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从70年代末恢复高考制度后，分数便成为衡量学生成绩的重要标准。其实，在美国，分数也是非同小可。平均分数达不到B，就甭想进工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或任何有名的私立学校。

我在美国大学当助教的第一个学期，给学生改作业、判试卷谨小慎微，唯恐不公允，引起学生民愤。记得期中考试之后，一个学生拿着考卷到和我同办公室的另外一个白人助教面前，一题一题地问：“你给A的标准是什么？A减的标准又是什么？B加的呢？B减？X加？为什么这一题我只得X减？”问得我的同事汗流浃背，解释得口干舌燥，却始终不肯让步。那个学生气势汹汹，人高马大，当时正是美国校园枪击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时候，我真害怕他气急败坏，掏出枪来。

一学期教完之后，发现美国学生与中国学生无很大区别，很多人拿到我们教师千辛万苦批改的考卷或论文之后，迫不及待地翻到最后一页。如果成绩理想就欢天喜地；成绩糟糕，则脸一沉，背过身诅咒两句。美国大学一般期末时请学生匿名给教师打分，写评语。一个学生这样评论我：“这个助教英语糟糕，应该让主讲教授帮助他，我们就不会得屎渣一样的分数了。”这个学生用的“屎渣”一词属于俚语，即非正规语言，有教养的人一般不用。这样的英语我当然听不懂。总之，无论分数高低，都很难激励学生认真阅读教师的评语，以求进一步提高。

在如何衡量学生成绩问题上，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克鲁兹分校60年代建校后曾独树一帜，推行“评语衡量制”：用一段文字描述，评价学生的表现，而不是像其他院校那样用ABX给学生打分。例如，一个学生修习“写作与修辞”课所得到的评语是：约翰在这门课上表现出他对深入思考、勤奋写作的执着。他堂堂课不缺席，积极参加讨论。他的发言虽然有时带有挑战的口气，但总能把讨论推进一步，给同学们创造辩论的机会。虽然约翰的课堂口头报告准备得不很完善，但至少使他看到了他所选题目的困难程度，从而在期末论文中开发出新题目。

“评语衡量制”的倡导者和支持者认为，分数是教育工业化的产物。像其他工业一样，学校需要生产出可以打上标签、送上货架拍卖的产品。但学生不是猪肉、牛肉，岂可分为一级、二级？我们谁都不会给爱情和友谊打分，任何复杂的情况都难以用分数衡量。一个学生的一门课上写的论文出色，但考试临场发挥不佳，期末成绩得了70分。单单看这张成绩单的70分，并不能看到这个学生的长项和弱项。

“评语衡量制”能够影响学生学什么，怎样学。一些学生看到没有拿△的危险，可能会选难啃但很有意思的课程，为学习而学习，而不是为高分而学习。同时，他们也会更与同班同学合作，而不是把战友当敌手，为争全班第一而耍手段，封锁信息。另外？quot；评语衡量制"还能使那些专业学习效果不佳的学生勇于参加课外活动、校园社团等等，锻炼一个人多方面的才干。如果整天担心自己的平均分数低，就很难有这股热情。一些教师反映，“评语衡量制”下的学生问老师的问题往往是为什么错、怎样提高等，而“分数制”下的学生来办公室见老师常常是为了在分数上讨价还价。

然而，据美国高教报报导，圣塔克鲁兹分校教授团今年年初以154比77的投票结果推翻了“评语衡量制”，决定重新回到传统的“分数制”。他们认为，“评语衡量制”是一个失败，它使学校吸引了不该吸引的人──懒惰的学生，疏远了应该吸引的人──勤奋上进的学生。“评语衡量制”对报考法学院医学院的圣塔克鲁兹分校毕业生非常不利，因为录取官员不知道怎样把一指厚的评语成绩单与其他考生的分数相比较。大公司企业，比如国际通用机械公司、惠普计算机公司等，往往在文化思想上非常保守，很可能对使用评语成绩的申请材料不屑一顾地就扔进垃圾桶。由于大学招生人数越来越多，班级越来越大（有的超过200人），教师无法深入了解认识学生，所以评语越来越简短，缺乏实际内容，甚至千篇一律，千人一面。

“评语衡量制”的实施失败十分可惜，不应放弃，而应改革。各个学校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改革衡量学生的方法。比如印第安那大学为了让学生看到自己的真实成绩，对付分数贬值的倾向，期末成绩单不但显示自己所得的分数，而且显示每门课获得各个成绩（A，B，X，△等）的学生比例。这样，你获得的A是全班惟一的A，还是无数A之一，一目了然。当你向学校购买你的成绩单寄给你报考的研究生院或可能的工作单位时，你可以选择是否显示同班同学的分数比例。

无论使用什么衡量方法，学校和教师的责任在于尽量准确反映学生的真实表现，最大程度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的责任在于通过分数或证明语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学习进程，找到进一步提高的途径，把分数或评语当成又一个与教师交流和学习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