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学是当前经济学界的热门领域之一。然而这一领域至今还没有一个恰当的理论框架。转型经济中的企业产权结构还远未研究清楚。它所借用的理论工具主要依赖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传统的产权理论及当代微观经济学理论（如现代企业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等）。这些理论主要是把现代西方经济制度作为对象进行研究，它相信界定清楚的私有产权制度安排是最优的经济制度安排。正是基于这个结论，迅速的私有化被认为是计划经济向市场制度转型的首要步骤。

然而，中国最近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而至今仍没有进行大规模私有化的经济改革和东欧、俄罗斯采用迅速私有化改革后所导致的经济的负增长使得人们对这个结论的普遍性和适应范围感到怀疑。从1979年到1995年，中国经济保持9.5％以上的年平均增长率，位居世界前列。在此期间，非国有经济部分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年平均增长率超过20％，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60％以上。在非国有经济成分中，尽管许多集体企业没有明确界定的产权，但其经济效率接近产权明确的民有产权（Svejnar，1990；Pitt-Putterman，1992）。这种渐进的改革方式及与之伴随的经济高速增长使许多经济学家感到困惑：为什么中国能在那些被认为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条件并不存在的情况下，经济能持续高速增长？（Blanchard-Fischer，1994，第4页）另一方面，采用迅速私有化改革的大多数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却问题重重，这些国家经历着持续的经济混乱和国民产值的严重下降。这样，产权模糊的中国非国有企业的蓬勃发展与东欧和前苏联国家采用迅速私有化之后却使得经济大幅度滑坡的强烈对比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那么是否存在一个更一般的经济理论框架，在仍假定人是理性的条件下，可用来考虑经济自由化程度不高、市场体系不完善情形下的企业产权所有制安排选择问题，并能用来探讨制度转型的策略和方式问题呢？本文将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



一、传统理论的局限和本文要说明的问题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为私有经济辩护的，其主要论断是认为私有产权安排是最佳的经济制度安排。但它的私有产权是最优的产权安排这一结论的成立是基于许多隐含前提条件，而这些条件是转型经济以及其他非规范经济所不具备的。这些理论的一个普遍特征是假定经济制度（特别是产权所有制）是外生给定的。此外，所有这些理论模式都基于三个隐含基本假设：所考虑的经济社会具有充分的经济选择自由，采用分散化决策进行生产活动，及具有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然而，现实中的经济社会很少能与这些假设相吻合。尽管这些隐含假设条件较为接近现代西方经济制度，但这些假设条件对传统的计划经济、私有经济受到限制、政府大规模的干预经济活动、转型经济或经济自由受到严重限制的经济制度是非常不恰当和不现实的。由于人们的行为和制度的安排被假定是作为外生给定的，制度安排的最佳选择被排除在这些理论框架之外。这样，这些理论不能很好地用来解释经济自由化程度不高、市场体系不完善情形下的经济制度选择问题。而这些正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经济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因此，无论是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还是产权理论都不能很好地用来解释为什么至今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私有化的中国渐进式改革方式比东欧、俄罗斯迅速私有化的激进改革方式要成功；以模糊产权为特征的乡镇企业为什么会在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也是为什么利用传统产权理论来进行迅速私有化的东欧、俄罗斯的改革至今还没有取得效果的主要原因。

既然现有的经济理论工具不能用来研究和指导制度转型中的经济问题，人们需要发展出一套新的经济理论框架，它可用来研究在非规范经济环境下的企业产权所有制安排的选择问题，并能用来探讨制度转型的策略和方式问题。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给出这样一个产权理论模型。在这个理论框架中，所有制的安排是内生的，经济自主化及市场体系完善的不同程度将决定所有制最优安排的不同选择。最优产权安排是通过对不同所有制的社会福利效益的比较来决定的。这样，新的产权理论推广和改进了传统的产权理论。此外，这个理论也为笔者曾提出的中国经济体制转型三阶段论（自主化、市场化、民有化）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严格的数学模型和理论基础（见田国强，1994）。

本文提出的模型概括了非规范经济环境中的一些本质特征。在模型中，除考虑通常的两种有形的投入资源：资本和劳动，还考虑了另外两种有用的非市场资源：管理能力和处好政府关系能力。当存在大量行政干预，市场缺乏或远不完善的情况下，这两种资源对有效地进行生产将发挥实质性重要作用。与政府部门具有良好关系可使得一个企业得到更多受到政府部门掌握或控制的生产资料和资金。一般说来，民营企业家具有相对管理能力的优势，而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的管理人员（如地方政府官员、国企经理）则具有处好政府部门关系的相对优势。在模型中，我们将用ρ（0≤ρ≤1）这一参数来概括市场完善、分散化决策及行政干预的程度。这个参数的引入刻画了这两种能力的相对重要性。ρ接近于0表示经济环境是中央极权，经济管制，市场相当不完善。当ρ=0时，经济系统退化成完全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所有生产活动由指令性计划来决定，此时管理能力不起作用。当ρ=1，意味着市场体系完善，此时政府关系的能力已不再重要。模型中，我们考虑三种产权所有制安排形式：民有、国有、集体所有。民有制能发挥企业家的管理能力，国有制能发挥官方经理的政府关系能力，集体所有制（混合机制）有一种特殊性，即给企业家发挥管理能力的机会，同时又可以利用政府关系能力。本文想要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在既定的经济环境下，哪一种所有制安排从社会总收益的角度看是最优的。

我们将能证明：如果经济自由和市场体系完善的程度非常低下（即经济环境非常不规范），则国有企业将比民有和集体企业更有效，这样国有制将会是最佳的所有制安排形式；如果经济自由和市场体系完善的程度处于某种中间状态，则集体企业将比国有企业和民有企业有效；如果具有高度的经济自由和完善的市场体系，则民有企业将是最优的产权安排形式。我们还将能证明，当经济具有非规范性时，管理能力和政府关系能力的不同也将会影响企业产权的所有制安排。这三种所有制都可能是最优的，这将取决于民营企业家的政府关系能力和行政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的相对优势大小的比较。 新的产权理论可以用来讨论非规范经济，特别是转型经济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及改革的方式与策略。例如，本文将回答是激进的还是渐进的民有化方式更适合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一问题。我们将论证，在机制转型过程中，大规模的民有化改革之前，首先应该进行的是改善经济环境，即承认追求个人利益的现实，给人们更多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尽量采取分散化决策方式，运用激励机制鼓励人们努力工作。笔者（1994）曾论证这是一个经济机制运行良好的四个基本条件。中国经济自主化（即所谓的松绑、放权）和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迅速私有化之后的经济大幅度滑坡，也许验证了这些结论的可信性。

本文的理论结果也许可以用来解答最近中国大陆学术界有关国有企业改革方式的一场学术争论的是非（参见林毅夫、蔡?、李周，1996；张维迎，1996）。在这场争论中，一方认为改革的重点应是改善企业的外部环境，另一方认为改革的重点应是改变企业的产权（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制度。我们的理论结果表明：在经济体制转型的早期阶段，首先应改善经济环境。但企业的产权所有制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善必然会随后发生变化。

新的理论框架同时还从一种新的角度解释为什么集体所有制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能够如此迅速的蓬勃发展。在经济学界，对乡镇企业的高效率已有四种不同的解释，一种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用传统的中国文化加以解释（参见Weitzman-Xu，1994）。第二种从行政结构的角度，基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和互相作用的角度进行解释（参见Chang-Wang，1995）。第三种是风险分担理论，讨论在灰色市场和模糊产权的经济环境中，集体所有制产权安排的合理性（参见Li，1995）。第四种是Che-Qian（1995）的解释，他们将乡镇企业的产权边界定义为乡镇社区而不是本企业。在本文中，我们将给出另外一种解释，它是基于在非规范经济环境下对某些非市场资源的利用，而政府行政官员或经济管理人员在这方面具有相对优势。



二、内生产权所有制理论模型框架



这里引入一个严格的数学理论模型，运用这个模型我们可以研究在给定经济制度环境条件下，不同产权制度类型（民有、集体、公有产权）的最优选择问题。为了描述模型和论证的方便，我们首先给出一些定义。



1．一些相关的定义 
制度通常被定义为一组行为规则的集合，这些规则与社会、政治、经济活动有关，支配和约束社会各阶层的行为（见 Schultz，1968）。Davis-North（1971，pp6-7）更进一步将制度划分成两个范畴：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制度环境是一系列基本的经济、政治、社会及法律规则的集合，它是制定生产、交换以及分配规则的基础。在这些规则中，支配经济活动、产权和合约权利的基本法则和政策构成了经济（制度）环境。制度安排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和竞争的规则的集合。产权所有制安排是一种制度安排，它决定产权归个人、集体还是国家。与Davis-North（1971）的讨论方法一样，本文仅把经济环境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着重考虑最优产权所有制安排问题。这样，尽管经济环境的变化可能发生，并且研究这种变化对经济体制的转型是重要的，但本文不打算对此进行讨论。

区分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这两个概念对理解本文以及转型经济研究中的一些争论是很重要的。有些经济学家把市场化和民有化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但根据以上划分，它们应属于两种不同的概念。市场化是将计划经济环境转变成市场经济环境的过程，因而是一种改变经济制度环境的过程。而民有化是将非民有所有制安排转变成民有制安排的过程，因而是一种改变产权制度的过程。了解到这两个概念的差别对理解本文的论证，理解为什么在经济环境改善之前不应进行大规模的民有化都是有帮助的。

2．模型的描述

这里给出一个简单的模型，它概括了不完善市场、有限经济自由环境中的一些主要特征，并用来决定产权所有制的最佳选择问题。

在一个市场体系不完善、存在着大量行政干预、分散化决策程度不高的经济环境中，除了雇佣通常的有形生产要素（如资金、劳动）以外，生产过程还需其他的资源。在本文中，我们主要考虑两种特殊资源：进行生产决策的管理能力及处好政府行政部门关系的能力（简称为政府关系能力，即具有获得某种特殊优待政策的关系能力，例如优先获得政府拥有、控制的生产资料的能力，获得优惠政策的能力，以及解决与其他生产单位争端的能力）。 管理能力对有效地进行生产是非常重要的。当市场信息不完全、市场不完善时，寻求和采取正确的生产技术，选择和使用正确的生产投入对有效生产是重要的。好的生产决策基于正确的技术利用和市场信息的获得，成功的投入包括可获得的投入知识、价格和品质。

但当市场体系特别是生产资料市场缺乏或远未完善，经济自由、分散化决策的程度低下时，与政府部门保持良好关系的能力就显得尤其重要。这种非规范的经济环境奠定了行政部门干预生产的基础。许多生产活动将被政府控制。供给的瓶颈状态和短缺经常出现在生产资料市场上。在许多情况下，行政部门控制着短缺的生产资料。例如，在中国和东欧国家，银行仍属于国家，资金大多不能从资金市场上得到。许多生产原材料（如钢铁、电力、交通运输）的供应、价格还没有全部放开。从生产资料市场上不能获得这些必要的生产资料，而需要得到行政部门的批准或得到购买配额才能获得所需资源。并且配额的数量往往不是固定的。如果一个企业有较强的政府关系能力，例如与控制资源的行政管理人员有较好的关系，它也许就能得到更多的物资。同时，管理和控制企业生产的许多规章、条例和政策也不是严格执行的。这些规章、条例和政策常常不是界定得很清楚。对政策的解释也可能是多样的。这样，行政管理人员在执行政策时拥有较大的自由度。制定和执行契约的能力对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是一个基本因素。但制定和执行契约是有代价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契约不可能制定得非常详尽，其原因就是因为制定和执行成本太高。在非规范经济的环境中这个问题更为突出。因为市场体系还不完善，法制系统还不健全，企业间的合同纠纷并不总能只通过法律的渠道得到很好的解决。此时，企业就需要与有关的行政机关具有良好的关系。由此可见，在非规范经济中特别在转型经济中，具有与政府管理机构良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在非规范经济环境下，由于许多生产活动和交易的达成是人为的，获得某种稀有资源是需要关系的，政府关系能力对于成功的生产就显得非常重要。当然，市场完善、经济自由、分散化决策程度的不同，都会影响政府关系能力对有效生产的相对重要性。随着市场体系的完善，政府干预经济程度的减少，政府关系的作用将会下降。在模型中，我们将用ρ（0≤ρ≤1）来表示非规范经济环境的程度。这个变量可用来刻画政府关系在生产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ρ=0意味着经济环境极端不规范（市场缺乏或极端不完善，没有经济自由，采用集中化决策）。这时，经济系统退化成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生产活动完全由政府所控制，企业经营管理能力不再发挥作用。ρ的上升表示经济环境的改善，管理能力的作用逐渐重要，政府关系能力的作用逐渐下降。当ρ=1时，经济环境已经完善，此时政府关系能力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不必要资源。

以上解释了管理能力和政府关系能力在非规范经济环境下对有效生产的重要性。这样，我们假定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投入四种资源：1）资本，记为K；2）劳动，记为L；3）管理能力，记为M；4）政府关系能力，记为R。于是生产函数可表达为：

q＝F（R，M，L，K；ρ） （1）

其中，我们假设F对于变量R，M，L是增和严格凸的，对前四个变量是一阶齐次的，可微并且满足：





当ρ增加时，政府关系能力的相对重要性下降（即政府关系能力对管理能力的边际技术替代率下降）。这样，以上表达式包括新古典生产经济和计划经济生产技术作为特殊情况。注意，资金和劳动投入量较容易观测到，但一个人的管理能力和政府关系能力的水平却较难观测到。

我们假设管理能力和政府关系能力都是耗时过程，即在管理和政府关系上花的时间越多，生产决策和与政府部门的关系就越好。因此，我们把时间作为度量管理能力和政府关系能力的投入量。

在模型中，我们假设有两类经济主体。一个是民营企业家，或简称企业家，管理和经营民有企业。另一个是由有关政府部门任命的官方经理（国企经理或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人员），管理和运行国有企业或参与运行集体企业。

因为民营企业家或自己拥有企业，或被企业的拥有者任命管理企业，一般说来，他的管理能力和努力工作的动力要比官方经理大。另一方面，官方经理因为与政府机构的联系，他们或直接控制着资源，或与政府机构有良好的关系，所以他更适于搞好政府关系的角色。因此，我们假设民营企业家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官方经理有较强的政府关系能力。我们用四个参数将这种相对优势特征化。用λme和λre（λmb和λrb）分别表示民营企业家（官方经理）的有效管理能力和有效政府关系能力。如果民营企业家的管理能力的度量单位和官方经理的政府关系能力度量单位记为一小时，即λme=1，λrb=1，则民营企业家投入政府关系的一小时时间其效果只等价于官方经理投入政府关系的一小时的部分时间，而官方经理投入管理的一小时时间其效果只等价于民营企业家投入管理一小时的部分时间，即0≤λre≤1，0≤λmb≤1。

我们假设民营企业家和官方管理人员各有一个单位的时间用于生产和其他活动。民营企业家的机会收益是ue，官方管理人员的机会收益是



组人。这是一种民有产权的安排形式。第二种选择是资产归国家所有。并由政府部门任命国企经理来运行，所获得的剩余利润由社会全体人员共享。这是一种国有制的安排形式；第三种选择是企业家和（或）地方政府拥有其资产，他们将共同经营和共享利润。这是一种集体产权安排形式。这种形式的经营方式可提供专业分工的优势，每个人承担其具有相对优势的角色。这种安排可以带来最大的生产投入效果，但企业家要与地方政府共享利润。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在非规范经济中，哪种产权安排形式效率最高？ 
3．所有制安排

我们现在考虑产权所有制安排的最佳选择问题。由于生产函数被假

进行生产。在三种产权所有制安排下的最优选择问题分别表述如下。 
（1）民有产权安排



的劳动力，并将他的一单位时间用于促进政府关系、管理企业以及其他活动方面，使得收益最大： 


（3）

业家从生产中得到的净收益（利润），（1-R-M）ue是从事其他活动的收益。



社会总福利）是： 




（2）国有产权安排



及将他的一单位时间考虑如何用在促进政府关系、管理企业以及其他活动之间来进行生产。由于这是国有企业，资产的净收益将由全体人民共享（由于本文只假设两种人，将由国企经理和企业家共享）。我们将国企经理的分享比例记为δ。一般来说，国企经理有效管理水平依赖于δ，较小的分享比例δ将给出较小的λre，这意味着较小的分享比例对官方管理人员具有较小的激励去努力经营企业。这是由于他所创造的净收益（劳动成果）将和其他人一起分享。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假定国企经理的有效管理参数λre的值比民营企业家低的主要原因。国企经理的贡献最大化的问题可表达为： 


 （5）
 企经理对生产的贡献，（1-R-M）ub是他从其他活动中的贡献。这样， 




于是，国企经理在国有产权安排下的期望收入为：



个体企业家的期望收入为：





这样，在国有产权安排形式下的社会总收益是：





（3）集体产权安排

在集体所有产权安排下，民营企业家和地方政府共同经营企业。为了发挥各自的相对优势，我们假设民营企业家提供管理资源，而地方政府官员提供政府关系资源，双方根据共同协商的比率共享利润。

我们首先定义一个条件利润函数Ⅱ：对给定的R和M，选择最优的劳动力投入，即由下式决定：





设θ是企业家的收益部分，0＜θ＜1，企业家的条件净收益函数是： 




地方政府官员的条件净收益函数是： 




给定条件利润函数和官方管理人员的政府关系投入R，企业家就会考虑如何在管理和其他活动之间分配他的时间使其收益最大：





其中0≤M≤1。同样，给定条件利润函数和企业家的管理能力投入M，官方管理人员就会考虑如何在政府关系和其他活动之间分配时间使其收益最大：





其中0≤R≤1。这样，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的收益最大化问题由方程（12）和（13）给出，并且构成满足纳什解的二人游戏。一个纳什解（R*，M*）应同时满足方程（12）和（13）。因为生产函数F是严格凸的，并对（R，M，L）是连续的，所以由方程（10）和（11）给出的条件利润函数也是凸的（参见Diewert，1973），并且对（R，M）是连续的。这样，由方程（12）和（13）给出的收益函数也是凸的并且对（R，M）是连续的。因为游戏的对策空间是[0，1][0，1]，对（R，M）连续，所以存在纳什均衡同时满足（12）和（13）（参见Friedman，1977）。

这样，在集体产权安排形式下的社会总收益是：





在确定了三种产权安排下的社会总收益后，通过计算比较三种函数的最大值，我们可以确定最优的产权安排，即在Wp，Ws，和Wc中选择最大的一个。 


三、相关讨论及其政策含义



上述这个理论模型框架在两方面对传统的产权理论进行了改进：其一，新的产权理论扬弃了完全经济自由、分散化的决策方式，以及具有完善的市场体系这些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必不可少的假设条件。因此，本文发展和推广了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经典的产权理论和现代微观经济学包括非规范经济环境的情况。其二，本文所给出的理论框架并不是将产权外生给定的，而是作为对经济自由程度、市场不完善程度的一种有效对应。运用本文给出的模型容易证明，在经济自由程度低下、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国有产权安排选择在三种产权所有制选择中是社会最优的，但当经济高度自由、市场接近完善的情况下，民有产权安排将占优国有和集体产权，成为一种最优的产权安排选择。当经济的自由程度、市场的不完善程度处于某种中间状态时，集体所有的产权安排形式将是最优的。

以上理论结果与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实践相符合，并且能对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给出一些启示。中国早期的经济改革和经济机制转型是进行所谓的“松绑、放权”的改革。也就是实行改善经济环境的改革，即进行经济自主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建立或改进经济运行良好的基本条件。如提高经济自主化的程度，采取分散化决策方式进行生产，引入各种激励机制。这些举措导致了各种类型的企业，特别是乡镇集体企业的迅速发展。这些非国有产权、非民有产权的企业成为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本文所介绍的新的产权理论指明了最优的产权安排将取决于经济环境规范化的程度。根据本文的内生产权理论，我们能预测随着市场体系的完善，经济自主化、分散化决策程度的提高，产权不明晰的集体所有制会逐渐向民有产权（个体企业、私有企业、股份企业或其他产权明晰的企业）转变，从而公有经济的比重将会更进一步下降。

这些结果对从指令性计划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转型也许提供了一些启示。首先，本文理论结果表明：如果不改善经济环境，而仅仅改变产权的所有制形式不太可能导致经济体制的平稳转型，即如不进一步松绑放权，不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产权明晰的企业是不可能有效地建立起来的，经济不可能高速发展。这个结论告诉我们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不断减少政府行政部门对生产活动的干预，提高经济自主的程度，完善市场体系，否则产权明晰的现代企业制度不能顺利地建立起来。民有化不仅是一个困难、长期的过程，而且在非规范经济环境下，也不是一个最好的产权制度选择。这样，在经济体制转型期间，对国有企业无条件的民有化是不合适的。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由于有效的市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经济自由仍存在许多障碍，不太明晰的产权安排（例如集体产权安排）也许是必要的和有效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实行经济自主化、市场化改革后而导致的经济高速发展的经历，以及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在大规模的私有化之后的经济滑坡的事实得到证实。在现有的非规范经济环境下，对国有企业实行大规模民有化会导致经济发展缓慢。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许多私有化后的企业至今仍然经营不佳的原因。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原因。

其次，市场化是一个困难而又长期的过程。尽管也许能将国营企业在短期内全部民有化，但由于市场化这个转型的过程不能在短期间完成，集体产权安排是不可缺少的一种中间过渡产权安排，即当ρ不能很快接近于1时，这个中间产权安排过程必不可少。这是因为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仅仅放松价格，开放生产资料市场，允许经济自由，对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还是不够的。完善的市场体系由一系列子系统组成，如价格系统、宏观调控系统、现代企业制度、法制体系、反垄断法体系、劳动和金融市场及社会保障体系等组成。建立这些体系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并且，影响产权所有制的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制度环境也是很难改变的。中国、东欧等转型国家所出现的许多困难都说明了这一点。法国、英国和台湾的国有企业民有化的实践也说明机制转型是困难重重、时间漫长的过程。这样，对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在经济自由的诸多障碍还没有清除、市场体系还远未完善之前，人们不应该将国有产权大规模地民有化。相反，应该从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允许更多的经济自由，采取分散决策方式入手来改善经济环境使得集体企业得到发展。伴随着经济环境更进一步的改善，当市场已经建立起来，经济自由足够充分时，国有产权和集体产权安排将不再会比民有产权更为有效，因为政府关系能力不再重要，也不再必要。只有这时，才能进行大规模的民有化。 经济制度环境决定了最佳产权制度的选择也可用中国在50年代初的国有化制度转型及80年代以来的市场化转型来说明。中国大陆50年代初展开的国有化制度的转型并不是简单地通过没收私有财产、取缔私有企业来进行，而是通过逐渐减少经济自由、控制生产要素，干预市场使得私营企业的操作很难进行下去。当时采取的方式是取消股票市场，将银行收归国有。这样一来，私有企业就没有了通常的融资渠道。通过工商业改造运动，大多数私有企业，特别是其中的大中型企业不得不先后与政府实行“公私合营”。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的自由度更进一步减少，行政干预的程度更进一步加强，结果所有那些公私合营的企业都差不多变成了国有企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工业总产值中的国有经济部分达到了80％。1978年经济改革开始之后，中国开始了一个逆向的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但中国市场化制度转型并不是通过迅速私有化来进行，而是首先通过经济自主化改革（允许经济自由、承认人的自利性，采取分散化决策方式，引入激励机制等），将指令性计划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制逐步转变为各种产权企业共存的混合经济体系。1991年，非公有制部分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52％，同期国有企业部分所占的比率每年以2％的速度递降。1992年，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政府明确宣布采取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从而为市场经济扫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到1995年，国民生产总值中国有经济部分所占的比率下降到40％以下，非国有经济部分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现在，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渐深入，持续和广泛引入市场机制，集体所有企业正在逐渐失去优势，越来越多的集体产权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正在朝产权明确的股份制企业转变。这些现象正好验证了本文产权理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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