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的高等教育发生了重大变革。在政府的敦促下，公立高校的重心向为国民经济和工业发展服务大面积倾斜，洪堡式研究型大学逐渐向服务型大学转变。

各国政府首先改革立法以协调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削弱传统科研型大学的排外性，从法律上极大地巩固了高校的自主性；其次，政府积极开放高等教育这一市场，鼓励成立新院校，增强校际竞争；再次，以美国为参照，对学位结构进行调整：逐步取消原有的既耗时又昂贵的博士培养方案，转而采用国际上更为流行的由学士、硕士、博士构成的、更职业化的三级学位模式；最后，政府调整乃至削减对高等教育的投入，要求高校建立起强调自主性和责任制的预算制度。1991年至1996年，芬兰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减少了16%，而在冰岛，政府甚至考虑是否向学生收取学费。一些相关具体措施和建议也陆续出台，如要求高校采用企业化管理模式；建议高校科研进一步加强与企业的联系，即在政府投资减少的情况下，为筹措办学资金而开展横向联合，向社会提供“以科研为基础的服务”。例如，1993年瑞典教育科技部在关于科研政策的白皮书中将增强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放在首位。相关的计划和项目也得以实施，包括增加针对企业的博士生培养人数，建立高校下属公司等。

受经济形势所迫，瑞典和芬兰最早启动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改革也尤为彻底；而其他三国，即丹麦、挪威和冰岛的高校则相对“保守”一些，这是受20世纪70年代丹麦和挪威的“学生反叛潮”及学校管理机构长期以来极端民主化的影响。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长期以来对政府依赖性较强，因此在改革施行之初，高校开始承受招生量加大而资金短缺的巨大压力，批评也纷至沓来。批评者将改革后高校的“新自主”称为“贫穷”的自主，高校觉得当时的自主性反而不及从前。以自主和责任制为内核的新预算制度不仅导致不同学科的生均成本出现差异，而且意味着某些社会急需量较大的学科在“出售服务”方面拥有更好的机遇，财政状况也会因此更宽裕。各个院、系、科之间将出现经济上的贫富差距。同时，社会对高校教师参与有偿服务活动的批评意见也日渐增多。事实上，高校教师本身对于高校在社会劳动分工中角色的巨大变化也显得不太适应。他们担心大学正远离其传统的独立的角色，认为学校的有偿服务性将使教师的纯学术行为不得不让位于学校的各种盈利性活动。同时，专注于盈利活动人员或者对此业绩突出者将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和更高的经济收入，这有可能导致院系内部的贫富分化。然而，今天，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高等教育正从这一改革中受益：高校群体已经成功地转变为国家、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助推器；高校财源基础得以极大拓宽，自主地位也得到了加强；学位制度的国际化使得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具备了更强的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