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政治经济金融体系变动不居的今天,全球化还能够按照其既定的方式推进下去吗?环顾当前的世界,美国对恐怖主义宣战,阿根廷的金融体系陷入崩塌,全球经济陷入衰退,都不断地给我们提出这样的疑问。
一 当前全球化的进程面临停滞的挑战
纵观全球近百年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全球范围内的主要经济体、以及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几乎同时陷入衰退的困境,而且不断有恶化的趋势,这种状况应当说还是第一次。
与此相对应,作为全球化象征的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也陷入停滞状态: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统计,全球贸易在1990年以来保持了平均7%的增长率,在2000年的增长率也达到12%,但是在2001年全球贸易的增长则基本上陷入停滞;外国直接投资也基本上是停步不前,2000年外国直接投资达到1.3万亿,2001年则不到2000年的一半。
如果说全球贸易和投资的下滑只是反映了全球经济周期的波动的话,那么,美国911事件和阿根廷金融危机则使得人们对于全球化的方向表示怀疑。911事件显示,在贸易和投资全球实现一体化的同时,恐怖分子同样可以利用全球化的网络在全球范围内调动和运用其资源来从事恐怖活动,使得恐怖活动同样也实现了全球化。至于阿根廷,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一直可以说是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榜样:在1990年以来,阿根廷放弃了贸易限制,对外资开放了资本市场,允许银行进入阿根廷的银行、港口等各个行业;但是,在2001年12月,阿根廷在累积了1550亿美元的外债之后无法偿还,高额外债引发的债务危机迅速衍生为全面的经济和政治危机。
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历史上,并不总是势如破竹地向前推进的,在许多特定的情况下,全球化可能会出现停滞,有的时候还可能出现倒退。例如1914年当时正在迅速推进的全球化就为世界性的战争所打断,1930年后全球化也一度为经济大萧条所中断。
在当前的环境下,是否会出现投资和贸易的持续下滑,是否会出现对于市场开放的恢复管制,都直接影响到全球化的进程。
一种可能的预测就是,如果在当前复杂的环境下对于全球化的相关问题处理失当,全球化就可能会在当前这个敏感的发展阶段再次陷入停滞的境地。
二 2001年的一系列危机性事件对于全球化的冲击基本上是可以承受的
反观2001年的主要国际性事件,美国对恐怖分子宣战,可能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增大全球化的成本:保险费上升、港口运输成本提高、飞行检查更为严格等等。据摩根?斯坦利公司的测算,美国公司2000年的商业保险金额约为1480亿美元,在2002年则可能会达到2100亿美元到2400亿美元之间。同时,世界银行也测算指出,911事件之后,飞行运输的成本平均约上升15%左右。这些都可能会对全球化形成冲击。
不过,从目前的市场走势看,当前国际市场上对于恐怖事件以及阿根廷危机对于全球化的冲击可能有夸大之嫌。在国际贸易中,主要货物的运输是通过海上进行的,飞行成本对于国际贸易的冲击影响;即使是港口运输成本上升较为明显的南非,其贸易规模也没有见到明显的下降;911事件导致的全球保险费的上升在整个运输成本中所占的比率也是十分有限的。
同样,911恐怖事件也并没有在实质上减慢全球投资的步伐。进一步的分析可以看出,2001年外国直接投资之所以大幅降低,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兼并收购活动明显趋缓所致,而发达国家兼并收购活动的减缓则部分是因为发达国家股票市场价格下滑所导致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即使受到外部的严峻冲击,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并没有明显减少,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的统计,2000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为2400亿美元,2001年则仅仅是轻微下滑到2250亿美元。
一些个别公司的案例确实显示部分公司在收缩海外投资,例如,世界著名的投资银行美林银行和摩根?斯坦利公司就正在撤出日本市场。但是,这常常时个别公司基于特定市场环境作出的决策,并没有成为一个普遍的趋势。联合国最近的一个调查显示,有70%的受调查公司打算在未来的3年内增大海外投资规模和雇员数量。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最近对于美国主要跨国公司的调查显示,有27%的公司打算在新的一年增大对外投资,而在911事件之前这一比率仅仅为17%。
如果将银行贷款、债权发行、跨境股票投资等形式的金融资产综合起来考察,从统计数据上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受到的影响相当显著。代表国际主要金融机构的国际金融协会(IIF)最近发表的统计报告显示,29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资本净流出在2001年达到300亿美元。这个数据看起来庞大,但是,从结构上这主要是爆发危机的阿根廷和土耳其的资本流出;从历史角度看,在过去四年中,发展中国家吸收的这类热钱性质的国际资本的规模仅仅为190亿美元,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8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已经使得这些国际投机热钱如惊弓之鸟了;事实上,据统计,在1994年到1997年间,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吸收的这类投机性热钱的规模达到6550亿美元。
有的金融机构强调,少数发展中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可能还会对国际资本市场形成冲击,但是,从总体上看,2001年的国际资本市场在经历了各种冲击之后还是基本平稳的,主要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和汇率稳中有升。事实上,国际金融市场在经历了198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之后,对于新兴市场的风险和危机的识别能力明显提高。1988年俄罗斯的金融危机之所以对国际资本市场形成显著的冲击,主要是因为国际市场对于俄罗斯的违约缺乏基本的预警而惊惶失措;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阿根廷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是言之已久,国际投资者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将可能爆发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降低了可以接受的水平。国际债券市场也变得更为挑剔,近年来能够进入国际债券市场筹资的,基本上集中在少数几个风险程度相对较低的国家和地区,风险较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很难通过国际债券市场方便地筹集资本。
三 目前的全球化并不是全球意义上均衡推进的,而是一种选择性的现象
尽管国际金融市场在2001年成功地抵御了多次危机的冲击,全球化的收益在世界各国的分布并不是均衡的,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话来说,“目前的全球一体化只是一种选择性的现象,有的国家获益,有的国家则没有。”
从传统的贸易和投资角度来考察,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分析,全球范围内主要有24个国家和地区、覆盖30亿人口左右的区域在全球化中获益,在1990年以来,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增长达到5%,而同期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为2%。与此相对,还有接近20亿人口(主要在非洲和穆斯林国家)部分分享全球化的好处,这些被称为是“非全球化国家”(non-globalising countries)近年来的人均GDP每年平均下降1%左右。
因此,全球化的进程实际上并不是真正在全球意义上推进的,世界范围内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被抛弃在全球化的进程之外,2001年的恐怖事件和金融危机更大程度上加剧了这些“非全球化国家”的处境。例如,2001年全球经济下滑推动石油和可可等农产品价格的下滑,而这些产品是所谓“非全球化国家”的主要出口产品;“非全球化国家”中的一些国家比较依赖旅游业,911事件对这些国家的旅游业的冲击加剧了其经济困境。
全球化的推进,使得跨国公司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获取巨额的利润,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发展中国家从全球化中也获得了不少的益处,其经济增长有所改善,人民收入有所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却在事实上扩大了。据世界银行统计,1983年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高收入发达工业化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2.4%,即后者等于前者的43倍;到了1994年,这一比例降低为1.6%,即后者为前者的62倍。
另外的统计显示,居住在63个发展中国家的占世界人口60%的人仅得到世界收入的6%,人均每天不足2美元。
联合国统计显示,全球仍有一半人口没听过电话,非洲有40%的成年人不能阅读。在世界著名企业家都富可敌国的时候,非洲大陆至今还有30多个国家无法解决庞大的外债问题。粗略地测算,世界上最富的3个人,他们的富裕程度加起来,可以相当于最穷的47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
应当承认,发展中国家从参与全球化中获得了不少的益处,但是,在分享全球化的好处方面,发达国家无疑占据了绝大多数。作为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发达国家总是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这种相对优势使它们在价格制定方面具有主导权,不可避免地会使其在与处于边缘地位、作为劳动主要拥有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换时获得更多的利益。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结构相对脆弱,资金匮乏,技术落后,市场发育不成熟,因而在分享全球化的益处时所得有限,因而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在发展中国家状况有所改善的同时,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在逐渐拉大。据联合国统计,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十年前是36个,五年前是42个,现在则增至48个。如果考虑到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发展中国家的货币经常遭受冲击而贬值、进而导致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值的减少,那么,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就更少,据简单测算,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高达20%-50%的货币名义贬值,就使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值倒退了10年。
全球化是人类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大方向,所有的参与国家都能够不同程度地从中得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在获取利益方面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这必然在客观上加大全球范围内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即使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全球化收益的分布也是相当不平衡的。如果这种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的话,那么,全球化就可能面临来自部分获益甚少的发展中国家的不稳定的威胁。
在这个格局面前,任何冷静的人都不能不承认,如果全球化只是主要给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带来了大量益处,它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全球化。撇开911事件中的宗教、政治等方面的原因,阿富汗等穆斯林国家没有分享到全球化的收益同样是一个不容忽视、值得反思的原因之一。
四 缩小全球化进程中收益分布的严重不均衡已经引起关注,但是实际进展不大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差距不断被拉大,已经正在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1)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改革
发展中国家会积极推进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但是对资本市场的开放估计会持更为谨慎的态度,这样可以减少外部冲击可能导致的冲击。
(2)多哈回合的画饼充饥
当前,世界各国期望在2001年11月份启动的世贸组织多哈回合(Doha round)谈判,给予发展中国家、其中特别是所谓“非全球化国家”以更多的市场份额。目前的国际贸易框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贸易、纺织品以及其他劳动密集型的产品的贸易十分不利,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在70%以上是依赖于这些产品。由于刚刚启动的多哈回合谈判重点在于放松发达国家对于这些产品的限制,因而如果多哈回合取得积极进展,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会带来积极的促进作用。
同时,多哈回合还试图降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工业品贸易的关税。事实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工业品贸易的关税,较之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工业品贸易的关税要高平均四倍左右。如果能够有效降低发展中国家的关税,就必然能够促进全球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如果多哈回合的谈判能够取得成功,将带动发展中国家约3.2亿人口脱离贫困。
不过,目前看来多哈谈判的进展十分困难,不仅美国和欧盟各执一词,美国国会也试图对纺织品和农产品的贸易设置限制性的法案。在反恐怖的战争中,巴基斯坦对于美国的支持不可谓不大,但是,到目前为止,连巴基斯坦也并没有获得美国给予的纺织品方面的贸易支持,更何况其他的国家。
(3)发达国家的援助有所增长,但是增长空间有限
为了减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发达国家增大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就显得尤为必要,英国已经呼吁将原来发达国家每年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援助规模从500亿美元增加到1000亿美元,已经得到了美国等国家的支持。不过,对于全球来说,这依然是杯水车薪。目前看来,国际性援助要大幅增长的空间并不大,这主要是因为主导性的大国美国在增加国际援助方面闪烁其辞,美国的对外援助目前仅仅占到其GDP的不到0.1%,是所有发达国家中最低的。如果美国不率先采取积极行动,其他发达国家采取大规模援助的空间并不大。
(4)移民政策反而呈现收紧趋势
在贸易和投资之外,增大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移民也是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距的重要渠道。据哈佛大学一位学者测算,如果允许占发达国家劳动人口3%的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移民到发达国家,每年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2000亿美元的收益,这个收益甚至超过目前正在进行的多哈回合可能带来的收益。但是,目前发达国家对于移民采取了相当严格的举措,特别是911事件之后,对于移民的控制更为严格。从全球人口波动趋势看,未来20年发达国家的人口会轻微下降,发达国家则会增加20亿人口,人口的分布将会更不平衡。
(5)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采育全球化收益分享所可能导致的结构调整举步不前
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利益分享,必然会促使发达国家的结构调整。这些特定产业的政治力量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进行抵制,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低廉的劳动力对发达国家的工人构成了竞争;一些发达国家的反对全球化人士建议要在推进全球化进程中更多地提高劳工和社会标准,实际上无非是找一个借口来抵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的冲击,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来看,全世界的穷人不是这些反全球化论者所关注的、为跨国公司工作或在现代化出口行业工作的中产阶级,而仅仅是能维持温饱的农民或打零工的游民,这些反全球化论者建议的提高主要行业的劳工标准同他们完全不相干。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经受了相当大的冲击,但是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却获得了相当大的发展;而发达国家的相关产业则因为缺乏竞争优势而面临调整。这就必然涉及到部分阶层的利益,特别是涉及到就业的调整等重大的现实问题。于是,这些阶层会转而成为反对全球化的力量,并且积极促使本国政府建立、强化贸易壁垒。
实际上,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已经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后果。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先生在谈到拆除发达国家贸易壁垒的问题时说,每年由于发达国家贸易壁垒所增加的贸易成本,就相当于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援助资金数量的两倍。如果这些贸易壁垒还要强化。后果将更为严重。
(6)国际货币体系显著不利于发展中国家采育全球化的进程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承认,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不对称的、是倾向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或者说,迄今为止的国际金融体系是以发达国家的利益为基础形成的,本身既没有反映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又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防范金融风险。体现这种不平衡的地方很多,如:主要的国际货币都是发达国家的货币,发达国家通过发行国际货币就可以获得大量的铸币税收入,而本来外汇资金短期的发展中国家还需要用宝贵的资源来换取这些国际货币、并且以极低的回报以外汇储备的形式保存起来;在国际范围内发挥支配作用的都是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如跨国银行、投资基金等)等,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对称,会加剧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平等现象,也会加剧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波动。
从发展趋势看,当前的这种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货币体系还将延续下去,近期内发展中国家也难以奢望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实质性的益处,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争论更多的还会是一种学术性的探讨而已,全球化的实质就是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在市场中是以资本和实力来说话;发展中国家现代试图期望国际金融组织在全球化进程中注重建立所谓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使大多数人获益,进而要求国际金融组织公正地代表全球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确立专业准则,恪守政治中立;但是,在当前的格局下,这对于国际金融组织显然是一种苛求,因为一些主要的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就是以最为典型的市场化的方式-股份制的组织形式来建立的,拥有绝大部分股权的发达国家自然占据支配地位。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状况下能够做的,只能是呼吁和争取,呼吁“改革的进程不应该完全由发达国家主导,必须由发展中国家参与”,期待发达国家“一定要认真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呼声。”
因此,尽管当前的全球化进程在2001年受到的冲击基本上能够承受,但是,如果不在一系列国际性政策上对发展中国家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实质性的支持举措,那么,即将推进的全球化依然还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全球化的收益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配的不均衡现象还会加剧,这对于全球化的继续平稳推进无疑是一个必须关注的现实威胁。
主要参考文献
巴曙松,《直面反全球化思潮中的迷思与难题》,载中评网(88china-review88)
邢毓静,《当前国际资本流动格局的变迁与中国外资流入趋势》,载《中国外汇管理》2002年第一期。
The Ecomomist, February 2nd-8th 2002, Is globalisation at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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