疾首：“现在知识分子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不少人是在透支生命！”

张燕瑾委员以大学老师举例说明：“每人一年要承担数百个课时的工作量不说，因教学需要还要翻阅大量资料。现在实行各种聘任制，对学术研究要求非常苛刻，规定非要拿到什么国家级、省部级的奖才行，评定职称也规定要在中央级报刊发表多少多少文章，可全国一共才有多少奖、多少种报刊？怎么能保证所有教师都有份？！”

在上海，1994年调查的科技人员平均死亡年龄为67岁，较全市职业人群早逝3．26岁，其中15．6％的科技人员逝于35岁－54岁。“过劳死”正在一个又一个中年知识分子身上显示“淫威”，著名数学家张广厚、音乐家施光南等一批才学横溢的人，都在50岁上下猝然辞世……

“‘过劳死’的共同特点是由于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以致筋疲力竭，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救治不及而丧命。”全国政协委员、江西井冈山医专副校长王伴青指出，长期超负荷工作，往往会出现身体乏力、睡眠不稳、记忆减退、腰痛背酸、食欲不振、视觉紊乱等疲劳症状。但到医院去检查，却又没有明显的病症。

知识分子中“过劳”的现象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上海一份专门针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调查显示，68．5％的人每天睡眠时间不足8小时，60．5％的人没有享用国家规定的每年一次的公休假，59.5％的人从来没有参加过单位组织的疗休养，而生病时有44％的人照常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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