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迪档案

    １９５５年生，５岁时因患脊髓血管瘤，高位截瘫。
    １９８３年，团中央授予她“模范共青团员”称号。
    １９９３年获吉林大学哲学硕士学位。
    １９９７年入选日本ＮＨＫ“世界五大杰出残疾人”。
    １９９８年起担任中国肢残人协会主席。
    先后创作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绝顶》、《美丽的英语》及翻译《海边诊所》等一百多万字作品。

    又在写长篇

    记者：2002年《绝顶》出版，当时媒体都说那是你最后一部长篇，是吗？
    海迪：那么说并不准确。一些朋友可能有误会，媒体炒作甚至说这是海迪的封笔之作。其实我的原话是说，“在经历了四十年的病痛之后，我对长篇小说的创作已经力不从心了，激情常被肉体的麻木疼痛和精神的忧郁绝望掩埋……我想这将是我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了。”这些话是对当时的体力与精力来说的，事实上我还没休息过来又与我爱人一起翻译了《达尔文的蚯蚓》，紧接着又开始写作《美丽的英语》。
    记者：那么下一部写什么？
    海迪：目前正在写一部新长篇，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和我签了合同，现在已经写了十多万字，因为骨折影响进度了。
    新长篇的内容出版社不让说，只能说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开头是这样写的，“谨以此书献给我曾拥有过的时间———地球如同星际列车，很快就会到站，我们的生活只是途中的故事。”我希望骨折好了后加强身体锻炼，以最好的状态投入写作。
    有人说自己写书是一边玩儿一边写的，我奇怪我怎么就不能。我相信一个作家非常沉重不是坏事，至少他是认真的，文学创作从来就不是轻松的事，只有出自内心的文字才能真正打动别人的内心，打动内心的才是好作品。

    “不写自传”

    记者：你有写自传的打算吗？
    海迪：我不仅现在没有打算，将来也不会写自传，因为我就是那么普通的一个人。
    很早以前就有人说我的作品《轮椅上的梦》是我的“自传体小说”，其实那是一个误会。如果真是老了要留下回忆给后人，我认为作为口头传述就够了，才四十多岁就把自己的生活抖搂出来，我不希望这样做。这些年不知有多少人找过我，说要我写或者他们替我写自传，我全都拒绝了。
    记者：其实你非凡的生命历程确实有值得记述的价值。
    海迪：因为担任社会职务的原因，我接触到许多残疾朋友，事实上他们每个人都是一本打开的书，他们都经历过痛苦。我觉得自己与他们没什么不同，不同的是我的名字被大家知道了。所以我要关注芸芸众生，要用笔把这些人类共性的情感与生活写出来。

    “我无愧于心”

    记者：你是一个作家，同时还在精神世界成为一代人的楷模，你认为你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海迪：我不配奢谈自己有什么价值，我只不过品尝了生活的各种滋味。如果要说这两方面，我对自己都感到满意，首先我塑造了自己不屈的精神，同时我有在文学上的执著追求，对自己的生命我  是满意的，至少回首这么多年的路，我无愧于心。
    比如《绝顶》出版两年来已加印到第五版了，《美丽的英语》刚出来一个月也再版了。我有时想人们为什么读我的书？这里面没有什么噱头、又从没什么炒作，我甚至想读者喜欢我的书是因为觉得我坐在轮椅上写作不容易。
    有一位贵州的大学生寄来一本我的《生命的追问》，那书已经破旧不堪了，她在信中说那本书她回农村老家时给村里的姐妹看了，带回学校后同学们看了，最后学校食堂大姐又借去给她孩子看了……那都卷了边儿的书，特别像我小时候曾特别喜欢的某本书一样。这种朴素的情感让我很感动，我就叫我爱人买了十本新的《生命的追问》、十本《轮椅上的梦》，还有十本别的书给她寄去了。虽然至今我也不知道那个学生的模样，但这件事深深地打动了我。
    所以我一般不会去签售，我不希望人家买回家后看了书其实并不喜欢，那样我会心中有愧。沈从文、老舍、鲁迅……谁去签售过？作家应该靠自己的人格与文学力量来吸引读者。

    “少年作者太幸福了”

    记者：当今许多年轻人都拿起了笔开始写作，你怎么看待他们？
    海迪：少年写作这种社会现象就像“酷”这个词一样，在这个时代出现就出现了，像一阵风。
我觉得当代这些少年作者太幸福了，他们不仅有文字表达的能力，还有出版的机会，这是我们少年时代做梦也想不到的，这是社会多元化的表现。像韩寒等一些孩子是有一定写作能力的。事实上我们那个时代也有一些人写作很出色，只是没有被发现的机会，许多人的文学才华因此被埋没了。
    要想当一个真正的作家还是要经过长期打磨的，而不只在一时一事。少女时代我读沈从文等人的作品，真是读一遍被打动一遍。我希望这个时代的作者们也能够留下一些好作品而不是让那些文字随风而逝。

    “如果不写作我会当医生的”

    记者：如果当初不选择写作，您自己是否感到不可思议？
海迪：我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不写作，首先，我会想办法到医院工作，这可能和我的医生情结有关。我从五岁起就住院，我家里现在的床单、枕头、被子等等都是白色的，连医生来我家都会说你家怎么比医院还像医院？我从小养成了一种喜欢洁净的习惯。我喜欢医生用温热的手摸摸我的头，喜欢护士微笑着说“没关系很快就好啦”的声音，这些从小就熟悉的细节可以说打动了我一辈子，如果不写作我会当医生的。
    另外，我也许会选择绘画或者研究数学。我一定会开拓很多路，同时也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好。
假如二十多年前我没选择写作，我相信自己一定会是个好画家或病人眼中的好医生。我坚信这一点，不要说生活中没有路，路都是人自己开拓的。

    采访后记

    爱在右，同情在左

    我没有想到，今年第一个春雨飘飘的夜晚，对我来说竟是一个不安之夜。
已是子夜时分，窗外的雨沙沙地下着，黑暗中却仿佛看见了她，那躺在病床上把键盘放在胸前吃力地看稿的身影。
    “亲爱的李冰，我刚看见你的邮件。今晚我的朋友来看我，忘记开信箱。我马上看，今晚一定发还！等着！”这条短信的时间显示为：２３∶１２。
我回她说“明天发给我也来得及”。她又一个字一个字地敲过来：“我正在看，一定让你满意！你好好休息，别担心，有我呢！”
    明知再回复她也是打扰，便嘱她注意身体，我不再说话了。她又忙里偷闲，“我已修正了个别字，我们俩聊得很好啊！”
    我没再回。虽然躺在那儿，疲倦的我却无法产生一点睡意。往常采访对象提出见报前要看稿时，多少会对我有些歉疚，而这次歉疚的却是我，我甚至感觉躺在那儿本身就是一种罪过。“嗨！老妹子，稿子刚才发给你啦！还有照片。放心做美梦吧，我也去做梦了，再见！”朦胧中打开手机，时间已是凌晨２∶００。
    早晨起来上网，照片上她正微笑着看着我，阴郁的天一下亮了几分。
事实上，两天前我们还是陌生的，尽管在少年时代我就从铺天盖地的宣传中知道了她，张海迪，那三个字是闪亮的，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仿佛只是一瞬间，她像突然潜入海底一样，安静得不再露面，而不时会有印着那三个字的书在人们手中翻阅，《轮椅上的梦》、《生命的追问》、《绝顶》、《美丽的英语》……像个顽皮的仙子，她不肯再以面目示人，却用手中的魔棒悄悄把鲜花撒在原野小径上。
    新书还没在手上焐热，本是高位截瘫的她又摔伤了大腿骨。《美丽的英语》一书责编、作家出版社杨主任尽管热心牵线，却将采访时间严格限定为２０分钟。电话打过去，她刚从医院换完药回家躺在床上，接听电话的声音是麻利的、快乐的，让你无法想象那是一个与病痛斗争了近４４年的女人，正打着钢钉的左腿沉重如铅。
    我们一“见”如故，不知不觉间，半小时、一小时、两小时过去了，电话被中断过一次，她远在上海的婆婆打慰问电话半天都接不通，以为出了什么故障，急得向１１２故障台“报警”了。
采访结束，她问我能不能看下稿子，对此她特意发来邮件解释说，“对于一个完美主义者来讲，总希望生活中不要又有让自己别扭的事。现在我的腿给我的苦痛已经太大，希望其他的地方能够是愉快的。”
    当我表示理解并问候她家小狗“板凳”时，她回信道，“这里明天有雨，真的是春天了。我好了你就来济南我家玩吧。我告诉‘板凳’你问它好了，它正啃一块骨头，听见我的话看了看我，好像在问李冰是女生吗？那也问她好吧。接着又啃骨头去了。因为那是我朋友刚刚送给它的，可能味道很香。”那童话般的语言，让人不再难理解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她前行。
    冰心说过：“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这话，献给海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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