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20年改革开放实践的磨炼和邓小平务实精神的教育，我国经济学界敢于面对现实，揭示问题和矛盾。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进步。但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有些研究报告和文章就问题论问题，问题成堆而理不清头绪，很少用哲学思维来研究当前经济发展和运行中的矛盾，不搞矛盾排队，分不清支流和主流。甚至造成莫名其妙的悲观情绪，我们的经济学成了问题经济学。有些研究报告和文章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指标体系，用来描述和研究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经济，把我国经济当做一个发展完善的市场经济来看待，很少考虑我们的发展度和市场度。判断经济形势只根据那几个统计指标的走势论是非，找对策，只力图扭转那几个指标的走势，我们的经济学成了总量经济学，符号经济学。这种研究方法严重脱离实质经济内在矛盾运行的总量分析，更严重地脱离中国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体制机制、结构转换升级具体阶段的实际。抓不住问题的关键，抓不住根本问题，只看运行，不看发展，只讲量变走势，不讲质量内容。这种西化的问题经济学，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它打乱了现阶段有形手和无形手的分工结构，过早淡化政府的发展主体地位，扩大了政策市场调控的范围，干扰了市场的调节机制的正常运行。为了克服这种倾向，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坚持邓小平的中国特色思想，牢牢把握住我们的特殊国情。我国经济运行在什么历史阶段是必须首先弄清的根本性问题。

我们判断当前的经济运行态势好坏，要有一个特定的质和量的客观标准，不能仅仅根据几个总量统计指标的走势，简单地以升降论是非。经济运行指标在时间上不能简单地向后看，和上年周期比，和上月，上季比；在空间上也不能简单地和别的国家、地区比。首先要给当前经济运行一个准确的时空定位，即当前经济运行是处于我国、本地经济发展的什么阶段上。这个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是什么，发展的内容、发展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当前经济运行走势是向着解决发展的主要矛盾、转化主要矛盾方面推进，还是朝着反方向推进。这是判断经济运行走势好坏的主要标准，定性标准。
从发展的本质含义、发展的规律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根本性转变这个大的历史阶段中，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转变的一个关键性历史时期。在生产方式上以工业、商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带动农业的小生产方式向现代的企业化生产方式转变；在交换方式上主要是从自然经济、统制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过渡。这种转变、改进和过渡必然要和增长方式与体制模式的变革、改革互为因果。

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是结构性矛盾。所谓总量矛盾不过是抽象了结构内含的结构性矛盾在统计上的一种反映。总量矛盾是存在的，它只存在于总量统计之中，存在于符号经济之中，在实质经济之中只有结构矛盾，没有总量矛盾。我们面临的结构矛盾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工农两种生产方式、城乡两种生活方式，这种两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矛盾。这是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是中国诸种经济与社会矛盾的总根源。由于农业生产方式改造受农村内部主要矛盾人多地少的影响，因而当地国民经济的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城乡人口布局这个大结构的矛盾。改造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民收入，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必须以减少农民为前提，因而目前人口城市化滞后，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源在于城乡要素流通受过时的城乡体制制约。

第二层次是区域经济结构的矛盾，主要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不仅是东、中西大区结构间的矛盾，而且还有每一个大区内部小区结构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根源在于区域间要素流通受行政区划限制，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的矛盾是区域结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区域同构是由行政区划限制要素流通造成的，因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行政区划和政府管理职能定位。这个层次的矛盾在发展大势中居第二位的矛盾。
第三层次是产业结构的矛盾。多年来我们对这个层次的矛盾是重视的，当作第一位的结构矛盾来抓。实际上它受前两位矛盾制约，就产业结构调产业结构是调不动的。
第四个层次是产品结构的矛盾，主要是剩余和短缺产品的矛盾。短缺产品包括公共品和劳务，由于受市场因素制约不能增长，不能减少短缺，因而资源向剩余产品领域倾斜，使剩余也不能减少。这个层次的结构矛盾受上述三个层次的制约，主要矛盾方面也难以转化。

这四个层次的矛盾同时存在相互交错，呈现复杂的局面，但只要认真把矛盾排队，就会发现第一层次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诸矛盾的总根源。产业结构久调不见显效，剩余和短缺同时共存，关键是城乡人口大结构转化滞后，产业政策没有区域化，区域政策没有产业化，工业分散，重复建设，区域同构，这是造成结构性剩余、结构性短缺共存的根本原因。发展形势不如人意，不是自今日始，不是一两年的事，是自1992年以后逐步形成的。这是阶段性问题，不是当前运行问题，当前运行状况是这四个结构矛盾的正常反映。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不是短期问题。
从发展看运行，以长论短，我们才可以使用符号经济给我们提供的经济指标，说明运行的态势。这等于给每一个指标加上矢量符号。每项指标升降对四个层次结构调整是正作用还是负作用，是有利于主要矛盾方面的转化还是不利于主要矛盾方面的转化，力度如何都有了客观标准。否则，简单地与上年同期比看升降论好坏，就失去了判断标准。当前几个指标都低不好，那么走高就好吗？1994、1995年运行形势比今天好吗？如果以GDP同比增长8％，物价同比增3％为目标，现在这两个指标低于目标，运行就不好了，高也不好，低也不好，只有达标为好，显然是说不清楚的。8％也好，3％也好，都没有“含金量”标志，没有经济运行本身的矢量符号，不反映发展本身的实际状况。离开发展看运行盲目性很大。

从1997年下半年以来，人们发现就业压力加大，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现金收入下降；出口增长下降，今年上半年已经负增长，物价直线下降，现已超过20个月，居民消费率达到历史最低点。居民存款逆利息走势不断增加。人们对这种局面都比较焦急、担忧。政府动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力度前所未有，但人们还感到不大，还要加大力度，以扭转这几个指标下降之势。我认为在方法论上恰恰把问题弄反了，把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上述四大结构性矛盾的动力简单地当作压力。这样有形手的调控难免要与市场力形成抗力，这是西洋拳法，硬顶硬，把压力都作用到有形手政府身上，我们应打中国拳，借力打力，学会化劲。不当市场力的阻力，要把市场力当作动力，适当调节这个力的作用方向，而且是以四两拨千斤的技术，使有形手和无形手两股力形成一种向更加有利的方向运行的合力。
1．当前经济运行走势说明人口城市化的动力在加强。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收入指标走低，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多，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扩大是解决第一层次矛盾即国民经济主要矛盾的动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说明这一基本矛盾在运行中转化为现实的主要矛盾。市场压力加大，推动农民分化转化的动力加大，客观上要求加速城市化进程。这说明近20年农村分散工业化利弊矛盾转化加速，弊在上升，利在下降。市场机制在推动农民进入大中小城市。而我们近十年来对这个主要矛盾重视不够，把产业升级产品结构调整放到首位，把内含扩大再生产放到首位。十年前我就指出一个企业增长模式转换，把剩余劳动力甩给社会，一个国家你甩给谁。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就业问题，是劳动力转移问题。但我们的城乡封闭体制、政策，虽有松动，一直没有着力解决，致使城乡要素流通造成巨大的障碍。如想用离土不离乡的形式就地消化农民。这些做法实事求是地、历史地看都是和我们这个发展阶段大走势相反的逆调节措施，等于和市场机制推动的城市化规律对着干。时至今日调价的能力不足了，农民收入上不去了，农民的消费能力、消费结构都大大落后于城市，这是近几年人口城市化速度下降的必然结果。顶不住市场对城市化的拉力、推力，我们比较被动地开始接受城市化这个头等大事，近来有由顶到顺的趋势，这是值得庆幸的好事。

就业压力加大，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缓慢，农产品、工业品过剩都是人口城市化率增长放慢的反映，都是提高城市化率的动力。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动力，它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减少因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剩余的农村人口，加速农业生产方式的改造，缓解工农两种生产方式、城乡两元结构的矛盾。然而我们封闭的城市经济体制、落后的城市规划和管理能力，严重制约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进程，阻碍城乡要素的流通。于是就业指标、收入指标陆续走低，这是推动人们加大改革力度，加大市场取向改革的力度，进一步提高城乡经济的开放度、市场度。因而这两项指标的走低，产品剩余的增加，从运行走势来说是利好的消息，是说明市场机制正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如果是相反走向，农民收入增长、就业机会增多，反而是怪事、坏事，中国的两元经济的矛盾不仅不能缓和反而要加剧。

2．当前经济运行走势说明结构调整动力在加强。出口下降或升幅减缓，进口增长仅从运行指标走势看问题不能说好，加大国内市场压力，引起新的失业增加，迫使部分务工农民回流。但放到现阶段的发展走势中去，加上结构调整方向的矢量含义，这是相当好的走势。
我国外向依赖度已高达40％左右。出口减少正是扩大内需的动力，正是调整出口加工业结构，淘汰低附加值产品、推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从资源消耗型向科技含量较高的新结构升级。在珠江三角地区出口大幅度下降的同时上海浙江今年上半年出口升幅逐步加大，达到19％、12％的增长势头，就说明出口问题核心也是结构问题，福建从5月份起也止跌回升，这说明东南亚经济危机给我们的机遇大于困难。国际市场机制迫使我们加速出口产品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挑战来临，不接受也得接受。我们各地区各产业部门主动调整升级的动力不足，缺乏自觉性，如果出口一直保持增长势头，很难自觉调整结构。况且我们来料加工、三来一补的小企业特别多，这些小企业只要东西卖得掉是不可能淘汰低档次产品的。淘汰，调整当然有阵痛，伴随失业，收入下降，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忍受发展中结构转化的痛苦，就没有升级的可能。有调整就有提高，有提高就增加含金量，预计从今年下半年起出口指标将逐步回升，这次回升从全国来说平均增幅虽然不会很大，但在汇率不动、走强的条件下，这种增幅是值得珍惜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出口竞争力上了一个档次，一个量级，不再是靠过分廉价的出卖劳动力，出卖土地资源，不是为了创汇而出口，而是逐步符合国际贸易正常的比较成本规律，国际分工规律，必将给我国带来更为实在的经济利益。为了出口为了就业，我们过去不得不把政府的正常税收，让给外国政府，不得不把我们国家按要素分配应得的地租让给国外消费者的历史将逐步结束，全要素核算成本利润，为效益而出口的新的市场机制将逐步形成。加上矢量符号的出口指标走势，掌握正确的发展观的人会看到形势相当好。

今年上半年进口增长16．6％，使贸易顺差减少。人们对此也有忧虑。其实这也正是好事不是坏事。进口增幅和出口下降形成反差较大，仅就进出口本身看问题是不全面的，要放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际关系全局来看问题。

进口是内需，这首先反映内需结构向贴近国际市场的水平在调整，说明我们国内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力度不够，进口两位数的增长给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施加压力，增加动力。从进口结构分析我们会看到一些大宗进口产品不是我们不能生产，而是产品质量低，信用不高，国人中有相当多的人还迷信泊来品。这将迫使国内企业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迫使我们加速结构调整升级，提高竞争力，提高信用，提高名牌意识。同时，进口增长提醒我们国内市场不是什么剩余经济，还有相当多的短缺产品存在，教育我们剩余和短缺不能仅从总量价值指标和实物量看问题，要从使用价值的质的内含上看问题，要重新估价剩余产品的价值量。价值是物化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它是一种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观念总结。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交换关系的扩大，社会必要劳动量的范围也要扩大，必要量的标准也要变化。随着消费结构的变化升级，必要量的标准也要变化。因而估价我们市场剩余要有新的眼光，用多少年前的不变价格来衡量是不科学的。当前我们的剩余产品的价值在无形磨损，短缺产品的价值量在升值。进口的增加反映了内需不弱，反映了国内的某些剩余由实变虚。天若有情天亦老，消费之树是常青的，市场作为交换关系的总和是无情的。

出口下降，进口上升两股力量形成的合力在推动着我们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一只无形的大手握住了我们正在发展中的经济向上攀升，像一个埋在土里的钢钎一样，在旋转升高过程中难免有摩擦的，必须克服旧结构的惯性。人们在结构升级过程中必须感受惯量的压力，特别是要忍受因体制变动造成的时快、时慢、时停的失重等多种滋味。没有这种合力就不能提升。面对这种合力我们难道不应该为之叫好吗？
顺差逆差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也必须和发展阶段发展需要结合起来看问题。美国不逆差很大吗？近几年的形势不是被世人叫好吗？顺差是少消费别国产品，被别国占用了劳动。逆差是多消费别国的产品，多占用别国劳动，如果没有债务风险，逆差比顺差划算，这是不争的事实。顺差减少是我国经济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的标志，人民币强势的标志，国力强势的标志，内需扩大的标志。现阶段顺差减少要以平常心对待，不必为此忧虑。

3．当前进出口的走势最大的好处是推动我们加快对内开放的步伐，加速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出口不足外需转为内需，扩大内需降低外向度，有利于国内市场的一体化。加快国内区际要素和产品流通。多年来我们各地区重视对外国开放，对国内兄弟区域的开放重视不够，外引一手硬内联一手软，甚至区域封闭，远交近攻，搞诸侯经济。行政区划已经严重影响经济区划的形成，影响国内市场的统一。内需不足，首先是国内交换关系不顺畅造成的。区域同构，低水平重复建设，必然形成国内的不正常竞争，浪费资源。我们对加入WTO很努力，但对国内“WTO”则重视不够。WTO的精神是要取得别人的市场，必须首先提供自己的市场给别人。我们一些地区只要占别人的市场，不让别人占自己的市场，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大到省，小到县都在那里搞自己的产业平衡，不搞区域分工，不突出自己的特色，和农民一样村看村户看户，人家有什么自己也要有什么，以一个大国之君自居。这种局面已经十几年了，严重地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严重影响国内市场的形成。现在进出口的合力作为一种强大的外力在挤压我们的国内市场，迫使我们加速区域结构调整，迫使我们重视国内市场的开拓，这不是大好事吗？我们的国内市场潜力之大是全世界都注目的，而我们自己倒看得不够重，这是一种误区。片面地认为国际市场只在国外，殊不知，国内市场已在国际化，就在眼前，出了厂门都是国际市场，家门口的国际市场都没本事占领却侈谈占领国外市场，甚至不惜成本去占领，这是近年来许多地区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应借出口下降、进口增加的外力，借国际环境的压力，用几年时间打通国内的奇经八脉，使国内交换关系的总和有一个大发展，区域经济结构有一个大调整，机遇难得。如果我们的出口大幅上升，什么低档次的产品都能出得去，区域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就没有动力。那么下一次经济危机恐怕就要在我们这里爆发，下一次经济危机来了，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么潇洒，保持这样好的增长和发展势头。
4．当前居民消费率低、储蓄率高是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升级的前兆。
在交换方式、分配方式向市场化转换时期，居民的风险意识加强，在基本满足生存性消费之后，储蓄倾向加强，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也要从长远利益，从战略大局作出理智的判断。如果因为出现较大市场剩余而希望百姓增加消费以减少剩余，把储蓄增长视为坏事，这是不理智的。
做为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居民有6万亿左右存款多了吗？户均金融资产只有2万多元，不足2500美元。这点钱买房子不够，供一个大学生不够，买车更不够，养老保险也不可想象。因此从长期看问题，从市场关系发展看问题，储蓄的增长是正常的，是好事。十几亿的人群整体的高储蓄倾向一定是理性的选择，人们在准备未来，为未来的消费积蓄购买力，人们在等待未来，等待人们期望的当前短缺的供给。有多大剩余必有多大短缺；有多大的储蓄就有多大的期望。短期之内我们补不上短缺，满足不了这么大的期望，因而启动消费，也不可能有多大的幅度。目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半年增长6．6％，扣除物价实际增长10％，已相当不错了。因此我说形势相当好。在当前储蓄增长高于消费增长是正常的，反之则不正常。我预测在城市人均住宅达到15平米之后，社会保障体制基本健全，基金基本够用之后，才可能使储蓄倾向降下来，这还得3年左右时间。一旦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积累期结束，新的消费高增长期就要到来。如果我们抓不住主要矛盾，不在治本上下功夫，恐怕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难以预料了。

不少的人认为目前居民消费率降到历史最低点，和外国人均700美元时的消费率低了多少百分点，证明我们消费率低了，必须启动消费。这里也有认识上的误区。如果和发达国家比，人均GDP700美元是几十年前的事。当时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有多大，恩格尔系数有多大，几十年前的美元和现在的美元有什么可比性？我们今天的700美元折合几十年前的美元能值几何？谁算过？如果和欠发达国家比，我们的消费率也很低，但不同国度，不同文化传统，消费习惯不同，消费结构也没有可比性。况且不在一个发展阶段上怎么能简单类比呢？同处于人均GDP700美元的国家，资源结构不同，消费结构不同，没有可比性。我们国内资源结构不同的省份，发展程度不同的省份消费率差距也很大。最发达的上海、北京是最终消费率最低的地区，而比较落后的云南、贵州、江西等省份的最终消费率却最高，比美国还要高。我们能说上海经济运行态势不如云南、贵州吗？消费不足的程度比云贵严重吗？所以，总量统计指标离开历史阶段，离开经济结构，消费结构，什么也说明不了。

云南、贵州、江西等省最终消费率高达80％左右。这是因为这些省份居民收入的绝对值过低，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保障生理需求之后剩余极小，投资率、储蓄率当然很低；这些落后省份市场经济尚处启动阶段，两极分化度较小，基尼系数不大。银行中高额储户不多，总量不大。而北京、上海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较高，恩格尔系数降到40％以下，保障生理需求之后剩余较多，储蓄率当然较高；北京、上海两市市场经济已较发展，市场按要素分配和非市场分配带来的两极分化较大，基尼系数大。银行中高额储户多且总量巨大。居民存款的大头集中在极少数家庭手中。这些极少数家庭不是现阶段消费品应有尽有，不需要动用他们的存款或其他金融资产，就是大量非市场分配的收入不愿显形化，以存代藏。相当大一笔资金由于种种原因既不能投资又不能消费。这必然造成低消费率、高储蓄率的统计现象。而另外一端是占城市人口10％的最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消费率达到96％，占城市人口20％的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消费率达到89％。少数人的低消费率高储蓄率，掩盖了大多数人的高消费率、低储蓄率。总量统计陷阱又一次戏弄我们的符号经济学家。真是骗你没商量。

在我国居民家庭户中8．7％的户占60％以上的金融资产。其中大部分金融资产，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是不能进入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于是造成总量统计的居民消费率低，储蓄率高的现象，造成内需不足，造成产品大量剩余，工厂开工不足，工人下岗增多。这是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矛盾的必然反映。不改革完善社会再分配体制，不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和产权体制，靠刺激、鼓励消费是无济于事的，靠给有钱人购高档商品减免税也作用不大。只有靠给低收入者直接提供社会保障，才会有显著效果。不管是借出来，还是印出来一部分票子，发给城镇低收入者，使他们提高消费率。这客观上冲淡了既得利益者金融资产的含金量。如果连这一步我们都无所作为，只有等着大家都翻车，谁也不好过的大危机大动乱不是不可能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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