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写在前面的话
邓小平，二十世纪的中国造就的另一位历史巨人，于1997年2月19日离开了他所至爱的中国人民。
建党八十周年之前，怀着对他的爱戴和崇敬，我们又次学习了他的著作。
每读小平同志的著作，先不论其它，总有一种日益强烈的感受：文风非常地朴实，然而，内在于朴实之中的，却是目不暇接的深刻思想。
顺便联想到这些年来拜读某些精英之作，常令我有云山雾罩之感：硬着头皮读下来，却始终不晓得他们在自己的“语境”中、用他们的“话语”“解析”着什么东西。我当然不敢非议人家思想的精深，更不敢怀疑人家是否在用晦涩的语言来掩盖其贫乏的思想，只能抱怨自己没有学好“土中文”、“洋中文”、包括理论。所以，比较起来，还是愿意研读、学习类似小平同志那样的文章。
说远了。回到正题。
二、关于“猫论”和“摸论”
小平理论的伟大价值，今天已可见一斑；也许可以断言，时间将会使她更加伟大。
有人说，小平理论概而言之有两个基本点：
一曰“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二曰“摸论”：摸着石头过河。
此说也许有“戏说”之嫌；而且，这个“两论”在《文选》中也是没有文字可考的。然而我却觉得，“两论”的说法倒也颇堪玩味：琢磨一下，《文选》中的不少文章，确实很有点“两论”思想，或者说，与“两论”思路是暗合的。这里不妨举两个例子。
（一）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恕不一一援引出处，下同）试想，如果我们把那个“老鼠”定义为这“三个有利于”，上述论述背后的精神，不就很有点“猫论”的味道吗？
（二）“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个发明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在对某些问题还未能达成足够一致的时候，就先干起来。从理论上讲，唯有指导我们实践的思想、理论、政策、办法是正确无误的真理，才能使我们少犯错误、少走弯路。然而，真理的获得却非一蹴而就。
我们必须承认：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争论必然是有效的手段之一，因此，不争论可能会有碍于我们获得真理，由此，不争论就有可能使我们走弯路、买教训。
但同样必须承认的是：即使经过漫长的争论，也不一定能够达成一致；即使达成一致，这个“一致”的东西也不一定就是真理。
那怎么办？
小平同志的解决办法是：不争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当然，对于前提，小平同志也是同样强调的：“看准了的”。至此我们看到，这个“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是如此”的不争论，不也很有点“摸论”的影子吗？
以上论述，决不是把小平理论庸俗化。反而，我则感到，躲在这个“两论”背后的，也许是小平同志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多年的实践感受。比如“猫论”，其实就是实事求是；再如“摸论”，也许就是对党史上数次路线斗争、尤其是“文革”灾难的痛定思痛。
溶伟大于平常、化深刻为通俗，非顶尖高手不能，平庸之辈自然更是望尘莫及。
三、单论“摸论”
（一）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如果认为这些成就是各种力量结成的一个合力的总结果，那么，“摸着石头过河”肯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分力。
试想：假如我们在79年的时候，放开去争论“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是否符合经典理论、是否符合这个符合那个，却不去先大胆地闯一下----推行这种政策----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肯定三点：第一，这种争论至今未果；第二，后来的其他改革方略及其带来的成就便不会取得；第三，就不会有哪些成就所带来的社会条件之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却又会反过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等思想观念。
如若没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互动，而且，这个互动还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轨道上展开的，新世纪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
（二）既然“摸论”的意义是如此地重大，便很有必要来考察这个“摸论”本身了。
从理论层面上看，“摸论”的实质也许是：对某些问题（包括思想、理论、政策、办法、做法等等，下同，不再赘释），可以允许去探索、尝试。有好结果就推行，没有好结果则要么自生自灭、要么强制其毁灭。表现在思想理论领域，就是允许自由地（至少相对自由地）探讨，暂不做强制定论）；表现在政策、办法乃至具体做法上，就是允许大胆地去闯，在某个局部、某个时段来实行。总之，表现在态度上，就是不要轻易下定论去否定什么、肯定什么，也即：对看不准的问题，最高决策者的立场不要轻易鲜明化。
但是，从操作的层面看，我们就有必要提问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难道什么河都可以摸着石头过吗？
小溪如此、小河如此，大江大河也要如此吗？如果这样的表述不够清楚，那就再说的具体一些，举几个例子：是否有人要否定社会主义的本质、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人民的利益，有人只求发展经济不顾及其它，有人只求少数人先富不顾多数人死活，有人残酷剥削雇工，也可以允许他们先暂行一下呢？尽管这几个例子过于极端，但却给了我们的问题一个很显然的否定答案。
小平同志其实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文选》中到处可见。随便举几个例子：
比如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那也是有个前提的，“看准了的”；
比如“关键是发展经济”，但他还说“两只手都要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再比如三个有利于，他在“生产力”的前面加了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定语，在“综合国力”的前面加了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定语。尽管他的这些思想是以即席讲话的形式说出来的，可又有谁敢说这几个定语是顺口讲来而不是刻意强调的呢？
“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可是：怎样才算做看准了？有没有看的“真准”的问题呢？若有，对这些问题又怎能单纯地去“试、闯”而不去旗帜鲜明、义无反顾地决然推行抑或打击呢？
难道在80岁的中国共产党那里，就没有看的“真准”、值得旗帜鲜明地坚决坚持抑或坚决反对的问题？
所以，那个问题的答案非常明确：
不能什么河都摸着石头过。
那么：
第二，什么河可以摸着石头过、什么河不可以摸着石头过呢？
简而言之：
什么问题需要立场鲜明，要么鲜明地支持、要么鲜明地反对；
什么问题需要观点暧昧，要么暧昧地支持、默许、纵容、放任，要么暧昧地反对和不疼不痒地打击。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
也不能不说：也许，这同样是一个需要“摸着石头才能过的河”，因为，对那个“什么问题”本身，就必然会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探索真理的艰难使我们意识到：相对而言，需要摸着过的河要比不需摸着过、不能摸着过的河，要多得多。
这样，我们就先避难就易，探讨那些不需要和不能够摸着过的河。
四、什么河不能摸着石头过？
大是大非问题是大江大河。因此，如果从原则上讲：
关乎大是大非的大江大河，决不能摸着石头过！
否则，是要被淹死的。
尽管什么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这些问题何谓是何谓非，同样可能是值得探讨、存在争论的，但是：
其一，我们并不是不可知论者，我们坚信真理是可以被逐步认识的。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有一些可以看得很准的问题，对它们，完全可以旗帜鲜明。这些河，不需要摸着过！
其二，对那些关乎方向、性质的大是大非问题，即使存在争论、分歧，但只要我们看准了（即便看得不是很准、真准），也完全应当旗帜鲜明。这些河，不允许摸着过！
什么叫做“不摸着石头过”？
就是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旗帜鲜明、义无反顾地过！
其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已经给了我们答案；未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也需要提供新的答案。
梳理、发现这个答案，的确是个困难的问题，远非我力所及。这里，仅就几个方面说点个人观感。
（一）根本价值信仰问题
价值信仰从根本上决定着是非善恶。
共产党人的根本价值信仰是什么？应当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二）根本制度问题
我们的根本制度，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主义是怎样的主义，小平同志区分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告诉了我们答案，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他仍然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用作了标准。
关于这种制度的某些次等层次问题，也许还存在不同认识，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的根本就是最大限度地保证和实现人民大众的利益。
什么是人民？也许，那些付出正当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最广大的社会成员就是人民。
（三）基本价值观问题
每个国家民族、每个社会制度，在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应有一套相对完整的价值观念。这套观念，也许会在根本上意义上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为她的社会成员提供行为规矩和动力。
这个问题，实在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不过，我们还是宁愿冒着挂一漏万的危险，列举几个方面，诸如：为己为人、遵纪守法、尽职尽责、爱国爱家、艰苦奋斗、英雄崇尚、互助互敬、自强不息、先公后私、正己正人、自主自立等等。
（四）基本思想信仰问题
任何一种建设事业，如果没有相应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路线，那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也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不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核心的基本思想信仰体系，必将对现实的建设事业产生不利影响。
我们自然不能固守马列主义的某些具体论断，而且应当鼓励人们去发展它；但是，对马列主义那些先进的价值观部分和正确的基本原理部分，则是应当旗帜鲜明地坚持和捍卫的。
（五）某些重大政策问题
如果说前四个问题还少有分歧的话，这个领域的问题则有着太多方面的分歧；而恰恰，能否在这些领域找出不能摸着过的河，对我们的实践又有着直接当下的影响。
尽管我们无能力说明这些问题，但是至少可以举一个例子：
共同富裕和一部分人先富的问题，以及作为其政策背景的“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小平同志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可见，只有共同富裕才是根本、终极的目的，而一部分人先富，不过是寻求共同富裕的手段。他曾经设想，等到上个世纪末（也即2000年前），“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指两极分化问题，引者注）”，着手考虑政策的调整，并提出过富裕地区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支援落后地区的初步构想。固然，我们不能形而上学地就把2000年当作政策调整的节点。可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则是：我们应该在怎样的时候、在社会物质财富达到怎样的程度之后，开始来调整我们的“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走向呢？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立足公平、保证效率”呢？
又如，我们的文艺政策问题。难道我们就能容忍为地主翻案、向剥削讴歌？难道我们就能容忍暴力色情、奇闻探秘、贵族轶事、无病呻吟、极端利己、犯罪枭雄等沉渣污垢泛滥成灾？难道我们就能容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充斥屏幕，轻视文化、抛弃文化弥漫人间？难道我们就能容忍镜头对准“拳头”，胶片走向“枕头”……。文化阵地如果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占领。此乃颠扑不破。
五、怎样过河
对那些要摸着石头过的河，似乎不存在什么问题。
那么，对那些不能摸着石头过的河，我们怎么过？
（一）必须要旗帜鲜明、义无反顾地“过”，而且还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大张旗鼓地过。在这类问题上，如果态度暧昧、稍有放松、半点马虎，就可能前功尽弃，正如小平同志说的，也许一夜之间就会塌下来。
（二）必须把摸着过的河与不能摸着过的河区别对待。
对那些不能摸着过的问题：不是不争论，而是不允许争论。不但不允许争论，而且要强制实施：对那些已经确认的善，强制弘扬；对那些已确认的恶，强力打击。你这不是专制吗？对了。在这个领域，就要来个专制。
对那些需要摸着过的问题：应当给予足够的自由。例如：对那些必要的学术争鸣和理论探讨，则应该给他们足够的空间。你这不是自由化吗？对了。在这个领域，就要来个足够的自由化。
也许，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该强制的没有足够鲜明有力的强制，该自由的却没有足够空间的的自由。
由此我联想到了陈云同志的“鸟笼子”：
假如把天性自由的鸟关在笼子里，它会不会宁愿死掉呢？
假如不根据鸟的种类来确定鸟笼子的大小，它会不会舒服吗？
假如不根据鸟的种类来确定笼子的材质和缝隙的大小，鸟难道不会“钻隙而出、破笼而振”吗？
更何况，需要控制、引导的社会问题，并非只是鸟，那里还有龙虎熊罴。
（三）必须注意保持两条河的协调。否则：摸着过的那条河的河水，必然会流淌到另条河里，且必然会在那里腐蚀那些支撑飘扬旗帜的旗杆，并终将腐蚀掉旗帜本身。例如：如果不对市场经济作必要的改造，在别的领域又怎能保证你的旗帜高高飘扬呢？
结语：
当我思考的时候，我觉得痛苦；
我想开口，却觉得空虚。
因为我脑海里始终浮现着一种目光：
那是那些骑单车、挤公车的人们，向威武骄傲的奔驰轿车投以的复杂目光。
 
这种目光，这种复杂的目光，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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