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五时期经济结构调整的特点与目标
结构调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发展是通过结构的规律性调整和转换而实现的。在结构调整中，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转换、体制和组织创新，一方面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结构调整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一个新的增长阶段的形成，往往伴随着一次大的经济结构调整。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也清楚地显示了结构调整和转换推动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近些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原有分工格局和资源配置方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重要转变。发达国家在调整，新兴工业化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也在调整，尽管调整的内容、难点各不相同。我国经济经过20多年的高速增长，正处于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或者说，已经到了一个不经过大幅度结构调整经济将难以获得进一步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
“十五”时期进行的新一轮结构调整，与前两次大的结构调整相比，在发展阶段、体制条件、外部环境等方面都有了显著不同，因而就有了同以往不同的特点。
首先，是在短缺经济结束、传统产业普遍供过于求的背景下进行的“升级型”的调整。供求关系格局的历史性变化，是在90年代初、中期经济高速增长后出现的。当然，相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依然具有的增长潜力，供过于求、生产过剩是阶段性、结构性的。这恰恰构成了进行新一轮结构调整的理由。近几年来，出现了某些通货紧缩的趋势。国家实行了以扩大内需为重点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对稳定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要把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和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动力问题区分开来。发掘我国经济中蕴含的巨大潜力，使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国民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关键在于新一轮的结构调整，重点在于结构升级。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的结构调整是“补课型”的，90年代初的调整是“填平补齐型”和“升级型”的结合，那么新一轮的结构调整将主要是“升级型”的。
其次，是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快，我国即将加入WTO的背景下进行的“适应型”调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国际范围的生产、采购、销售、金融和企业组织形式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强强合并层出不穷，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快。在这种情况下加入WTO，实质上是按照一套国际社会认可的规则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应对战略和策略，取决于国内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状况。就结构调整而言，其重点是在已有对外开放水平上，依据我国国情，进一步扩大、加深与国际经济的融合，充分发挥我国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明确哪些行业已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应重点发展，哪些行业具有潜在竞争力而应着力培育，哪些行业在可预见的将来难有竞争力而应“积极放弃”，从而进行“有进有退”的结构性调整。从这个角度看，新一轮结构调整应当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致力于提高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适应型”调整。
第三，是在技术进步加速，正在对经济全局产生革命性影响的背景下进行的致力于技术结构升级的调整。近年来技术创新层出不穷，特别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信息技术发展，给传统的交易和生产方式带来革命性的影响。我国正处在传统工业化尚未完成的阶段，如何不失时机地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缩短与发达国家在一些重要领域的技术差距，同时更多地注重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其技术含量、附加价值和市场竞争力，如何形成基于企业和市场，同时得到政府合理指导和支持的技术创新与应用机制，都是新一轮调整中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由此带动的技术结构升级也将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内容。
第四，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背景下进行的旨在形成结构调整新机制的调整。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初步形成，但旧体制遗留下来的某些深层矛盾依然存在，经济转轨中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很大程度上根源于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在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上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就不仅有助于新一轮结构调整的成功，而且将有助于形成基于市场和企业的对经济结构动态调整的良性机制。既重视结构调整本身，更重视形成结构调整的新机制，应当而且也可以是新一轮结构调整的显著特点。
从以上的特点出发，通过“升级型”调整和“适应型”调整，使我国经济获得在较长一个时期（如10年左右）保持较高发展速度（如7－8％）的动力；通过调整中深层体制问题的解决，逐步形成能够对结构问题做出积极反应和调整的新机制应是新一轮结构调整的基本目标。
二、调整的主线：产业升级和城市化
我国经济中的结构问题由来已久，涉及面广，错综复杂。研究目前的结构问题，首先要找出那些全局性、根本性的矛盾及其联系，并分析产生这些矛盾的原因。从这个角度看，现阶段我国经济中大体有如下一些主要结构性矛盾。 一是三次产业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中的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比重过低的问题未得到根本扭转，而在就业结构中第一产业比重过高，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停留在农业领域。二是城乡之间的矛盾。城市化进程落后于工业化进程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一个突出问题。这不仅表现在部分工业企业（特别是80年代以来“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未能充分利用城市的聚积效应，且表现在城市类型、功能等方面的结构不合理。三是地区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在省、市、自治区内部，也存在着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的问题。另一方面，不同行政区域之间存在着产品与生产要素市场分割、对外封锁、对内自我保护的现象。四是产品和生产能力结构的矛盾。一方面技术含量、附加价值低的产品和生产能力过剩，同时许多技术含量、附加价值高且又为社会所需要的产品和生产能力供给不足。二者并存是产品和生产能力结构中的一个显著特点。五是产业组织结构矛盾。长期以来，我国产业和企业组织结构中存在着低水平过度重复、分散、小规模等问题，其中突出的是行政性条块之间的重复建设。一些年来在引进竞争的同时，也出现了过度竞争与行政性垄断并存的现象。企业内部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较低。六是消费结构矛盾。我国城镇居民吃、穿和部分用的需求基本满足，但在向以住、行和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服务性消费为重点的需求结构升级中遇到困难，从而出现了低层次消费过剩、高层次消费不足的“消费断层”现象。在农村，也存在着由于基础设施不配套使某些消费难以实现的问题。七是金融结构矛盾。经过多年金融体制改革成效显著，但依然维持了以几家大的国有银行为主渠道的金融结构，主要服务于传统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其中的大企业，而难以对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日益重要的非国有企业，特别是其中的中小企业提供多样化的有效服务。八是所有制结构矛盾。我们在推进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鼓励多种形式非国有的所有制经济形式的发展，我国所有制结构已经发生重要变化。但国有经济战线过长、功能错位的问题在某些领域仍很突出，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的任务仍很艰巨。其他所有制形式也存在着规范、提高等问题。
以上八个方面结构性矛盾之间也存在看内在的逻辑联系。我国统计上7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转移，是我国工业化进程完成前最为重要，最为艰难的任务。由此而导致的城乡结构矛盾，表现在产业和地区层面上，就是三次产业结构矛盾和地区结构矛盾。城币化进程缓慢，大量劳动力滞留于农村，从三次产业结构上看就是第一产业就业比重过高。东南沿海与中西部他区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前者城市化水平显著高于后者。近年来我国农村人口收入和消费增长减缓，主要是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减缓所致。究其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受阻，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遇到困难，行政性过度重复建设，以及低效率产业和企业的退出障碍导致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受阻。这些问题又与现有的金融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矛盾密切相关。所以，从解决消费结构升级、行政性过度重复建设和退出障碍等问题入手，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加快整个城市化进程，将构成新一轮结构调整的基本内容，其主线在于产业升级和城市化。
我国经济中结构性矛盾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历史如现实原因。首先，是历史上发展战略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长时期实行城乡隔离、以牺牲农民利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轻重工业结构趋于平衡，但是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忽视城市化倾向，包括乡镇企业发展中的“离土不离乡”现象，延缓了城市化的进程，也相应延缓了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其次，是经济发展阶段和市场发育程度的影响。现有经济发展阶段的局限性是形成某些结构性矛盾的重要原周。从规律性看，市场经济有一个“自然发育”的过程，我国市场发育和完善的时间总体上看来较短，这种局限性不能不对某些结构性矛盾产生影响。再次，也是最重要的，是旧体制遗留下来和转轨过程中新产生的体制和政策问题的影响。国有经济战线上长，竞争性领域介入过多，国有企业政企不分，资源缺少流动性，激励、约束机制不力，特别是行政性的条块分割，是低水平过度重复建设的主要原因。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行政性的银行与企业依赖关系等，是产业、企业和人员“退出”的关键性制约因素。包括住房、养老、医疗、就业等在内的旧的福利、保障制度的延续或改革中的不确定性，对居民以往、行为重点的消费结构升级产生了重要消极影响。此外，传统体制和发展阶段相联系的抑制性消费政策，也对居民的消费升级形成制约。
总之，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体制和政策问题是导致结构性矛盾产生的主要因素。因此新一轮结构内战略性调整效果如何，主要取决于这些体制和政策问题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解决。
三、支持经济结构调整的财政政策
根据我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问题和外部环境的制约，政府在应该摆正位置，积极发挥作用。政府的调控主要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其中财政政策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目前我们实行的是公共财政，但决不意味着财政就是消极的，财政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可发挥以下作用：
1、大力支持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完善，促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对于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需要的公益企业，财政要加大支持力度，同时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应坚决从财政越位的领域退出，不要继续对国有企业不分青红皂白的补贴，否则一方面浪费了宝贵的财政资金，又固化了旧体制，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产生阻碍效用。简而言之，在对国企的支持方面，财政要十分注意越位与缺位的问题，这是对经济结构调整工作的最大支持。同时，财政也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不应在所有制方面搞区别对待的政策，允许各种所有制公平竞争，在平等的外部环境中实现所有制结构的合理调整和完善。
2、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西部大开发离不开财政的支持，但区域经济发展地不平衡，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上原因之一。目前我国采取的是包括“税收返还”、“专项补助”、“过渡期转移支付制度”等并存的比较混乱的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结构不合理，力度不够大的缺点，尤其是结构不合理，落后的地区得到的转移支付额竟然比富裕地区要少，所以财政不但没有促进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还加剧了地区的不平衡，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就是财政要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实行均等化为标准的转移支付制度。
3、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重点解决资金缺口的问题。社会保障制度迟迟搞不好，主要是一个资金的问题，国家以前在这方面是欠了债的，财政应负担起自己该承担的部分，变卖一部分国有资产，一方面可以调整经济结构，另一方面可解决国家在社会保障上的历史欠债，但社会保障资金最终的来源，恐怕还是离不开社会保障税的支持，因此，尽快开征社会保障税非常有必要。
4、加紧解决制约消费结构升级的一系列体制和政策问题。我们有许多抑制消费的政策现在还发挥着作用，比如消费税中一些税目不合理，急需调整，否则消费结构不能提升，经济结构的调整就失去了需求的支撑。财政要鼓励人们消费，引导消费，以消费来带动经济结构的调整。
5、对衰退行业和地区实施必要的财政援助，从税收等方面加强落后生产能力的淘汰。对一些衰退性的行业和地区，特别是那些面临资源枯竭的单一资源城市进行必要的援助，是我国产业政策的重点，政府可设立专项基金予以支持。对污染严重，浪费资源、假冒伪劣及其它危害经济和社会的产品、企业，应运用多种手段综合治理，税收可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6、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增强国有企业技术改造能力。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是带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根本途径。在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面，财政增加投入以及国家制定的一些税收优惠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前在税收上，困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型”增值税模式的实行。由于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大、资本有机构成高，在“生产型”增值税模式下其购进的固定资产不能抵扣进项税额，造成了其税收负担加重。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需要在税收政策上加大扶持力度，对高新技术产业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解决其购进固定资产抵扣问题，增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经济能力。
7、合理运用财政贴息手段和税收政策，促进企业改革与发展。转变观念，开拓思路，深化改革，逐步改变财政支持经济发展、企业改革的方式，合理运用财政贴息手段，引导和吸引社会投资，按照国家产业政策和规则，合理配置资源，刺激能够产生外部正效应与滋生经济新增长点并有广阔市场需求的经济项目的投资与投产，从而增加市场的有效供给，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促进体现结构升级、能够带动结构调整的直接生产性行业的发展。设立和开征社会保障税，扩大和增加社会保障资金，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支持企业改革与发展；设立和开征环境污染税等税种，限制减少造成外部不经济项目的投资与投产，削减落后过时的过剩生产能力和由此产生的无效市场供给，努力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以及财政与经济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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