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４９６年，焦急的子贡在四下询问走失了老师孔丘，这时候有一个郑国人对他说：“东门口有一个人，他的额头像唐尧，他的脖子像皋陶，他的肩膀像子产，可是从腰以下比夏禹差三寸，瘦弱疲惫的样子好似丧家之犬。”子贡把这话告诉孔子。孔子笑着说：“他说的形状，那倒未必。但说我像丧家之犬，是啊！是啊！”
    这就是孔子，一个浑身上下充满幽默细胞的老头儿，全然不是千百年来端坐在画像中，端坐在中国人意识深处的“大成至圣先师”的形象。在孔子眼里，要想真正不朽，不在于权力，而在于文化与教育。所以后来儒家称誉孔子为“素王”，没有土地、没有人民，只要文化存在，他的王位的权势就永远存在。
    如果拨开历代对孔子有意无意的神化，直接走入《论语》，我们便会充分地感受到孔子的鲜活，感受到中国第一位职业教师高超的教育艺术、高尚的人格和丰富的情感。
    孔子从３０多岁起，即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他从不因门弟、资质、学费等问题来选择教育对象。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兴办私学的教育家，他主张“有教无类”，认为无论贫富贵贱，每个人都应该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他弟子遍布六国，相传前后有三千余人。
    孔子经常和学生开玩笑。子游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他做着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将那里治理得井井有条，孔子前去看他，乐了：“就这么个小地方，也值得卖力？”子游认真地回答说：“夫子不是经常教导我们，管理国家要从教育老百姓入手吗？我正是按夫子的意思做的呀！”孔子看子游当真了，这才正色告诫其他弟子说：“同学们注意了，子游是对的，我刚才不过是开玩笑而已！”而在另一段记载里，孔子和弟子一块儿畅谈人生理想，子路率直，冉有谦虚，公西华嘴巧，而只有曾皙像没事人似的在弹瑟，然后满不在乎地说，他只想在晚春的时候，带一帮孩子戏水吹风。孔子长叹一声：“吾与点也！”而一旦有人把孔子惹急了，他也会破口大骂。比如当时有人用人形陶俑陪葬，孔子就恨恨地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直接骂人家断子绝孙。
    在教学上，孔子并不刻意把自己装扮成全知全能的形象，而是坦白地承认自己知道的非常有限。 事实上，夫子也有非常狼狈的时候。他曾经在路上遇到两个小孩争论太阳何时离地面最近的问题，他们请求孔子当裁判，孔子面红耳赤，无以言对，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不知道。两个孩子很失望，嘲笑他说：“人说你是无书不读的圣人，谁说你知道的比别人多呢？”但是孔子素来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哪怕是在孩子们面前。孔子到了周公庙，事事都向人请教，有人讥笑他不知礼。孔子的答复是，不懂就得问，正是礼。他时常承认自己不如老农，不如老圃，不如采桑女，并且感叹：“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
    孔子很注重教学方法，能够做到因材施教。子路和冉有问了孔子同一个问题：“听到了道理，就要马上做吗？”孔子知道子路比较急躁，就回答他说：“你有父母在啊，应该先问问他们，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自己拿主意呢？”而回答冉有却截然相反：“是啊，马上做！”原因是冉有胆子比较小，凡事再三思量还是下不了决心，所以要鼓励他勇于行动。孔子还善于启发诱导，他常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要求学生能够独立思考问题。他独创“五步教学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些都给后世以深刻的影响。孔子还特别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在孔子那里，学习的外延就是生活，孔子讲礼，讲政事，讲做人，总是习惯结合当时的时事让学生展开讨论，让学生在讨论中明辨是非，领悟做人的道理。孔子重德胜过重才，重实践胜过重知识，而当子夏特别喜欢读书的时候，孔子还特意提醒他不要念成书呆子，这，正是不折不扣的素质教育，人文教育。
    不但如此，孔子还以他光辉充实的人格感染着学生。这种人格，包括高度的原则性，百折不挠的精神毅力，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谦虚谨慎的待人之道……孔子有一次被围困在陈蔡交界的荒野，断了粮，有一些弟子产生了动摇，孔子说：“君子始终坚持理想，所以才会有这样艰难的处境，并且也能够挺住。”然后照样讲学、弹琴、唱歌。有这样的人格，这样的气概，难怪他的弟子将他比做日月，并在他死后为他守墓三年。
    孔子在教育学生方面也并非尽善尽美。有一个叫宰予的另类学生，“利口辩辞”，很让孔子头痛。孔子说父母过世，应该服丧三年，宰予则认为一年就足够了。孔子问：“居丧时你吃着稻米等精美食物，穿着锦缎的华丽衣服，你安心吗？”宰予回答说：“安！”孔子很生气，说：“那你就这么做好了！”另一次，宰予白天睡觉，孔子本来就对宰予有成见，就非常严厉地批评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现在看来，宰予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学生，而且很有创新精神和求异思维，可惜孔子有着强烈的复古倾向，对于这样的学生，也就难免有失温柔敦厚之旨了。
    孔子的局限当然不止于此。苏格拉底被称为“西方的孔子”，但他的教育方式就与孔子有明显的不同。《论语》是语录体，而苏格拉底则以对话的形式来谈论自己的思想。论语中对话很多，但《论语》中的对话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所谓的启发式带有很强烈的设毂意味，是类似于“教义问答”的权威对话和独白。孔子自己其实也是述而不作，对古人亦步亦趋。而苏格拉底在对话中没有预设的前提，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双方是自由的，平等的。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老师，但我更爱真理！”这种态度使得后人能够不断地超越苏格拉底而建立起自己的体系。而孔子的学生，只是尽力去体会揣摩老师的意图，没有人会想到要超越，而后世的无数学子孜孜不倦所做的，只是为圣人作注解，然后代圣人立言而已，宰予一类的学生是没有生存空间的。这种教育方式，或许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原地踏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公元前４９６年，焦急的子贡在四下询问走失了老师孔丘，这时候有一个郑国人对他说：“东门口有一个人，他的额头像唐尧，他的脖子像皋陶，他的肩膀像子产，可是从腰以下比夏禹差三寸，瘦弱疲惫的样子好似丧家之犬。”子贡把这话告诉孔子。孔子笑着说：“他说的形状，那倒未必。但说我像丧家之犬，是啊！是啊！”
    这就是孔子，一个浑身上下充满幽默细胞的老头儿，全然不是千百年来端坐在画像中，端坐在中国人意识深处的“大成至圣先师”的形象。在孔子眼里，要想真正不朽，不在于权力，而在于文化与教育。所以后来儒家称誉孔子为“素王”，没有土地、没有人民，只要文化存在，他的王位的权势就永远存在。
    如果拨开历代对孔子有意无意的神化，直接走入《论语》，我们便会充分地感受到孔子的鲜活，感受到中国第一位职业教师高超的教育艺术、高尚的人格和丰富的情感。
    孔子从３０多岁起，即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他从不因门弟、资质、学费等问题来选择教育对象。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兴办私学的教育家，他主张“有教无类”，认为无论贫富贵贱，每个人都应该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他弟子遍布六国，相传前后有三千余人。
    孔子经常和学生开玩笑。子游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他做着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将那里治理得井井有条，孔子前去看他，乐了：“就这么个小地方，也值得卖力？”子游认真地回答说：“夫子不是经常教导我们，管理国家要从教育老百姓入手吗？我正是按夫子的意思做的呀！”孔子看子游当真了，这才正色告诫其他弟子说：“同学们注意了，子游是对的，我刚才不过是开玩笑而已！”而在另一段记载里，孔子和弟子一块儿畅谈人生理想，子路率直，冉有谦虚，公西华嘴巧，而只有曾皙像没事人似的在弹瑟，然后满不在乎地说，他只想在晚春的时候，带一帮孩子戏水吹风。孔子长叹一声：“吾与点也！”而一旦有人把孔子惹急了，他也会破口大骂。比如当时有人用人形陶俑陪葬，孔子就恨恨地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直接骂人家断子绝孙。
    在教学上，孔子并不刻意把自己装扮成全知全能的形象，而是坦白地承认自己知道的非常有限。 事实上，夫子也有非常狼狈的时候。他曾经在路上遇到两个小孩争论太阳何时离地面最近的问题，他们请求孔子当裁判，孔子面红耳赤，无以言对，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不知道。两个孩子很失望，嘲笑他说：“人说你是无书不读的圣人，谁说你知道的比别人多呢？”但是孔子素来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哪怕是在孩子们面前。孔子到了周公庙，事事都向人请教，有人讥笑他不知礼。孔子的答复是，不懂就得问，正是礼。他时常承认自己不如老农，不如老圃，不如采桑女，并且感叹：“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
    孔子很注重教学方法，能够做到因材施教。子路和冉有问了孔子同一个问题：“听到了道理，就要马上做吗？”孔子知道子路比较急躁，就回答他说：“你有父母在啊，应该先问问他们，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自己拿主意呢？”而回答冉有却截然相反：“是啊，马上做！”原因是冉有胆子比较小，凡事再三思量还是下不了决心，所以要鼓励他勇于行动。孔子还善于启发诱导，他常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要求学生能够独立思考问题。他独创“五步教学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些都给后世以深刻的影响。孔子还特别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在孔子那里，学习的外延就是生活，孔子讲礼，讲政事，讲做人，总是习惯结合当时的时事让学生展开讨论，让学生在讨论中明辨是非，领悟做人的道理。孔子重德胜过重才，重实践胜过重知识，而当子夏特别喜欢读书的时候，孔子还特意提醒他不要念成书呆子，这，正是不折不扣的素质教育，人文教育。
    不但如此，孔子还以他光辉充实的人格感染着学生。这种人格，包括高度的原则性，百折不挠的精神毅力，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谦虚谨慎的待人之道……孔子有一次被围困在陈蔡交界的荒野，断了粮，有一些弟子产生了动摇，孔子说：“君子始终坚持理想，所以才会有这样艰难的处境，并且也能够挺住。”然后照样讲学、弹琴、唱歌。有这样的人格，这样的气概，难怪他的弟子将他比做日月，并在他死后为他守墓三年。
    孔子在教育学生方面也并非尽善尽美。有一个叫宰予的另类学生，“利口辩辞”，很让孔子头痛。孔子说父母过世，应该服丧三年，宰予则认为一年就足够了。孔子问：“居丧时你吃着稻米等精美食物，穿着锦缎的华丽衣服，你安心吗？”宰予回答说：“安！”孔子很生气，说：“那你就这么做好了！”另一次，宰予白天睡觉，孔子本来就对宰予有成见，就非常严厉地批评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现在看来，宰予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学生，而且很有创新精神和求异思维，可惜孔子有着强烈的复古倾向，对于这样的学生，也就难免有失温柔敦厚之旨了。
    孔子的局限当然不止于此。苏格拉底被称为“西方的孔子”，但他的教育方式就与孔子有明显的不同。《论语》是语录体，而苏格拉底则以对话的形式来谈论自己的思想。论语中对话很多，但《论语》中的对话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所谓的启发式带有很强烈的设毂意味，是类似于“教义问答”的权威对话和独白。孔子自己其实也是述而不作，对古人亦步亦趋。而苏格拉底在对话中没有预设的前提，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双方是自由的，平等的。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老师，但我更爱真理！”这种态度使得后人能够不断地超越苏格拉底而建立起自己的体系。而孔子的学生，只是尽力去体会揣摩老师的意图，没有人会想到要超越，而后世的无数学子孜孜不倦所做的，只是为圣人作注解，然后代圣人立言而已，宰予一类的学生是没有生存空间的。这种教育方式，或许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原地踏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公元前４９６年，焦急的子贡在四下询问走失了老师孔丘，这时候有一个郑国人对他说：“东门口有一个人，他的额头像唐尧，他的脖子像皋陶，他的肩膀像子产，可是从腰以下比夏禹差三寸，瘦弱疲惫的样子好似丧家之犬。”子贡把这话告诉孔子。孔子笑着说：“他说的形状，那倒未必。但说我像丧家之犬，是啊！是啊！”
    这就是孔子，一个浑身上下充满幽默细胞的老头儿，全然不是千百年来端坐在画像中，端坐在中国人意识深处的“大成至圣先师”的形象。在孔子眼里，要想真正不朽，不在于权力，而在于文化与教育。所以后来儒家称誉孔子为“素王”，没有土地、没有人民，只要文化存在，他的王位的权势就永远存在。
    如果拨开历代对孔子有意无意的神化，直接走入《论语》，我们便会充分地感受到孔子的鲜活，感受到中国第一位职业教师高超的教育艺术、高尚的人格和丰富的情感。
    孔子从３０多岁起，即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他从不因门弟、资质、学费等问题来选择教育对象。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兴办私学的教育家，他主张“有教无类”，认为无论贫富贵贱，每个人都应该有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他弟子遍布六国，相传前后有三千余人。
    孔子经常和学生开玩笑。子游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他做着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将那里治理得井井有条，孔子前去看他，乐了：“就这么个小地方，也值得卖力？”子游认真地回答说：“夫子不是经常教导我们，管理国家要从教育老百姓入手吗？我正是按夫子的意思做的呀！”孔子看子游当真了，这才正色告诫其他弟子说：“同学们注意了，子游是对的，我刚才不过是开玩笑而已！”而在另一段记载里，孔子和弟子一块儿畅谈人生理想，子路率直，冉有谦虚，公西华嘴巧，而只有曾皙像没事人似的在弹瑟，然后满不在乎地说，他只想在晚春的时候，带一帮孩子戏水吹风。孔子长叹一声：“吾与点也！”而一旦有人把孔子惹急了，他也会破口大骂。比如当时有人用人形陶俑陪葬，孔子就恨恨地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直接骂人家断子绝孙。
    在教学上，孔子并不刻意把自己装扮成全知全能的形象，而是坦白地承认自己知道的非常有限。 事实上，夫子也有非常狼狈的时候。他曾经在路上遇到两个小孩争论太阳何时离地面最近的问题，他们请求孔子当裁判，孔子面红耳赤，无以言对，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不知道。两个孩子很失望，嘲笑他说：“人说你是无书不读的圣人，谁说你知道的比别人多呢？”但是孔子素来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哪怕是在孩子们面前。孔子到了周公庙，事事都向人请教，有人讥笑他不知礼。孔子的答复是，不懂就得问，正是礼。他时常承认自己不如老农，不如老圃，不如采桑女，并且感叹：“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
    孔子很注重教学方法，能够做到因材施教。子路和冉有问了孔子同一个问题：“听到了道理，就要马上做吗？”孔子知道子路比较急躁，就回答他说：“你有父母在啊，应该先问问他们，怎么可以随随便便自己拿主意呢？”而回答冉有却截然相反：“是啊，马上做！”原因是冉有胆子比较小，凡事再三思量还是下不了决心，所以要鼓励他勇于行动。孔子还善于启发诱导，他常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要求学生能够独立思考问题。他独创“五步教学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些都给后世以深刻的影响。孔子还特别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在孔子那里，学习的外延就是生活，孔子讲礼，讲政事，讲做人，总是习惯结合当时的时事让学生展开讨论，让学生在讨论中明辨是非，领悟做人的道理。孔子重德胜过重才，重实践胜过重知识，而当子夏特别喜欢读书的时候，孔子还特意提醒他不要念成书呆子，这，正是不折不扣的素质教育，人文教育。
    不但如此，孔子还以他光辉充实的人格感染着学生。这种人格，包括高度的原则性，百折不挠的精神毅力，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谦虚谨慎的待人之道……孔子有一次被围困在陈蔡交界的荒野，断了粮，有一些弟子产生了动摇，孔子说：“君子始终坚持理想，所以才会有这样艰难的处境，并且也能够挺住。”然后照样讲学、弹琴、唱歌。有这样的人格，这样的气概，难怪他的弟子将他比做日月，并在他死后为他守墓三年。
    孔子在教育学生方面也并非尽善尽美。有一个叫宰予的另类学生，“利口辩辞”，很让孔子头痛。孔子说父母过世，应该服丧三年，宰予则认为一年就足够了。孔子问：“居丧时你吃着稻米等精美食物，穿着锦缎的华丽衣服，你安心吗？”宰予回答说：“安！”孔子很生气，说：“那你就这么做好了！”另一次，宰予白天睡觉，孔子本来就对宰予有成见，就非常严厉地批评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现在看来，宰予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思想的学生，而且很有创新精神和求异思维，可惜孔子有着强烈的复古倾向，对于这样的学生，也就难免有失温柔敦厚之旨了。
    孔子的局限当然不止于此。苏格拉底被称为“西方的孔子”，但他的教育方式就与孔子有明显的不同。《论语》是语录体，而苏格拉底则以对话的形式来谈论自己的思想。论语中对话很多，但《论语》中的对话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所谓的启发式带有很强烈的设毂意味，是类似于“教义问答”的权威对话和独白。孔子自己其实也是述而不作，对古人亦步亦趋。而苏格拉底在对话中没有预设的前提，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双方是自由的，平等的。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老师，但我更爱真理！”这种态度使得后人能够不断地超越苏格拉底而建立起自己的体系。而孔子的学生，只是尽力去体会揣摩老师的意图，没有人会想到要超越，而后世的无数学子孜孜不倦所做的，只是为圣人作注解，然后代圣人立言而已，宰予一类的学生是没有生存空间的。这种教育方式，或许就是中国几千年来原地踏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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