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国华

从教育经济理论上，提出了以市场为基础的教育（market-based education）的假设。对这个术语的构词方式，我国学术界并不陌生，在讨论知识经济之初，首先引进的术语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knowledge－based economy）。针对现实中当代教育生产具有多重含义的情况，西方学者还引证马克思理论并指出：第一，教育看上去既是生产又是消费。对那些雇佣知识劳动力的公司来说，在教育上的投资就如同为了生产而花钱购买原材料等一样，是一种生产性消费。而从另一方面看，教育又向工人们提供所吃的食物，以保持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因此，从学生的角度看，教育又是一种马克思所谈的消费性生产。第二，因此，教育可以视为消费、投资，或两者兼而有之。这对正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的消费与投资是两个相互排斥的范畴，则是一种挑战。第三，从使用价值看，教育的产出也是多方面的，诸如入学学生、应届毕业生、教育资格证书、学会的技能与知识，以及学校组织的社会公益、文化和体育活动，甚至还包括教育对社会扫盲和文明进步所作的贡献。在上述教育的所有产出中，有些可以计量，有些则无法计量。事实上，人们是无法算出能包括上述所有相互不同的使用价值的总产出的，除非按假定价值（shadowprice）把各种不同产出任意标价。第四，在现实世界里，教育既能以市场方式生产出具有对抗性和排他性的表明纯粹个人地位的私人品，又能以非市场方式生产出一般公共品，还可以生产出既是公共品又是私人品的混合品。这就是教育生产的两重性。而根据新古典经济学观点，倘若以特许方式或授以非市场生产进行市场生产，则市场－国家的两重性便与公有－私有两重性合二而一。由此可见，教育机构是可以做到既受政府控制，又受市场推进的。绝大多数以市场化为条件的教育系统均只具有部分市场特征，实际是一些准市场。所谓准市场，乃是非完全市场，其中还包含有政府调控的成分。因此，对教育产业化来说，政府控制和市场经济并非一定是零和的关系，即一方面受益，另一方面必定受损的关系。正是在上述意义上，美国学者提出了以市场为基础的教育改革说；或许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弗里德曼说：我相信，若要对我国教育体制动大手术，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私有化之路，实现将整个教育服务中的相当大的部分交由私人企业个人经营。否则，没有什么办法能摧毁或者至少极大地在削弱现存教育建制的权力，而摧毁或削弱现存教育建制的权力，乃是根本改革我国教育体制所必要的先决条件。此外，也没有什么办法能给公立学校带来竞争，而只有竞争才能迫使公立学校按照顾客的意愿改革自身。尽管在美国国内也不乏教育市场化的反对者，但时至20世纪80年代中，美国许多教育改革者却在如何改革公立学校问题上基本达成了共识，即认为公立学校是一种反应迟缓的垄断，并寄希望于私立学校充当打破这种垄断的手段。比如，由美国一大批教育主流团体组成的卡内基教学专门小组就称：市场被证明是最有效的分配资源的工具，它在美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激励着人们。市场还能使所有公立学校学生都能获得相同的学校资源。部分教育专家主张教育应实行广泛私有化，并指出，改革美国教育之唯一的出路是：第一，支持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以及私立学校之间的竞争；第二，支持公立学校系统内部个别服务部门之间的赢利竞争。

《全球教育展望》200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