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的基本特点是“供不应求”，高经济增长与高通货膨胀并存。如何在维持高经济增长的同时抑制通货膨胀，一直是中国经济决策者所关注的中心问题。然而，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令许多经济学家感到突然的根本性变化。中国经济第一次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有效需求不足”。针对中国目前的有效需求不足现象，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的货币政策，以刺激总需求。自1998年以来所实行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在面临东南亚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经济形势的发展却表明，中国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以维持经济增长的能力正在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挑战。首先，中国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越来越差。其次，中国政府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即不依靠政府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特别是赤字财政而实现增长的能力)并没有得到真正恢复。由于使用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余地正在急剧缩小，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政府将难于继续采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刺激经济。如果届时中国经济仍不能出现以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而不是政府开支(特别是财政赤字不断增加下的政府开支)拉动的增长，中国经济就可能陷入极大的困境。为了避免发生这样的结果，我们必须对中国当前宏观经济不景气现象的性质作进一步的思考，以形成一套首尾一贯的中、短期相结合的中期综合经济对策。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自1997年10月起，中国的零售物价指数已连续19个月持续下跌。以致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进入了通货收缩(deflation)的新阶段。通货收缩是与通货膨胀(inflation)相对应的概念。按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普遍接受的通货膨胀的定义，通货膨胀是物价的普遍持续上涨。与此相对应，通货收缩可以被理解为物价的普遍持续下降。根据这一定义，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状况确实可以被形容为通货收缩。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收缩，这两个概念的关键在于“持续”两个字。物价的持续变化(无论方向如何)是一种动态过程。而动态过程是不能用静态的供求失衡来解释的。时下流行的“流动性陷阱”理论①也不能说明通货收缩。因而必须找出造成物价沿某一方向持续变化的形成机制。关于通货膨胀的形成机制，存在十分丰富的文献，而关于通货收缩的形成机制的文献则较为少见。有关通货收缩的最著名理论是美国经济学家埃尔温?费雪在1933年大萧条时期提出的“债务挤压萧条理论”。费雪认为，美国的大萧条是经济中的过度负债造成的。由于负债过度，大量资金被用于支付利息。由于得不到资金而造成的经济收缩导致了物价的下降。而物价下降又导致实际利息率的上升。由于偿债速度赶不上物价下降速度，负债者的偿债能力越来越差。一旦形成恶性循环，经济将出现普遍衰退。费雪指出，负债人争先恐后偿还债务的的结果是每个人负债的增加。在费雪看来，大萧条的最重要秘密是：负债人越是还债，他们的欠债就越多。

显然，费雪的通货收缩理论并不能解释中国的通货收缩。但是，费雪的理论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研究通货收缩的思路。其要点是：通货收缩不是一个静态的供求失衡问题。通货收缩之所以会形成，经济中必然存在某种导致物价持续下降的恶性循环机制。不打破恶性循环的形成机制，仅仅执行扩大总需求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恐怕是无济于事的。目前中国通货收缩的形成机制是什么呢？我在本文中的假设是：造成中国目前通货收缩的根本原因是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为了论证这个问题，下面我将首先给出一个可以大致反映目前中国经济基本特征的总需求一总供给模型(AD-AS model)以作为分析框架。



三、一个简单宏观经济分析框架

首先，我们假设每个企业i都服从一个固定系数生产函数：



每个企业的生产效率不同；所有企业可以按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进行排序，①并且这种排序服从某种概率分布(如均匀分布、正态分布或普瓦松分布等)。不难设想，当物价水平较高的时候，将有较多企业处于赢利状态，因而在从事正常生产。这样，对应于较高的物价水平，社会总产出水平较高。当物价水平较低的时候，将有较多企业处于亏损状态，这些企业只好停产、减产。这样，对应于较低的物价水平，社会总产出水平较低。由此便实际推出了一条把产出与物价水平联系起来的总供给曲线。②

对应于给定的物价水平，当生产成本由于劳动生产率下降(或决定生产成本的其他因素发生变化)而普遍上升(如新的生产成本由ci上升到ci+△c)时，处于赢利和亏损边界上的企业和虽赢利但生产效率较低的一些企业将变成亏损企业。在假设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前提下，所有亏损企业将减少以致停止生产。因而，可以假设所有处在生产状态的企业都是非亏损企业。此时，对应于给定的物价水平，总供给量将减少。这意味着总供给曲线发生了向左上方的移动。换言之，在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情况下，当企业生产成本普遍上升时，总供给曲线将向左上方移动。

在总需求(曲线)③不变的条件下，总供给曲线的左移将导致均衡产出水平的下降和物价水平的上升。经济将稳定在物价水平较高、产出水平较低④ 的新均衡状态上(图1)。在图1中，均衡点由E移到了E’。假设对应于原有的均衡点E，企业亏损面为零。在生产成本上升之后，由于总供给曲线的左移，对应于新的均衡点E’，企业亏损面依然为零。所不同的是，对应于E’，由于亏损企业退出了生产，新的产出水平Y’低于原有产出水平Y。





在应用上述模型分析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时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在中国，面对生产成本上升所造成的经济效益⑤ 的下降，由于种种制度性约束，经济效益极低以致严重亏损的企业往往不能或不愿像正常市场经济下的企业那样退出生产，而是依赖银行贷款和政府补贴苟延残喘。这样，总供给曲线就不会向左上方移动(或仅有不充分的移动)。①在图1中，我们可把AS’曲线定义为生产成本上升之后的无亏损总供给曲线。实际的总供给曲线是AS曲线。由于没有企业退出生产，实际总供给曲线始终保持在AS的位置上，而不会左移到AS’的位置上。此时，物价就只能继续维持在P的水平上，许多企业也就无法通过价格的上升而改善经济效益。从整个经济上看；由于亏损企业并未退出生产，许多劳动生产率较高本来可以避免亏损的企业也变成了亏损企业，从而造成整个经济的亏损面增加。从图1可以看出，如果原来的亏损企业退出生产，其后果是物价水平由P上升到P’，产出量由Y减少到Y’。如果原来的亏损企业不退出生产，其后果是，物价水平和产出量都保持不变(分别为P和Y)，但亏损企业的数量将大大增加(全部亏损企业的产出量为Y-Y’)。由于这部分产量是企业在亏本状态下生产出来的，它们代表了企业对社会福利的负贡献。反过来说，如果亏损企业退出生产(产量由Y减少到Y’)，从而使物价水平上升(物价由P上升到P’)，企业的经济效益(不是生产效率)将得到改善。一些原本处于亏损状态的企业(这部分企业的产出量为Y’-Y”)将转亏为赢，整个经济的亏损面减少。总之，上述分析说明，如果让低效率企业退出生产，我们还能保住一些好企业。否则，越来越多的企业将被低效率企业拖跨。



在总需求比较旺盛(总需求曲线不断右移)的时期，尽管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也未进行减少供给的调整(即总供给曲线并未左移)，但价格水平却因总需求曲线的不断右移而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经营状况将会有何不同呢？假设总需求曲线由AD右移至AD’，则物价水平将上升到P’，亏损企业的数量有所减少。当总需求曲线进一步上移到AD”时，由于价格进一步上升到P”，此时，尽管企业的生产效率并未得到任何改善，企业亏损却完全消失(经济效益改善了)。



四、中国通货收缩的形成机制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说明当前中国出现通货收缩的机制或机理的简单思路。我们的主要论点是：应该把生产成本上升所导致的企业亏损而不是有效需求不足作为分析中国当前通货收缩形势的起点和当前通货收缩动态过程的因果链条中的关键环节。

由于缺乏统计数字，难于按式(2)计算中国企业成本的增长情况。但是，从式(3)和式(4)可以看出，在物价上涨时期，如果企业的经济效益指标仍在恶化，则可以断定企业的生产成本一定在上升。衡量企业经济效益的尺度很多。最常用的尺度有利润率、资金利税率等。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官方提供的我国独立核算企业的各项经济效益指标显示，在中国出现通货收缩之前，中国企业的经济效益就一直在下降。①根据《经济研究》上文章的计算，沪、深股票市场上市公司的平均利润率由1994年的13％下降到了1997年的9％。(唐志宏，1999)其中，化纤业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利润率由1994年的16％下降到1997年的3％，机械业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利润率由1994年的10％下降到1997年的5％。作为中国企业精华的上市公司尚且如此，其他一般企业的状况如何就可想而知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独立核算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无论从那种指标来看，自1993年以来，中国企业的经济效益都是每况愈下，而且是在明显恶化。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在出现目前的通货收缩之前，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一直在上升。根据现有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出，在90年代造成中国企业单位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工资增长过快和资本使用效率明显下降(资本一产出率上升)。②在实行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时期，利息率过高可能也是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对这一时期中国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的具体原因还应做更为翔实可靠的分析，但中国企业生产成本在逐步上升则应该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生产成本的上升，企业亏损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现在我们来回答本文的中心问题：企业亏损是如何导致通货收缩的？

长期以来中国存在着以需求拉动为主导的通货膨胀，且要素价格的上升速度往往滞后于物价的上涨速度，企业因生产成本上升而出现亏损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在经过5年的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之后，总需求曲线大幅左移，甚至出现了过度左移。于是，伴随总需求曲线左移所导致的物价水平的回落，企业亏损问题严重恶化。

面对严重亏损，企业如不想退出生产，最简单的选择是靠“啃资本”或银行贷款来维持。由于机器设备得不到更新和债务负担日益沉重，这类企业的生产成本必将进一步上升，亏损情况必将进一步恶化。③亏损企业如不想退出生产当然还有另一种选择：降低生产成本。从式(2)可以看出，要降低生产成本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资本一产出率、降低工资、减少利息支付。为实现上述目标而采取的措施，都是所谓“供给方措施”。对应于给定的物价水平，企业的供给方措施若导致产出水平的变化就意味着总供给曲线将发生移动。一般而言，凡能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措施都将使无亏损总供给曲线AS’右移。而AS’曲线的右移将导致物价水平的下降。因而，当前出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生产效率高的企业为降低成本而进行的努力加重了那些生产效率较低企业的亏损。但是，总的来说，伴随生产成本的降低而出现的物价下降并不会导致整个经济的亏损状况的恶化。相反，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的状况将会伴随生产成本的降低而得到改善。 中国目前的问题是，由于种种制度约束，企业往往倾向采取第一种选择，而企业的供给方措施对于降低生产成本也未见大的成效。AS曲线和AS’曲线(前者是实际的总供给曲线，后者是作为参照物的无亏损总供给曲线)的位置并未发生变化。但企业亏损状况的加重和企业的某些减亏措施却对总需求曲线①造成了左移的巨大压力。许多企业因缺乏资金和负债率过高而减少了固定资产投资，而银行也不愿再给亏损企业提供贷款。统计数字显示，9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同税利增长率存在强烈的正相关关系(见图3)。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随企业税利增长率的上升而上升，随其下降而下降。1993年以后，中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税利的增长率急剧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亏损状况)，特别是1995年以后更是达到历史最低水平。同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也迅速下降。





企业亏损和企业减亏的某些措施减少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奖金和职工下岗待业等虽未能有效降低企业成本从而减少亏损但却导致了工人收入的减少和预期收入的减少，从而间接导致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减少。②企业亏损所直接或间接导致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减少(这里不讨论出口需求的减少)意味着总需求曲线的左移。在总供给曲线不变(或左移幅度不大)的情况下，总需求曲线的左移必将导致物价水平的下降。物价水平的下降必将导致企业亏损状况的进一步恶化。而企业亏损状况的恶化又将导致总需求的进一步减少和物价水平的进一步下降。这样，一个物价持续下降的恶性循环便形成了。因而，中国当前的通货收缩绝不仅仅是一个有效需求不足问题。造成中国当前通货收缩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亏损，在于企业成本上升所造成的企业利润率和资金回报率的下降。因而，打破恶性循环的关键在于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并使这种改善不致对有效需求造成过大的消极影响。 当有效需求不足完全是由需求方的某些一次性因素造成的时候，为了维持原有的产出水平(潜在产出水平)，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是，当有效需求不足是由供给方的因素所造成的时候，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将无法最终打破通货收缩的恶性循环。宏观经济政策的扩张力度一旦减少，物价一旦回落，企业赢利状况必将继续恶化，原来的通货收缩过程必将重新开始(参见图2)。要使企业有自我扩张的冲动，要增强消费者信心，就必须改善企业的赢利状况。而改善企业的赢利状况的根本出路在于在微观和产业的层次上进行改革和调整，而不是通过刺激需求(或加强垄断)来维持价格水平。把克鲁格曼等人所主张的人为制造通货膨胀的主张搬到中国更是绝对错误的。



总之，为了解决中国目前的通货收缩问题，关键在于解决供给方的问题，即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从而改善企业经济效益，其中包括让经努力仍无法扭亏为盈的企业退出生产。而刺激需求的政策也应该同改善供给的结构和质量相联系而不是简单地为刺激需求而刺激需求。刺激需求的短期政策只能暂时维持经济增长。而且，为了维持原有的经济增长势头，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刺激力度必须越来越大。一旦政策空间用净，物价下降和生产过剩将进一步发展。因而，尽管刺激总需求的政策，特别是赤字财政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其使用多少有一些饮鸩止渴的意味。



五、中国所面临的经济、社会挑战



既然承认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通货收缩状态，既然我们认为中国目前的通货收缩的根本原因是企业生产效率过低、生产成本过高所造成的企业亏损，我们就不能期待中国目前的经济困难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加以根治。日本为了克服其通货收缩已花去8年时间(虽然在其中的某些年份情况好一些)，而目前仍未见到显著成效。既然承认造成通货收缩的关键环节是企业亏损，刺激需求的措施就无法从根本上打破通货收缩的恶性循环(虽然可以暂时遏制通货收缩的进一步恶化)。为使经济形势得到根本好转所采取的供给方面的措施(减员增效)，不可避免地将涉及大量亏损企业的破产和大量职工的下岗。中国经济很可能将不得不经历一个增长速度疲软、职工失业增加的时期。大量工人下岗可能是中国为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将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与此同时，如果农村经济形势恶化(天灾、入WTO带来的冲击)，农村人口可能大量涌入城市。中国经济可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失业问题。如果不能首先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失业问题必将对社会的稳定带来极大冲击。因而，为了迎接以大量亏损企业破产这一难以回避的发展前景，中国政府应该大大加速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工作。这种制度性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某些物理的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为了恢复经济自主增长的能力，政府应把社会性、制度性基础设施的建设放在首要的地位。政府在这方面的财政支出不但能刺激有效需求，而且能为供给方的结构性调整创造必要条件。各种社会性、制度性基础设施的投资可能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长期供给改善的最佳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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