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会计信息在资本市场中的价值》



　 理论探讨《会计研究》1999.3　　
试论会计信息在资本市场中的价值

冯洪全　曾大宏　吴树畅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部)

　　资本市场是政府、企业筹集长期资金的重要场所,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市场可以说是一国市场体系中的核心,它不仅能促进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资产的有效率分布,而且还是信息的聚集地,企业家名誉的竞争性市场,并在这个意义上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部分。

根据美国金融专家麦金农的研究,一国经济发达程度可以用金融资产在ＧＮＰ中的比重来衡量,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看,金融资产一般占到ＧＮＰ的120%—150%。我国资本市场从1990年出现到现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取得的极大的发展,截至1997年底,在上海和深圳两个证交所挂牌上市的公司就达745家,总股本达1771.23亿元,流通股本达558.44亿元,市价总值达17529.24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强。开户投资者总数达3300万,整个金融资产已达ＧＮＰ的60%以上2。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必将对我国的会计思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3。会计理论研究必须走出传统的视野和方法。本文试图从新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会计。

一、资本市场导向下会计的经济角色

我们可以说,资本市场的出现是由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是缘由社会分工发达和专业经理的出现。因为市场的发达程度总是与分工的发展相互促进并保持一致的(杨小凯,1991)。专业经理的出现必然要求发达的股票市场与之相配合,发达的资本市场反过来也促进了社会的分工。社会分工和专业化意味着把特定链条一环委托给别人,从而形成了更加细密的委托—代理关系,委托—代理关系必然会产生知识的局部化和专业化(汪丁丁,1996),从而产生了信息的不对称(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信息不对称———一方比另一方更拥有信息的优势。比如旧汽车的卖主知道他的车的质量状况而买者不知道,学生知道自己学习的努力程度而老师不知道,投保人知道投保物损失的概率而保险人不知道等等。

我们知道市场机制本身就有信息传递的功能。比如,企业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也就是向全社会发出需要资金的信息,经济主体(单位或个人)进入股市成为股民时也就是向全社会发出可供给资金的信息。但这种功能更主要是调节资源的配置,具有分散的经济特征的信息简化整合的作用。例如,对于某个消费者,彩电的价格上涨,要么意味生产厂商生产成本上涨,要么意味着其他社会成员需求的增加。也就是说彩电是经济社会更为稀缺的物品,要想获得它必须支付更高的机会成本。一个企业的股票价格高,反映这个企业的资金成本高(因为股票价格理论上等于企业未来的分红的现值),说明了这个企业的生产要素中,资金的稀缺性更高,资金的边际收益高。社会成员除了利用价格体系来了解经济社会信息外,其他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人们利用这些手段传递内容更为具体的信息。例如,药品出售者必须在出售药品的同时,告知顾客药品的功效,可能存在的危害,以及使用方法等信息。信息交流在许多情况下就是契约关系的内容:企业经营者有义务向投资者公布公司财务状况等等,另一方面信息传递还可以被用来作为谋利的手段和工具。广告业的发展以及企业形象设计的兴起说明了企业寻求多种方式向消费者传递信息。当信息的传递被当成谋利的手段时,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就会有选择地输出信息,甚至会输出虚假的信息。

资本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是逆向选择(Ａｄｖｅｒｓ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是由于一方拥有别人无法拥有的知识,合约的其他各方都能通过减少信息的不对称获利。如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质量或公司前景的披露没有信心,股东对他们雇佣的管理者的才能不信任等等。这时上市公司就可通过有信誉地向投资者披露其真实的质量而获得更高的股票价格。进一步讲,股票市场也将因为没有信息不对称的障碍而运行得更好。

在资本市场上,由于所有者与经营管理者的分离,更令人关注的逆向选择问题是内幕信息。一般来讲,企业的管理者和其他内部人员比外部投资者更了解企业的现状和未来的前景,他们甚至通过操纵信息的披露保持其信息的优势,使投资者不能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对投资者来讲,由于他们知道公司的信息不能公正地揭示,他们将不愿购买公司股票。这样资本市场就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财务会计及其报告视同一种机制———有信誉地把企业内部信息转化为公司信息而克服逆向选择。

资本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的第二种形式是道德风险(ＭｏｒａｌＨａｚａｒｄ)。它是指合约的某一方的行为具有不可观察性而影响到双方利益。比如,教师并无法肯定学生是否在“努力”学习,而学生努力学习对教师和学生都有益。于是考试就成为一个控制不可观测行为的机制———它能激励学生自己努力学习。由于管理者为股东利益工作的努力程度是不可观测的,他就有“偷懒”的动机,然后把公司经营业绩的下降归咎于不可控的客观原因。显然,如果这种情况出现了,必将严重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和经济运行的效率。这里,会计报告的收益就成了管理业绩计量的信息,它从两个相互补充的方面来控制道德风险:第一是把会计报告的收益作为可执行合同变量(比如超额分成)来激励管理者努力工作;第二是会计报告的收益不仅在股票市场也会在经理人员的劳动力市场传播。这样,管理者的“偷懒”将承受个人收入、名誉等的损失。自己的人力资本市场价值也就会大大下降。

总之,在资本市场上,会计的作用在于消除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市场的运行更具有效率。

二、“决策有用”会计目标下的会计模式

财务会计的目标是会计理论的起点,尽管现在财务会计的目标在理论上还存在争议4,在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决策有用观对会计执业界及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都具有深远的影响。由于美国的资本市场化程度最高,所以,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ＦＡＳＢ)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ＳＦＡＣ)最完整地体现了这一观点。ＳＦＡＣ第1号《企业财务报告的目标》(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ｂｙ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ＳＦＡＣＮｏ.1)提出了财务报告的首要目标是“提供投资和信贷决策有用的信息”。

孙铮先生在其博士论文《论证券市场管理中会计规范》中从资本市场的角度进一步提出财务会计的目标:“一是会计信息的披露应该导致资源在生产者之间的最佳配置;二是会计信息所以对证券市场有用,是由于它能够促成投资者拥有一个合理的证券投资组合”。

但遗憾的是,他们都未对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会计信息如何达到上述目标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并未说明什么是有用的会计信息。作为会计师,只有在理解了决策有用的真正含义后才可能提供对决策更加有用的会计信息。会计理论首要的功能就是要能解释会计实务。

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的观点,已被会计师和理论研究者们广泛地接受并成为评价规范财务报告的基本依据。显然,由于投资是为了获取未来的收益,与投资决策最相关的会计信息是企业未来价值的现值。如果会计信息能告诉我们企业未来价值的现值,由于套利者的存在,就会使企业股票价格与企业价值一致,市场上没人能获取超额利润,这样的市场是最有效率的。

下面让我们来构造一个理论会计模型来说明这个问题。

如果假想在一个理想经济环境下———企业的未来现金流量没有不确定的因素,市场利率也是确定的并且大家都知道。假定Ｍ公司仅有一项资产,没有负债。这项资产在未来两年的每年年末产生现金流入量$100,两年后残值为0。我们再假定无风险利率为10%。那么在企业开业后第一年年初其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ＰＡ0为:ＰＡ0=100/1.1+100/(1.1)2=$173.5

于是Ｍ公司开业时现值资产负债表可以表述为:Ｍ公司资产负债表资本资产(现值):$173.5　所有者权益:$173.5　　

一年后,Ｍ公司剩余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入量的现值为:ＰＡ1=100/1.1=$90.91Ｍ公司在这一年的收益表为:Ｍ公司收益表收入:　　$100　费用:　　　82.64净收益:　　$17.36　　费用的计算为:$173.5-90.91=$82.64本年末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为(我们假定公司没有分配股利):Ｍ公司资产负债表财务资产　　现金　资本资产　　开业价值　累计折旧　$173.55(82.64)　$10090.99$190.99　所有者权益　开业价值　净收益　　$173.55　17.36$190.99　　

在这种理想的经济环境下,企业的价值是明确的,如果这是一家上市公司,其股票价值也就是确定的。这里的会计信息当然是完全相关的,它完全表述了一个企业的价值。由于现金流量和无风险利润是确定的并为社会所知道,会计信息也是完全可靠的。

这种会计模式也完全符合主流经济学的会计思想,因为即使所有的资产存在市场公允价值,一个企业的价值并不等于单个资产价值相加(其相等必定是偶然现象),按照现代企业理论,企业是一个繁杂的经济合约,其中以企业家才能为代表的人力资本越来越占有重要的地位5。而如何对人力资本计量也一直是困扰着会计师的重大问题。这种会计模式就绕过了这一难题而采用直接对企业计价,那么这时人力资本的价值就可以看作企业价值超过实物资产的价值。

但现实总是远离理想,不确定性是现实经济环境的本质,“商业经济制度的演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如何找到减少风险(不确定性)的途径的问题”(Ｈｉｃｋｓ,《经济史理论》)。面对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企业价值如何去计量呢?人们通常可采用的方法是用“期望现金流量”折现,折现率采用无风险利率加上风险调整利率。由于现金流量采用的是“期望值”,那必然与“实际值”有差异,这时现值会计信息就不可能是完全可靠,也必然存在风险。而且由于每个人对风险的偏好不一样,在同等的风险下其要求的收益率也就不一样,这样风险调整的利率的确定就很难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最后会计信息提供的“现值”就很难有客观性。同时,无风险利率也不可能一直保持不变,如何选择无风险利率也是一个难题。

于是在会计实践上,会计师转而求助于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会计信息来满足相关决策的需要。尽管现在这种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会计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但其根基却无法动摇。显然,这种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会计信息尽管保证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6,但并不能直接达到“决策有用”。

本文下面就从资本市场的角度,通过构造一个理性投资者的决策模型来说明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会计信息在资本市场条件下的经济效率。这里仅是从单个投资者的角度对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观点进行的一个阐释,我想读者完全可能找到比我更广泛更好的切入角度来认识这一问题。

三、决策中会计信息的价值

(一)资本市场的投资决策模型

1.资本市场是具有次强效率的:股票价格反映了现在已公开的信息,不能用过去的股票价格预测未来的股票价格。财务信息只是公开有用信息资源的一部分,由于信息的竞争,财务报告中包含的会计信息往往已为人所知或为人所预测过。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这种有效市场的存在,并且得到了美国等国的广泛支持(孙铮,1996)。它肯定也是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

2.投资决策者作出决策是为了最大化他们的效用或福利,其选择符合理性原则。

3.投资者总是在寻找内在价值大于现行市价的股票。他的信息来源是多种多样的:可以从公开的财务报告获得,也可从专业的财务分析师那里得到,还可从其他途径获得。

4.投资决策者是风险厌恶者。这一假定的含义是:比如你应邀与某乙玩掷硬币的游戏,以硬币的正反面决定输赢,假定睹注以分计,你毫不推却。睹注由一分、一角、到一元,你可能会继续,但当睹注提高到一定程度———比如说1万元(需要真正支付),你肯定会拒绝(你不拒绝,他也会拒绝),即使你有支付能力,睹注越大,你将越来越紧张,而不考虑预期收益。风险厌恶情绪将使投资者在报酬与风险之间平衡,假定掷硬币对你有利———比如说赢面为75%,你将愿意下较高的睹注。决策理论是通过效用函数建立风险厌恶模型。比如甲的效用函数为:Ｕ(ｘ)=ｘ　　ｘ≥0,ｘ为投资回报。效用函数可通过下图来反映:图中直线Ｃ表示投资者是风险中立的(ＲｉｓｋＮｅｕｔｒａｌ),其投资决策取决于未来回报。其效用函数一般为:Ｕ(ｘ)=ｂｘ式中ｂ为斜率。当投资者风险中立时,效用与未来回报完全一致。在小额投资中这是普遍的。

曲线Ｄ表示投资者是风险厌恶的,即随着收益的提高,只有更高的增量收益才能达到一定的增量效用。

(二)单个投资决策的实验模型

我们假定一个投资者甲准备投资$10,000。在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上7他有两个投资方案可供选择:

Ａ1:购买Ｓ公司的股票。如果购买股票,他将面临风险,因为他不知道回报如何。但他知道回报最终取决于Ｓ公司长期、稳定的分红能力,他将Ｓ公司的回报可能性分为两种:状态1:高分红状态2:低分红如果Ｓ公司处于状态1,证明分红能力强,期末回报将为$1,600,计算公式如下:净回报=期末股票价+当期红利-原始投资如果Ｓ公司处于状态2,证明分红能力差,期末回报将为0。股价对公司的盈利能力会作出反映,因为盈利能力强意味着可分发持续稳定的高红利,在信息公开的情况下,较高的回报需要较高的投入,使股票价格上涨。

Ａ2:购买年利率为6.25%的国债,一年后其收益为$625元现在假定甲通过各种渠道获得信息并得出一个先念概率(Ｐｒｉｏｒ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财务报表披露之前):Ｓ公司经营得好的概率为0.3,经营得不好的概率为0.7。

甲讨厌风险。由于厌恶风险,将导致风险越高(一般回报也高)的效用(Ｕｔｉｌｉｔｙ)越低,假定报酬获取的效用为回报的开方值。甲投资获得的效用如下图所示(回报后括号内数字):

如果甲现在决定投资,他将选择期望效用最高的方案。以ＥＵ代表期望效用,则:ＥＵ(Ａ1)=0.3×40+0.7×0=12ＥＵ(Ａ2)=1.00×25=25　　

显然,甲将选择债券投资。这里假定最低交易单位决定了他只能在股票与债券中作出选择,不能同时投资股票与债券。　

　假定甲是在会计信息公告前作投资决策。Ｓ公司的财务报表也可能有两种状况:盈利ＧＮ(ｇｏｏｄｎｅｗｓ)和亏损(ＢＮ(ｂａｄｎｅｗｓ)。甲根据以往的经验,如果Ｓ公司真是一个高盈利的企业,其财务报表有0.8概率是好消息(ＧＮ),0.2概率是坏消息(ＢＮ);如果公司是一个低盈利企业,其财务报表为好消息(ＧＮ)的概率为0.1,坏消息(ＢＮ)的概率为0.9;即:Ｐ(ＧＮ/Ｈ)=0.8Ｐ(ＢＮ/Ｈ)=0.2Ｐ(ＧＮ/Ｌ)=0.1Ｐ(ＢＮ/Ｌ)=0.9这里,Ｈ———表示企业高盈利,Ｌ———表示企业低盈利现在如果Ｓ公司的财务报表是好消息,投资者会怎样行动?我们可以运用贝叶斯定理来计算财务报表是好消息,Ｓ公司具有高盈利性的概率为:Ｐ(Ｈ/ＧＮ)=Ｐ(Ｈ)×Ｐ(ＧＮ/Ｈ)Ｐ(Ｈ)×Ｐ(ＧＮ/Ｈ)+Ｐ(Ｌ)×Ｐ(ＧＮ/Ｌ)=0.77

　　那么,当财务报表是好消息,而公司呈低盈利性的概率:Ｐ(Ｌ/ＧＮ)=1-0.77=0.23如果出现状态1,甲的投资回报将为$1,600,反之则为$0。据此,可计算投资于Ｓ公司股票效用为:ＥＵ(Ａ1/ＧＮ)=0.77×40+0.23×0=30.8ＥＵ(Ａ2/ＧＨ)=1.00×25=25

我们看到,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由于Ｓ公司披露财务信息而改变了投资者的先念概率,从而改变了投资者的期望收益和效用。对投资者甲来说,这时候他就可能选择投资Ｓ公司的股票。这说明是财务信息产生了差别决策的能力,正是财务信息的价值。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上讲,Ｓ公司的现在的股票价值就可能会上升,Ｓ公司也就因披露财务信息使其企业价值得到了正确的体现———我们把财务信息的这种经济价值叫作克服“逆向选择”作用。它可以使委托代理关系更有效率,符合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

细心的读者其实可能已经发现,我们上面的分析是一个相当粗略的分析,投资者甲会不会投资股票还有风险的因素未考虑。对一个理性的投资者来说,由于其风险厌恶的特征,对同一数额的未来确定的收益和具有不确定性的收益显然具有不同效用。但是不是投资者就一味拒绝风险而放弃较高的回报收益或者说为了取得多高的收益才能抵销其承担的风险?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可引入马可维兹的投资组合理论说明。

(二)证券组合的实验模型

前面我们假定投资者倾向于厌恶风险,在投资回报既定的情况下,投资者倾向于选择风险最低的方案。或者说,在风险既定的情况下,投资者愿意选择投资回报最高的方案。投资者往往需要在风险与报酬之间作出平衡。

投资者可以减少风险的方法之一是采用多元化的投资策略,即投资证券组合。采用证券组合,可适当分散(减少)风险但不可能规避全部风险。证券组合的原理对财务信息提供者非常有意义,因为它暗示了投资者所需风险信息的实质。　

　由于投资者厌恶风险,不同风险对投资者具有不同效用才使得证券组合有意义。如何决定个人的效用函数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投资理论引入方差效用(ｍｅａｎ-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ｕｔｉｌｉｔｙ):Ｕｉ(ａ)=ｆｉ(ｘａ,ｓａ2)式中,ａ代表一种投资待业行为,可以为股票、债券或证券组合。该函数表明,对于投资者甲来说,投资者ｉ的效用是预期收益率Ｘａ和风险(通过方差Ｓａ2表示)的函数Ｆｉ,可知Ｘａ增加,Ｕ增加,Ｓ增加,Ｕ减少。典型的方差效用函数为:Ｕｉ=2ｘａ-δａ2不同的投资者在收益和风险之间的平衡点不一样,比如更厌恶风险的投资者的效用函数可能为:Ｕｉ=2ｘａ-2δａ2下面我们探讨证券组合问题。假定乙是一个厌恶风险的投资者,正考虑投入$200购入Ａ公司的股票,现行市价为$20,他估计该股票年末有0.74可能升至$22,有0.26的可能性跌至$17,Ａ公司每年的红利均为$1(当然也可假定红利不确定,但只会增加问题的复杂性,对原理并无影响)。至于他对概率的估计是在年报披露前还是后,对解释证券组合理论并无关紧要。只要他估计了概率。乙的回报如下:如果Ａ公司股票上升:22×10+10=$230如果Ａ公司股票下跌:17×10+10=$180预期的收益率和方差如下表所示:　　投资回报的方差为0.0120,该方差为风险的量度。乙的效用函数为:Ｕ(ａ)=2Ｘａ-δａ2=2×0.085-0.0210=0.1580如果乙认为该投资对他不具吸引力,原因是他认为风险相对于回报来说太高了。于是他将寻找报酬不变,但风险较低的投资工具,他采用了证券组合。假定了公司现行市价为$10,乙估计该股票年末有0.675的可能性升至$10.5,有0.325的可能性跌至$8.5,公司每年的红利为$1。假定乙以$20购入6份Ａ公司的股票,以$10购10份Ｂ公司股票。该证券组合的回报存在四种可能性:同时升、同时跌、Ａ公司股票升但Ｂ公司股票跌、Ｂ公司股票升但Ａ公司股票跌。投资回报如下表所示:表1-3ＡＢ红利回报概率132+84+14=$2300.5742132+68+14=$2140.1658102+84+14=$2000.1008102+68+14=$1840.15921.0000　　投资回报的计算无需赘述。现在让我们来考虑四种回报下的概率。根据乙的估计,Ａ公司股票上涨至$22的可能性为0.74,Ｂ公司股票上涨至$10.5的可能性为0.675,两者同时上涨的可能性为:0.74×0.675=0.4995但在任何经济环境下,存在一些因素对所有股票均有影响,比如利率、汇率、经济景气度等。这些因素被称为市场因素(ｍａｒｋｅｔ-ｗｉｄｅｆａｃ ｔｏｒｓ)。由于市场因素的存在,许多股票同时升跌的可能性加大,因而我们假定Ａ公司与Ｂ公司同时升的可能性为0.5742,大于0.4995;同时跌的可能性为0.1592,大于0.0845(0.26×0.325)在存在市场因素的同时,存在一些个别因素,如管理水平、停工、新的技术出现等,只影响个别公司的经营业绩的股票涨跌。由于存在市场因素,一家上涨而另一家下跌的概率要比二者独立时的概率要低。证券的预期收益率和方差如下表所示:回　报报酬率概　率预期收益率方　　差230(230-200)/200=0.150.57420.0861(0.15-0.085)2×0.5742=0.0024214(214-200)/200=0.070.16580.0116(0.07-0.085)2×0.1658=0.00002000.000.10080.0000(0.00-0.085)2×0.1008=0.0007184(184-200)/200=-0.080.1592-0.0127(-0.08-0.085)2×0.1592Ｘａ=0.085　=0.0043δ2ａ=0.0074　　从上表可知,证券组合的投资报酬率仍为0.085,但方差从0.012降低为0.0074,乙将愿意购入Ａ公司股票的组合,而不愿只购入Ａ公司的股票。证券组合的效用函数为:Ｕ(ａ)=2×0.0850-0.0074=0.1626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第二个结论:财务信息还应当有助于评估企业的风险,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选择不同的投资组合,并不需要企业从事多元化的经营来分散风险。企业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才能和偏好们知道分工和专业化必能带来规模经济,从整体上促进了全社会效率的提高。

但现行的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会计模式中,并不能提供企业的风险信息,会计对资产、负债的计量根本没有考虑其风险因素。我们知道由于人们面临的自然和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风险总是时时相伴。如果说,在以大规模机械化生产为特征的工业经济时代我们还可以不去正视它的话,那么在以“金融经济”为特征的时代,它就成了时时悬在我们头上一把“双刃剑”。大量的衍生金融工具既使每个人能按自己的偏好和特征获得了理想的收益。同时也孕育了巨大的风险。最近巴林银行的倒闭和亚洲金融危机就是用事实说明了金融时代风险的特征。我个人推想,风险之所以为会计界视而不见,除了人们思想上的原因之外,其中重要的原因是风险的计量和表述要用到繁杂的现代数学工具,而这些数学工具又是我们现在的会计师所不具备的。所以未来的会计再也不能躺在沿袭了一百多年的简单的算术运算中了,必须借用现代数学工具走出理想王国走进现实世界。

四、小结

在资本市场条件下,会计有助于消除“信息不对称”,使市场更有效率。但会计信息要发挥它的作用必须依赖投资决策者的“消费”。由于提供和理解会计信息都是有成本的,提供什么样的会计信息和如何提供取决于它取得的收益和成本的比较。我们通过相当接近现实的投资决策模型说明了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会计信息是有价值的,并指明了风险信息的价值意义。

注释:
1　本文的基本思想受Ｒ·Ｓ·卡普兰编著的《高级管理会计》中关于“信息经济学”的启发。其形成得益于王兴博士等人的大力指点。
2　见《上海证券报》1998年7月14日,8月4日。
3　详见蒋义宏先生的《1985———1997中国股市发展对会计思想的影响》———《会计研究》98,6。
4　详见赵德武先生的《论西方会计目标理论不同学派的会计思想》———《会计研究》95,4。
5　更详细的论述可参见1996年周其仁教授、张维迎博士关于“所有权及企业治理结构”的争论。
6　在前面的部分我已论述过,会计信息可靠的意义在于它能消除“逆向选择”。
7　所谓完善的资本市场简单讲是指无税收,无摩擦的市场。更详细的论述见《证券投资原理》———戈登·亚历 山大,威廉·夏普,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8　这就是本文第一部分讨论过的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会计信息的缺陷:资产以历史成本计价,并反映其现实价值,而许多费用都是资产价值的推销,会严重影响收益计量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影响企业赢利的许多重要因素如人力资本等又都未能反映。———

作者注参考资料:
1.ＷｉｌｌｉａｎＲ.Ｓｃｏｔｔ: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Ｐｒｅｎ 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Ｉｎｃ.,1997
2.ＦＡＳＢ: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Ｎｏｓ.1～6.
3.罗伯特·Ｓ·卡普兰:《高级管理会计》,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
4.孙铮:《论证券市场管理中的会计规范》,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
5.贝多广:《证券经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6.戈登·亚历山大,威廉·夏普:《证券投资原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2
7.周其仁1996:“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
8.张维迎1996:“所有权、治理结构与委托———代理关系”,《经济研究》1996年第9期。
9.赵德武1995:“论西方会计目标理论不同学派的会计思想”,《会计研究》1995年第4期。
10.林长泉1997:“不确定性与会计”,《会计研究》1997年第11期。
11.蒋义宏1998:《1985———1997中国股市发展对会计思想的影响》———《会计研究》1998年第6期。

　《会计研究》1999.3理论探讨

[返回上一页] [打 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