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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百多年前，西欧、北美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以国际贸易为纽带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频繁，工商业、外贸金融以及科学技术、文化的交流与竞争势不可挡。操不同语言、不同民族的资本主义列强之间、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与次殖民地、半殖民之间和各国民间团体之间的联系与往来，语言成为越来越突出的障碍。历史向外语教学提出了两大要求：1.外语教育应当从象牙之塔走向社会、普及到各个阶级与阶层；2.口语应取代语法条文，成为教学的首要目标。在这种全新的社会需求面前，传统的语法翻译法已完全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等科学亦随形势的发展而勃兴。各方面因素的配合，使一个崭新的外语教育概念应运而生，这就是直接法(Direct method)。 历史的进程往往有惊人相似之处，今天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令整个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联系到了无法分离的地步，偌大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地球村。在全球经济一体化(Economic globalization)的历史巨潮即将席卷全世界的前夕，我国即将进入WTO，作为人类社会最广泛应用的沟通媒体的国际语言——英语，在全球一体的运作中必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作为当今国际社会举足轻重的一员，要在这个历史潮流中寻找自己的优势。如何加强英语教育是有着迫切现实意义的课题。怎样才能达到我们的目标呢?首先要从战略的、国策的高度对外语教育进行准确的定位。其次，我们的外语教学法要能起到当年直接法可起到过的历史作用。为此，我们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特色的交际法上。 从古到今，有关外语教学法的理论和方法始终是在形式(form)，即语言知识与技能(competence)这两个观念上斗 、演变和发展。本文选取四个有阶段代表性的外语教学法，即语法翻译法、直接法、听说法和交际法进行历史的与理论的分析。 1)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外语教学法语法翻译法是千多年前欧洲经院教授拉丁语法、古希腊语的古典方法，演变到20世纪成为一个体系。它所遵循的主要教学原则是(1)阅读领先，把阅读能力作为第一位；(2)以语法为纲，以演绎法讲解语法条文，以语法理论指导阅读课文；(3)学习全过程依靠母语，翻译既作为教学目标，也作为教学手段。现代语法翻译法的优点是重视语言知识和阅读能力，但忽视此外的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更谈不上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ance)。因此，学生无法适应现代生活与工作的实际需要。这是它致命的缺点。 2)直找法在19世纪下半叶在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取代了语法翻译法的至尊地位。直接法的特点是以目标语讲练目标语。排斥母语。它的主要教学原则是(1)教学直接使用目标语，以排除母语的干扰作用；(2)以句为学习单位，不孤立地教单词与语法规则；(3)模仿为主，通过模仿学习外语。这三条与语法翻译法的教学指导思想与手段形成强烈的反差；(4)用归纳法教语法；(5)口语领先，兼顾四会；(5)以当代语言(即活的语言)为基本教材，这一点和翻译法以古典文学作品为教材的做法亦对比鲜明。直接法在教学原则处处与语法翻译法对着干，在外语教学中引入感性成份为活用式语言教学打下基础。为外语教学的改革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但是它也有其不足之处，例如，对母语采取盲目排斥的态度，混淆了幼儿学语与成人学外语的本质区别，采用相同的教法解决不同的问题，这都妨碍了它进一步的发展。 3)听说法(Audiolingual Method) 20世纪30年代末随着灾难性的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束，世界经贸往来迅速恢复，并更加频繁，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美国急需掌握外语口语的人才，听说法就此脱颖而出。听说法与直接法不同，它有明确的理论依据，即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Behaviorism)以及结构主义语言学(Structural Linguistics)。听说法的主要教学原则是(1)听说先行，读写跟上；(2)重视语言操练，通过反复实践形成习惯；(3)经常运用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培养正确的语言习惯。而广泛利用现代教学技术手段更是它的一大特色。此法在20世纪中期盛行于美国,在其他国家也广泛应用。我国在文化大革命前引入此法，文革后亦沿用了一个时期，对我国外语教学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此法由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导向，过分重视机械操练(mechanical drills)和语言结构的形式(此点与语法翻译法有近似之处)。这么一来，学生操练句型滚瓜烂熟，但对结合真情实景进行交际，却显得并不顺当。 4)交际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 20世纪后期是可谓知识爆炸时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期。更大地促进了政治经济社会科技与文化的交流。人们对传递信息的主要工具──语言更重视其传递和负荷信息的作用。因此，在外语教学领域就必然要从单纯的学习心理过程的研究转向语言应用的社会环境去研究外语教学法。即把语言的社会功能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并更强调把社会需要作为外语学习的动力。交际法就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中诞生的。成立于1958年的欧洲共同市场，1973年由于英国、丹麦等国的加入而成为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各成员国之间的联系和合作更加密切。这些国家讲9种不同的语言，沟通之难，可想而知。为了迅速消除语言障碍，必须尽快掌握一门通用的外语——英语。因此交际法首先出现于西欧，并最早应用于英语教学，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交际法最初叫意念—功能法(Notional-functional approach)。意念是思维的单位，功能是语言表达意念的作用。而交际则是语言作功的过程和效果。由此，当1978年CJ Bromfit和K Johnson的著作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to Language Teaching出版后，人们便逐渐把交际法这个概括力很强的讲法接受下来。交际法的理论基础是Chomsky的“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和“语言运用”(Linguistic performance)学说，以及D.H.Hymes首先提出的“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理论。这个观点既包括“语言能力”亦包括“语言运用”。Hymes的交际能力观，也是使“交际法”这个专有名词得以约定俗成下来的有力依据。 交际法的教学基本原则是：1)把言语交际作为教学的出发点和依归；2)力求使教学过程交际化；3)以学生而不是教师作为学习的主体；4)把听、说、读、写四会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交际法的发展到目前阶段也发现一些不足之处；比如1)语言功能项目的标准、范围及其教学顺序不容易确定；2)语言形态和结构有时难以和功能项目协调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继续探讨，不断加以完善的。 从外语教学史上有代表性的四个教学法流派的简单介绍，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外语教学观点的演变过程，从单纯的着重语言形成(语言知识)的学习的语法翻译法到重视模仿获得语言能力，尤其是口语能力对形式(语法知识)注意较少的直接法，到重视通过反复实践，形成习惯锻炼语言能力，而相对地忽视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听说法，我们都可以触摸到语言知识(形式)与语言能力关系的发展轨迹。这反映了外语教学观念在客观条件变化的推动下在不断进步。但是它们所注意培养的能力，除口语能力外都是语言能力而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交际能力。只有到了交际法时代，才产生突破性的发展。不仅使知识/(语言形式)的学习与语言能力的培养取得平行，而且从此基础转到交际能力上，而交际能力正是语言学习的最终社会目的。 交际法作为人类语言高研究的最新的成果，在外语教学领域的贡献在于它正确处理了语言能力与交际能力的辩证关系。从而解决了人类运用语言的目的是为什么的根本性问题。语言能力与交际能力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下图表述如下： 图A为语言能力，图B为交际能力，其重叠部分显示两种能力在交际时合二为一。 图A的空白部分为与交际能力无关的语言能力；而图B的空白部分则为人与真语言无关的交际能力，如“身体语言”。如何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运用交际法策略和技巧的依据。 (二)交际法生命力的基础 1.在未探讨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首先就有关交际法的几个概念谈谈自己的看法： 1)关于强势交际观教学(Strong Version of Communicative Teaching)与弱势交际观教学(Weak Version of Communicative Teaching)的定义问题。 第一种观点是把Hymes的交际能力概念观为静止的、抽象的和理想化的东西，因而把它称为强式交际能力，即强势交际观,在实践上极难达到。另一方面，在交际法语言教学中，它就不再是绝对的、静止的和抽象的，而是相对的、动态的和具体的，可以有程度高低之分的，也就是弱式的交际能力，即弱势的交际观。 第二种观点对强弱的区分是放在交际法的具体教学实践上。前者的教学原则是，通过使用外语学习外语，外语交际能力的获得是交际活动的结果而不是交际活动的目的，运用交际法毋须专门学习语法，学生在交际过程中可以自然而然地获得(pick up)所需的语法规则，因此就要把生活中的交际语言编入课本中，以培养和发展有效的外语交际能力。这种学习模式W.Littlewood称之为自然学习模式(Natur Learning Model)。 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是印度语言学家N.S.Prabhu从1975年到1984年在印度南方Bangalore地区主持的一系列交际法教学实验。但是强势交际法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大面积试验成功的经验至今仍未有。考虑到英语是印度的官方语言。因此，在Bangalore的实验可以说是在SLT条件下的实验,处于与FLT实践难以比较的地位。 弱势交际观对前人的教学观点并非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是继承、改进与发展:它认为要学会使用一种外国语言不能不学它的语法结构。语法教学的任务就是要创造条件促使学生参与足够的交际活动。我们从新加坡可以找到此种观点实践成功的例子。该国某所中学运用弱势交际观教“现在完成进行时态”，设计了一篇新闻记者对一位人类学家的访问记录的对话录音带，全文226个单词，却在11处使用了“现在完成进行”时态。在课堂上并没有作过任何语法讲解，而是先听录音带所传递的信息，不理会什么时态，然后由学生记录录音的片段，配对练习，才把重点放在时态及其结构成分上。这种先信息后形式分两步走的学习方法把语法概念形象化、交际化地呈现，是把交际法教学与语法学习融为一体的范例。 本文所指的强势与弱势交际观正是指这第二种解释，而我国正在推行的也正是这第二种解释中的弱势交际观的交际法。可喜的是我国绝大多数外语教学、外语教育行政人员以及有关学者都持有或倾向于这个观点，而认为运用交际法要取消语法教学的观点在我国教坛上还未有出现过。 2)交际法的目的观与手段观 在交际法出现之前，凡是学习拉丁语、古希腊语等死语言以外的任何活语言，其目的不同程度上都是为了交际，即便运用语法翻译后也不例外。只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未能区分并认识语言能力与交际能力的区别，因而前一种能力未能有意识地转化为后一种能力，因而教学效果都不大令人满意。有的观点认为，只有交际法的目的才是明确地为了交际，而其它教学法则不是这样，这是一种误解。其实交际法之所以与别的法不同，是它除了把素质能力的培养作为目的之外，还把交际作为获得交际能力的手段。这一点，对帮助我们理解交际法的生命力十分重要。 3)交际法不等于折衷法(The Eclectic Way) 折衷法在国外，尤其是在美国十分流行。它的特点顾名思义是灵活处理，不拘泥于这法那法。从严格意义上讲，折衷法可以叫做method,他不可能是approach,把它比喻为一般“教学法salad”，更为恰当。因为盘子里的东西彼此并不任何联系，教听力时用听说法，教语法时，又可以用语法翻译法，教课文时什么法也可以用上一点。但是弱交际观的交际法教学并非如此。它的教学原则是利用语言形式帮助并促进交际性学习活动，培养交际能力，形式(语法结构知识)与技能(语言技能及交际技能)紧密结合。上面提到的教“现在完成时”就是最生动的例子。因此，交际法在应用时，无论用于何种课型，它都是一个整体呈现，而不是某法与某法的杂锦拼盘。在指导思想和实际运用两方面，折衷法与交际法都不是一码事。 2.交际法的生命力所在 在这里，我们所指的：第一，并不是虚幻的纯交际观；第二，也不是指完全排除语言知识 教学的纯强势交际法 弱势交际观的特点是它既解决了语言能力过渡到交际能力的问题，同时又承认语言形式对培养和发展这两种能力的重要作用，因而它在理论上既有突破又有继承，这种实事求是的原则易于为人们可接受，同时也增加了它的可操作性。 2)交际法生命力泉源之二——广泛的包容性 英国语言学家W.Littlewood把获得语用能力(pramctic competence)即交际能力的途径分为两种模式，一种叫自然学习模式(Natural Learing Model),N.S.Prabhu可以说是这个模式的代表人物。第二种模式叫做技能学习模式，即在学习过程中首先把各种各样的分技能(Partskill,Micro－skill)如各种语言结构、句型操练、成语性词语、发音和语调等分解开来，按步就班地进行学习，然后在此基础上按照它们各自的语言功能进行“组装”，以运用于各种不同的交际场合。当代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弱势交际法的实践大体上都属于这个模式。在运用此模式时，结构法大纲，(Structural Syllabus)在早期学习中起着积极作用。 这两个模式并不能概括交际法的全部实践。还有另一种模式，即中国模式或叫有中国特色的交际法。中国模式的特点是在处理形式与内容的指导思想上，它虽然把形式的学习作为促进运用目标语交际的手段，他并不把它作为一个独立阶段去完成，而是一开始就创造条件互相配合。教师需要有指导分技能学习的能力，指导学生通过结构性练习(Structural Practice)和准交际活动(Quasi－Communicative activities)和真实的交际性活动(social interaction activities)前进。上面三种模式都属于弱势交际观的范畴，起着交际法应起的作用。 以上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在交际法的前进发展过程中，也演变出一些大同小异的流派，比如活动教学法，双向教学法等等，其实都是换一名称的弱势交际法。比如，活动教学法的第一条教学原则就是交际性原则。而双向教学法实际上是强调了师生之间的interaction，这都是交际法所覆盖的内涵。也可以说同属于一个交际法的大家族。 3)交际法生命力泉源之三——灵活性与适应性 交际法源出于西欧，欧洲各国语言均属印欧语系，且文化渊源相近，生产力及文化教育水平均较高，这都有利于交际法的应用和推广。其他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东方语言系统、文化社会发展水平均不利于交际法的引入。但事实证明，交际法有极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在缺乏英语学习的条件下，只要遵循它的教学原则，配合适当的大纲、教材与师资，交际法一样可以行得通。去年4月在安徽合肥举行的全国高中英语优质课竞争竞赛大会上，所有33位参赛者无论来自京、津、沪等大城市还是云南、贵州、西藏，无一例外地采用的是弱势交际教学法。教学效果精彩纷呈。更令人印象深刻难忘的是33个班990位高二、高三同学都表现令人惊叹的英语口头交际能力。试问，这近一千名同学在面对完全陌生的老师时为何能讲出如此流畅自然的英语?他们的交际能力是用什么法培养出来的?! (三)交际法在我国FLT实践中的生存和发展 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外语教学在方法论上的演变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时期： 1. 由解放初期到60年代，基本上是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旧社会的传统的语法翻译法。 2. 60年代初引入了以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为理论依据的听说法，不几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外语教学一夜之间销声匿迹。 3. 80年代初，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外语教育吸取了以意念功能为主要理论基础的交际法的先进的观念，结合我国国情，综合听说法在我国仅有的几年实践经验，大胆采用了结构功能大纲(Structional-notional Syllabus)并与国外语言学家合作，编写了相关的教材。此后经过20年的实践，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外语人材的迫切要求，交际法在我国已经初步扎下了根，并与时俱进，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交际教学法。人们也许会问，交际法在我国从高层次角度看，究竟达到什么水平。上面提到的去年4月的合肥大赛提供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在未介绍这个盛会的丰硕成果之前，我想把D. Brown对交际法课堂教学的4条标准先介绍一下： D.Brown的4条标准是： 1)课堂学习的目的，完全集中在交际能力的所有组成部分而不限制于语法与语言能力。 2)形式(form)并不是组织和安排课文顺序(sequencing lessons)的主要框架，功能才是主要的框架，形式是通过功能来学习到的。 3)准确性(acuraey)在传递讯息的作用中是第二位的；流畅性(fluency)比之准确性更重要。交际法成功的终极标准是实际上传达与接受了所表达的意思。 4)在交际法课堂上，学生最终必须生产性地和易于接受地使用所学语言，而且是应该在未经排练的语境中(in an unreheavsed centext)这样做。 D.Brown认为不应该以牺牲清晰和直接的交际为代价追求流畅性，但是要鼓励学生去应付未经排练的情况下的交际。但这只限于在教师的亲切鼓励下，而不是在他们的控制之下。 作为那次大赛评委的一员，我亲自体会到，全部参赛者都是严格按照这四条标准去实践的。 ──绝大多数参赛者都能在短短50分钟内把他(她)们的主要精力放在指导学生围绕课文及有关内容进行有意义的口头及笔头的交际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语法和语言能力的学习与训练，但是份量适当，从属作用明显,没有喧宾夺主。 ──在每课中，既有新的语言形式，也有旧的语言形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各种交际活动，既复习已掌握的旧形式，也初步熟悉并运用新的形式。 ──在准确性与流畅性的辩证关系方面，也体现了Brown提到过的一个事实。学生在运用目标语进行交际活动时，在不同程度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语法或发音方面的缺点。但是总的看来，他(她)们都达到了交际目的。因为双方都明白对方说的是什么。由于指导思想明确，参赛老师只是在适当时机作一些很有技巧很有分寸的说明。就得完善的纠正。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一个小插曲。1985年，我陪内地某大企业到法兰克福(Frankfunt on Mainc)参与商业谈判，并采购机构设备。一天一个技术员在车间小休时请我喝咖啡。我说我想喝一杯茶。他随口问我：“Do you think tea is more good than coffee?”我完全明白他的好意，我很有礼貌地回答说：“Yes,I do,I think tea is better than coffee.”我把重音放在better这个词上。那位德国朋友立即微笑地点了点头，我们大家都发出会心的微笑。但是这时站在我 边的我方一位高工，轻声用汉语对我讲了一句很刻薄的评语。正是这位50年代在我国某名牌大学毕业的同胞在谈判桌上，一句最简单的表态话Yes,No都未有讲过。这件小事令我长久难忘。对比之下，也让我对参赛者和合肥小将们更加敬佩。 ──合肥大赛参赛教师共33人，每个人教的班级都是全新没有重复的，这就意味着只有60万人口的合肥市要为大会提供990个具有相当英语水平的高中一、二、三年级学生。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再考虑到极其严格甚至苛刻的比赛规则，这990个学生的临场能力的表现更加令人吃惊。因为任何一个参赛者从抽签到备课到上讲台只有24个小时，而且上课前5分钟师生之间还互不相识，这是一个真正的“Unrehearsed context”。在这样严酷的条件下，要上好一堂课，只有一个优秀的教师而没有30个优秀的同学，那是根本不可想像的事。他(她)们需要完全听懂一个陌生老师的语音、语调，能够对教师的要求立即作出适当的反应，还要以本年级学生的优秀的英语表达能力进行Unrehearsed的口头交际。我从教30多年，还未有听过、更不要说见过只有60万人的中等城市有这样优秀的的学生群体。那么，他(她)们是怎样培养起来的呢?答案只有一个，他(她)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交际教学法的产物。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参赛教师的地域分布情况，除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代表，先进地区有，落后地区也有，但是人们看到来自新疆、贵州、宁夏和西藏的参赛者的教学水平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参赛者相比，不惶多让。 这有力地证明过去20年，边远山穷地区的外语教学质量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随着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辐射作用，以及西部地区大开发的启动，这个进步的速度将不断加快。随着全国各高等师范院校培养出来的，乐意接受交际法的教师越来越多，中国特色的交际法在中华大地不仅取得了生存权而且将会继续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大业发挥独特作用。 (四)21世纪交际法在我国的前途与展望 1)Economic globalization为交际法在后世纪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巨大的推动力量。 在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期，以知识经济为物质与技术基础，以WTO为运行机制的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已显露端倪，在本世纪即将以汹涌澎湃的动力席卷全球，努不可挡。如何顺应这个潮流。力争在这个社会经济大变革的过程中为自身得取更大份额的利益，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需要迫切考虑的共同课题。从这个角度看，学习并掌握好国际语言，是发展国家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必不可少的手段，这里所谓国际语言就是英语。 ──现代科技的进步为外语学习进一步提高创造了有利条件，它给外语学习带来了以下几个特点： 1)电脑的应用已经和英语学习融为一体，并且开创了一种电脑辅助的语言学习模式(computer 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它将教材物品分为两种形式，即印刷品和电子器件，教科书和字典都在CD－ROM中合为一体。可有教材内容，即可以在屏幕上看得见，又可见在电脑的扩音器中听得见。学习者可以选听课文阅读或对话，在做练习时学习者可以把答案输入电脑，并且可以立即得到正确的判断与解答。在这种情况下，老师将由一个资讯提供者变为学习的促进者(facilitator)。他指导学生取得资讯，指点学习方法并促使他们能分别地独立地学习。 2)多媒体(包括录音、广播设备、幻灯、放映机、以及电影、电视等图像设备)在教学上的日益普及使课堂上师生之间的interaction大大加强。语言材料的数量及技能频率大大增加。总的效果是堂上的语言环境及交际气氛都变得十分浓郁。 3)在课堂以外，除了电脑还有电视、广播和电影以及来访的外宾等机会，让学生接触到现实生活中活的外国语言。尤其是电视方面。就目前而论各式各样由浅入深的英语专题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都为学生所喜闻乐见，在潜移默化中学到活生生的英语。 以上几个特点和哪一种外语教学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呢?答案还是“交际法”。当然我们在这里所指的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交际法而不是那种虚幻的纯理论上的交际法，也不是 N. S. Prabhu在SLT的背景下的强势交际观的实验。 我们还应该看到以上种种因素不仅有利于学生学习外语，同时还有利于外语教师学习并不断提高自己的外语教学水平。 在以上客观形势的驱动与有利条件的配合下，要使外语教育能满足国策的要求，核心问题是师资队伍的建设与发展。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层次是现有师资队伍的使用与提高。这个层次又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发挥现有师资力量的示范作用，上文曾经提及即使边、远、山、穷地区也有不少优秀的能运用弱势交际法的英语教学精英。但应该看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点”的情况，而不是“面”的情况，如果把这些点连结成小片、大片，其中就大有文章可做。今年4月，江门市举行了一次小学英语优质课 赛，确实起到了“点”的示范作用。一位听课的老师说，“我总以为小学英语教学无非是蹦蹦跳跳，听了十几位老师的课，才体会到在不同层次的师资的手里，就明显地看到这个蹦蹦跳跳和那个蹦蹦跳跳大不一样。” ──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目前水平还不够高的师资怎样教。这个问题应该这样去理解。我国现行中小学英语教学大纲是Structural－Notional Syllabus，它既有structural的一面，也有notional的一面，这两者如何结合，需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水平高些的，notional的比重可以大一些，否则structural的东西可以重视一些。只要不偏离交际的大方向就行。弱势交际观的灵活活性也在于此。 ──问题的第三个方面。不管哪一个层次的师资都要不断深造提高的问题。《中小学英语活页文选》2000年第2期，有一篇文章对这个问题提出了很实在的解答。从中小学英语教师骨干培训的基本思路到国家级培训的基本目标以及课程方案都有明确的界定和要求，在这里就不多谈了。 第二层次是师资队伍新鲜血液的补充问题，国家以及地方高等师范院校担任着极其繁重光荣的任务。有的同志担心，高等院校的有关教授专家，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交际法所持的观点，未必与外语教育行政部门以及教材编者的意见一致。这可能会在理论与实践上对培训师资产生一些不那么正面的影响。我的看法是，师范生的可塑性很大，只要他们在校学到扎扎实实的语言技能基本功，工作之后会从实践中接受交际法的。合肥盛会的参赛者，尤其是年事稍长者，不见得直接从师承传授学习到交际法，而是后天获得的结果，便是有力的证明。另一方面，如果师范院校花适当时间到中小学基层对不同层次、不同水平的交际法教学实践多做调查研究，这对交际法师资的培养更加有利。 展望前途，任重而道远，若干年之后，人们回首前尘，在丰硕的教学成果面前，他们准不会忘记这一代的拓荒者的历史功绩。 参考文献 1．张正东主编：《高师英语教学法教程》，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0 2．章兼中主编：《国外外语教学法主要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 3．胡钅监明：《论交际法语言教学在高中阶段的应用》，《中小学外语教学》 1996年第10、11期 4．胡鑑明：“交际法的应用”，《中小学外语教学》1995年第12期 5．胡鑑明：“用辩证发展的观点看高新大纲和新教材”，《中小学英语》 1997年第2期 6．何锡銮、胡鑑明：“检阅、交流、启示──全国高中英语优质课竞赛后的思考”《课程·教材·教法》 1999年第12期 7．胡鑑明：“N.S.Prabhu对于交际法的几个观点的论述与我国应用交际法教学现实” 《五邑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8．H.D.Brown：Princip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2nd EdutionEaglewood Cliffe,New Jerley 1987 9．William Littlewood：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 an intrudu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Twelfth printing),1990 10．《九年制义务教育全日制的中学英语教学大纲》，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试用修订版) 2000年3月 11．李静纯：“继续教育与英语教学的可持续发展”《中小学英语活页文选》 200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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