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
   一九三三年秋，新婚不久的被誉为现代中国的“风俗画家”的沈从文，在北平以恬静冲淡的风格，小品散文的笔调，诗词曲令的意境，起笔写出了描绘湘西边城的美丽风光，反映“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代表作《边城》。这是一支湘西乡村生活的牧歌，也是一曲真挚、热烈的爱情的赞歌，更是一首用小说形式写成的无韵之诗，一幅用人性美绘就的无彩之画。因此，欣赏《边城》，需要一种独特的眼光，要读出小说之景之人之事之情，也要读出小说创作者的人生阅历、为人处世、人性的光辉，惟其如此，才能领略个中真趣。
    沈从文先生为何要写边城呢？从文为人怪人性特善，为文怪文风唯美。为人为文均有诸多可取之处，故而此问亦属老生常谈。然而拜读诸位文学评论大家诠释从文前辈及其美文之后，却也有些许体会，就且辟一荒谬之所，供奉管中窥豹之论，聊以自娱。
    一、爱世界，爱人类
    《边城》问世之时，其他作者大都大书特书社会之黑暗、吏治之腐败、人民之痛苦，而他却极抒人性的纯洁与美丽，特写对生命的信任和期望，尽显对人类的爱，在当时确乎一个不合潮流的怪异作家。在沈从文看来：“一部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因此，我以为《边城》创作源于对人性美的爱。
    这自然是可随意找到明证的：“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三三，我不知为什么，我感动得很!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的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你瞧我眼睛湿到什么样子!” 这是一封家书，是专给三三（即妻子张兆和）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诚的，可信的。
    从这封信，可以理解沈先生为什么要写《边城》，为什么会写得这样美。因为他爱世界，爱人类，爱得深沉，爱到痛苦，爱到无法排遣。
    首先，他热烈的爱着湘西的风景和风情美。
    作者怀着对家乡的深情，对乡亲的挚爱，写出湘西淳厚朴实的人情世态，健美古朴的风俗习惯，新奇幽雅的山光水色。这里情调爽朗明快，色彩清新绚丽，不愧为一幅秀美别致的乡土人情画卷。
    自然景物无一不烙上了“湘西”的标志，那清澈见底的沅水支流，那凭水依山的茶峒小城，那河街上的吊脚楼，那攀引缆索的渡船，那关系茶峒“风水”的白塔，那深翠逼人的竹篁中鸟雀的交递鸣叫，那对山悬崖半腰上极肥大的虎耳草……清丽、优美、自然，无一不赋予了另一种独特而鲜明深刻的生活意义。
    譬如那白塔，在一个风急雨狂，凄寒冷寂之夜轰然坍塌，老船夫也于此时悄无声息、不无遗憾地去了。入冬时节，白塔重建，光彩依旧，老船夫却一去不复返了，还有满怀愧疚、负痛出走的傩送也没有回来，只剩下翠翠一个人相伴白塔，常年累月为人摆渡，可曾想过何时将自己的爱情摆回来呢？不妨再设想一下，当她摆渡回家，瞥见对山高崖上极肥大的爱情信物——虎耳草，她年幼而成熟的生命会如何动荡不安呢？
    可以说，湘西之景依从文笔下人物塑造而出现的，是为写人而写景。从文更是描绘风土人情的高手，沅江山光水色迷人，农家劳作，市场交易，甚至水淹边城打捞救人，都被涂抹得淡雅清丽，别具风味，他画出一幅幅风俗长卷，婚嫁、习俗、服饰、神话、传说、信仰、礼节，这其中更包括苗族文化，傩事活动，端午节用雄黄酒在额头画“王”字和龙舟竞赛、戏水捉鸭，男青年在对面山崖上与意中人对歌定情，狩猎，甚至死了人举行绕棺仪式、唱夜歌……无所不有，无所不奇，使他成为现代中国的“风俗画家”。而且正是湘西文化的独特性和异质性，阻断了与汉文化的混同而得以保持自身的独立，有实力与汉文化抗衡，成为另一类文化。
    其次，他深深的恋着那纯朴的乡民。
    纵观其文，似乎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绘湘西景、人、事之爱与美，一类是厌弃都市之黑暗腐败、奢侈纵欲。“美是道德的象征”，是实现德育的途径，而对“丑”的揭露，美丑衬托或对比，却也可达到摒弃丑恶、弘扬美德、完善人生的效果。《边城》是无可争辩属于第一类的，“是一部人性皆善的杰作。”在水中或岸上过生活的剽悍的水手、靠作水手生意谋生的吊脚楼的妓女、携带农家女私奔的兵士、开小客店的老板娘、终生漂泊的行脚人……纷纷来到沈从文笔下，给他的创作增添了鲜明的地域色彩。在这偏僻之地生活着一群“未曾被近代文明污染了的”“善良的人”。略观《边城》，无论是翠翠、老船夫、傩送，还是船总顺顺、杨马兵、天宝及其余茶峒之人（如水手、妓女、王团总、厘金局长等），无一不充满了人性的真、善、美，恰如一些批评家宣称的，《边城》之一大罪名是没有写阶级斗争，“掏空了人物的阶级属性”。
    确乎，《边城》中凡所出现之人物，老船夫、船总两家，杨马兵、过渡者，水手、妓女、巫师以及厘金局长等，他们之间没有厉害冲突，没有剥削压迫，没有穷苦悲叹，无欲亦无恨，这里“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莫不安分乐生……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挣扎中的情形，就不曾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这恐怕是作者一厢情愿的现代世外桃源吧！“人上一百，形形色色”，边城人必定有其阶级性的，而统治阶级、剥削者与人民竟能泰然相处，其乐融融，人性无一列外都是美的，可能吗？没有哪一个阶级社会能做到这点！二三十年代，湘西茶峒辖属于贺龙等创建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国民党曾多次镇压围剿，且自古湘西多土匪，吏治腐败，民族纠纷从未间断，自清以来苗民起义屡扑不绝，这些都没在《边城》中反映出来。从小说反映社会生活本质这一角度说，《边城》这篇中篇小说过于宣扬人性善美，没有展现二三十年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环境下的边地真实面貌。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边城》用抽象的人性美来粉饰和装潢丑恶的旧社会，混淆读者视听，蒙蔽读者心灵，因而对当时社会变革与进步，并没有起到多少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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