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多年间，伴随着我国工业化的高速推进的是产业部门间比较优势的深刻变动。这一结构转换过程对我国食物经济提出许多全新的经济分析与政策研究问题。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如何凭藉我国比较优势，在进一步参与世界食物体系进程中，实现我国食物经济发展乃至农村经济结构转换所需要的政策调整。 
我国食物政策调整，涉及如何判断我国食物与谷物未来贸易趋势的关系问题。国内外有关我国食物政策的众多研究，集中在对我国未来谷物需求、供给以及进口量的分析估测上，而对谷物以外的其它食物则很少提及。这类研究能较好地说明：快速经济增长会使我国谷物生产的比较优势趋于下降。然而，研究者往往由此得出中国整个食物部门净进口将随之显著增大的判断。似乎存在一个广为接受的隐含假定，认定中国未来食物贸易与谷物贸易势必具有相同走势。②

虽然谷物供求是我国食物政策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但上述广为流行的认识假定存在明显的逻辑问题。我们知道，食物部门内部包含众多不同食物产品，而生产这些产品的要素比例和成本构成大不相同。给定我国要素禀赋特征，不同食物的比较优势及竞争力可能会有显著差别。虽然我国谷物进口很可能因为国内生产的比较优势下降而增加，但不能由此推导出其它主要食物的竞争力亦必然会下降，并与谷物同时甚至在相同程度上成为净进口产品。即使处于经济结构急速转变及较为自由化的贸易环境，在谷物及部分食物自给率趋于下降的同时，其它某些食物应有可能保持、甚至加强其国际市场竞争力。

以上述观察为起点，本文具体探讨在一个较为自由化的贸易环境下，我国食物贸易的可能演变前景。我们将首先考察有关贸易数据，从而在经验观察层面上对上述传统假定给以检验。然后，将对我国80年代以来食物贸易结构特征，从经济根源、国际市场条件、未来演变趋势及其政策含义等方面分别加以分析。



一、我国食物贸易的结构变动趋势



我国经济从70年代后期进入高速增长和转型时期。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几乎相当于1978年的五倍，期间年均增长率为9.86％。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32.4％下降到1995年的13.3％；同期食物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由16％下降到7％（Asia Pacific Economic Group 1996，第133页）。

表1显示了1980年以来我国食物贸易结构演变情况。在进口方面，谷物一直是最重要的产品。1995年和1980年谷物类产品占食物进口的比重分别为59％和84％。主要由于谷物、食糖进口的增加，我国整个食物进口表现出明显上升趋势。然而，另一方面，若干食物出口获得大幅度增长。结果，食物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其净出口规模在这个时期反而得到显著扩大。①食物贸易净出口额由1980年0.6亿美元，上升为1985年23亿美元和1995年的38亿美元。



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C）包括的十项两位数食物商品中，我国有六类在1980-1995年间一直保持净出口产品地位。然而，这六类食物的净出口额增长水平极为不同。除去其它类食物（SITC：09），两类我国传统出口食物，即活动物（00）与咖啡，茶叶等（07）净出口值增长很慢：二者在1980-1995年间年均增长率仅分别为1.8％和3.1％。另一方面，肉类（01），水产品（03），水果和蔬菜（05）等三类食物的净出口获得大幅度增长。三者同一时期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3％，14.4％和10.5％，都高于整个食物出口8.4％和年均增长率。上述增长率差异改变了我国食物贸易结构。例如，1980年水产品（03）出口规模与活动物（00），咖啡与茶叶等（07）大体相同；然而，到1995年，前者出口额相当于后两类食物的五倍有余。水果与蔬菜（05）作为首要出口食物的地位得到加强：该类产品占全部食物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四分之一上升到1995年的三分之一。由于上述三类食物出口较快增长，它们占食物出口的比重由1980年的二分之一上升到1995年的四分之三。谷物等大宗农产品食物进口增加与若干高附加值食物出口大幅度上升，构成80年代以来我国贸易结构演变的基本特征。

我国食物出口绝大部分销往邻近的较为富裕的国家和地区（见表2）。香港和日本是我国食物出口最重要市场。1994年我国对日本食物出口达46.5亿美元，约为1980年的十倍，几乎占我国1994年食物出口总额的一半。我国食品出口的第二类市场包括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马来西亚等新兴工业化经济。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台湾食物贸易的变动趋势：水产品、水果与蔬菜是台湾的传统出口项目；然而，随着近年来台湾经济增长步入成熟工业化阶段，工资、地价上升，劳动力短缺、台币升值使这些产品竞争力衰退。而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的大陆在这些食物生产上具有比较成本的优势。例如，一项研究结果表明，近年大陆养虾养猪的成本仅为台湾的37％和35％（邱毅、段樵，1992）。大陆出口增势强劲的水果与蔬菜，近年已成为台湾的净进口食物。台湾近年已成为大陆食物出口的重要市场之一。



美国与欧共体是国际市场上重要谷物出口国。另一方面，它们亦从我国进口大量食物。例如，美国从我国进口食物价值由1980年的0.65亿美元上升为1994年5.9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7％。1994年我国对美国食物出口中，水产品、水果与蔬菜这两类最具有竞争力食物占74.4％。众所周知，美国在大宗农产品，尤其是谷物出口上优势极强。过去十多年间，我国对美食物出口的增加，说明我国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完全可能在适当增加谷物等食物进口的同时，扩大另外一些食物的出口，发展以食物交换食物的模式。



二、比较优势与我国食物贸易结构



上述事实表明，在我国经济急速转型期，不同类食物会表现出极为不同的贸易趋势。这在经验事实层面上，对有关我国谷物与食物贸易趋势相等同的传统假定提供了反证。那末，在我国高速经济增长时期，若干食物为什么能够表现出强劲的竞争力？

国际贸易理论认为，某种商品的世界贸易结构主要由贸易参与国家和地区生产该商品的比较优势结构来说明；而要素禀赋则是决定比较优势的一个基本因素：给定若干假设（包括不存在对生产者激励机制的扭曲），某国对于其生产过程较能密集利用该国相对丰裕要素资源的产品具有比较优势。①此外，其它因素，如运输距离，国内消费模式等亦是比较优势和贸易结构的潜在决定因素（Baigwait 1964，第18页；Linder 1961，第89-90页）。依据上述理论观点，有必要从不同食物生产的要素比例和成本构成方面分析我国食物贸易结构的经济根源。②

应当指出，我国80年代以来表现出强劲出口竞争力的若干高附加值食物（如水果和蔬菜，水产品、肉类等）并非纯粹农产品。这些食物的生产过程往往还涉及工厂加工活动，从而使其具有制成品的性质。它们的价值也相应包含农业与工业两重附加值。限于篇幅，本文只着重分析作为农产品生产的不同食物的要素比例与成本构成。③

众所周知，我国现阶段要素禀赋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人均可耕地资源与资本短缺及劳动力资源丰裕。此外，我国农业要素禀赋条件特别受到劳动需求季节变化的影响。我国典型的农村地区，谷物生产通常在农业活动中占支配地位。谷物生产对劳动需求的季节性导致短期农忙季节劳动供给紧张，而在较长农闲季节存在大量劳动剩余的局面。对农闲季节的剩余劳动力，其现实机会成本很低，因而对能带来某种收益（即便是很低的收益）的经济活动存在强烈的渴求。 依据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特点，可对不同食物在农业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或竞争力提出三个简单的假设性判断：第一，对可供选择的必须利用可耕地作为投入要素的不同生产活动，在其它条件相同情况下，其中能较为密集地利用劳动力资源的活动具有比较优势或市场竞争力。第二，其它条件相同，那些不需要可耕地作为投入要素，或仅仅需要土质、肥力、灌溉条件较差的边际可耕地的生产活动，具有比较优势或竞争力。第三，能较多利用农闲季节剩余劳动的生产活动具有竞争优势。给定上述理论性假定，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不同食物生产的要素与成本构成，来考察80年代以来我国食物交换食物的贸易模式是否具有经济合理性。

首先比较谷物与水果和蔬菜的生产成本。生产这些食物都属于传统农业活动。虽然栽培谷物，水果和蔬菜需要不同技能，但一般不存在难以逾越的技术水平障碍。如果外部环境提供有足够的经济刺激，农民通常能通过传统的学习方式，掌握生产这些食物的一般技能。但是，生产谷物与水果和蔬菜的劳动投入强度极为不同。每亩耕地水果和蔬菜栽培对劳动投入需求量远远高于谷物耕作。依据我国1994年农产品成本调查数据，每亩水果与蔬菜生产全年平均需要投入67.1和61.5个劳动日，而六种主要谷物生产每亩所需劳动仅为13.6个劳动日（见表3）。单位面积耕地水果、蔬菜生产对劳动投入的需求约高达谷物生产的4.5倍。应当提到，水果、蔬菜生产的资金投入需求亦高于谷物。然而，由于两方面原因，这一差异不会对比较优势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其一，资金成本绝对量每亩仅为400多元，一般尚未超出农民自我融资能力。其二，由于每亩水果、蔬菜产值远远高于谷物，前者单位产值资金占用量甚至还低于谷物。由此可见，给定我国现阶段农业生产技术条件，水果和蔬菜由于能够密集地利用劳动要素，因而具有潜在比较优势。

由于鱼、虾等水产品以及肉类食物往往不需要可耕地作为常规投入要素，①无法比较它们与谷物生产中劳动对耕地的相对投入强度。然而，表3数据显示，生产肉类、水产品需要大量劳动投入。例如，生产一头猪和一头牛平均需投入20.5和57.5个工作日。假定一个农民每年工作日为300天，在现阶段技术条件下，15头猪或5头牛需占用该农民全年劳动时间。水产品中的淡水鱼养殖，每亩水面生产规模需要31个工作日。



除去利用劳动力资源较为密集，另外两个因素对肉类、水产品、水果与蔬菜的潜在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首先，肉类、水产品、水果生产，或者无需可耕地投入，或可有效利用次质边际耕地。这一简单事实对本文讨论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有关我国现阶段谷物生产缺乏比较优势的经济学分析，最重要依据是我国人均可耕地极为短缺的资源条件。由于上述食物的生产不需要可耕地投入、或对常规耕地投入依赖较小，上述导出谷物生产比较优势下降的分析便不可简单地应用到这些食物的生产上。因而，假定谷物与其他食物未来贸易趋势相等同，或认定谷物贸易等同于整个食物部门未来贸易趋势，便存在明显的推论失据之处。其次，前文提到，很大程度上由于谷物生产季节性强的特点，我国广大农村存在短期劳动供给紧张和长期劳动力过剩的局面。由于其它食物生产对劳动需求的时间节奏不同，因而可能对这些生产活动加以合理配置以吸收利用农闲季节的剩余劳动。大量剩余劳动力因为现实机会成本很低，对从事谷物以外若干食物生产具有潜在积极性。这亦会增强我国生产这些食物的潜在竞争力。



三、我国食品出口与世界食物市场的结构演变



世界食物市场过去二十多年来经历了深刻的结构转变。这在食物进口构成演变上明显表现出来：世界食物进口总量由1975年的1000.8亿美元上升为1994年的3170.8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6.25％（表4）。但不同类食物增长率相差悬殊。例如，谷物类食物（04）进口需求增长率仅为2.9％；糖类食物几乎没有增长。另一方面，鱼、虾等水产品（03）年增长率为11.54％，仅次于其它类食物（09）；肉类（01），水果和蔬菜年增长率分别为7.3％和8.1％，亦都高于食物进口需求增长的平均水平。

由于上述增长率差异，谷物在世界食物贸易量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而水产品（03），水果与蔬菜（05），肉类（01）等重要性则不同程度上升。例如，1975年谷物类食物（04）占食物进口总额的28.4％，远远高于其它任何一类食物。到1994年，其比重降至15.5％，已显著低于水果与蔬菜类出口额比重（21.2％）。水产品同一比重值由1975年的6.5％上升为1994的15.2％，几乎与过去出口额最高的谷物类并驾齐驱。我国食物出口中最重要的三大类食物（01，03，05），占世界市场中进口总额的比重，由1975年的31.3％上升为1994年的49.5％，增加了18个百分点。可见，我国食物出口增长与世界食物市场结构变动趋势是相吻合的。



上述世界食物市场结构演变有多方面的复杂根源，但其主要原因应是不同食物收入需求弹性的差异。随着人均收入水平上升，消费者对某些食物（如肉类、水产品、水果等）支出增长的速度通常显著高于对谷物类主食的需求增长速度，这是食物消费需求演变的一般规律。在国际范围内，给定收入增长水平，对收入弹性较高食物的进口需求自然会增长较快。另外，“乌拉圭回合”以来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进程亦可能对食物贸易扩大发生了推动作用。在较为自由化的贸易环境下，收入上升诱致的食物需求增长的较大部分，会表现为世界食物市场进口需求的增加。

应当指出，过去20年来食物出口扩大，不仅发生在我国，而且还普遍发生在其它众多发展中国家。据Athukorala and Sen（1996）报告，发展中国家加工食品出口额由1970年的64.45亿美元上升为715.57亿美元，期间年均增长率为10.6％。同期发展中国家食品出口占非制成品出口的比重由23％增长到37.5％。发展中国家出口食物中，鱼、虾等水产品增长最快。它在发展中国家加工食品出口总额中比重，由1970年的8.8％上升到1994年30.7％。如果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加以比较，可以发现，从总体上说，我国食物出口有较好表现：我国水产品（03）、水果与蔬菜（05）出口以及食物出口总体的增长率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然而，即便在出口增势较好的这几类食物上，我国仍存在许多差距。例如，我国肉类（01）出口增长率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与某些食物出口有上乘表现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差距更大。例如，1980―1994年间泰国肉类（01）、水产品（03）出口年增长率超过20％，远远高于我国。智利同期上述三类食物出口总额及其出口增长率，印度尼西亚上述三类食物出口增长率亦都高于找国（参见卢锋1996，第15页，表10）。这些差距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我国食物出口未来增长的潜力。



四、我国食物政策调整的第三种选择



上述分析表明，80年代以来我国食物贸易的结构演变并非短期和偶然现象。一方面，我国由于要素禀赋特点，对若干种重要食物（水产品、水果与蔬菜、肉类等）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另一方面，上述食物由于收入需求弹性较高而具有较大的出口市场扩张潜力。还应注意到，正在进行的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改革已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因而会对食物贸易扩大规模产生长期影响。因而，我国进一步扩大具有竞争优势的食物出口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

这一食物交换食物模式及其经济合理性，为我国食物政策调整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有关我国未来食物贸易政策，国内外研究人员通常认为有两种选择。一是维持谷物的自给自足方针。这一政策技术上可行但经济上成本高昂。二是实行自由贸易的可能。人们普遍认为，这一选择会导致我国整个食物净进口的大量增加。但这一选择方向的赞同者相信，食物净进口增加所需要的外汇需求，可以通过进一步增加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出口来满足。①如果本文揭示的食物交换食物模式可得到进一步发展，则可能在这个重大政策问题上代表第三种选择思路。这个选择包括两个政策要点：一方面，重新检讨传统的谷物自给自足方针，改革谷物贸易体制和政策；另一方面，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采取切实政策手段，促进我国具有优势的食物出口增长。其基本取向是，依据比较优势原则，顺应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外部国际环境变动的新形势，在食物经济领域进一步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①

这一选择方向对我国经济发展所能带来的潜在利益是显而易见的。食物出口能通过它强有力的后向联带（Backward linkage）作用对我国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尤其应当强调指出的是，出口食物包括较大的农村生产附加值，因而能够对农民收入增长发挥显著作用。众所周知，农民收入是有关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一个战略性问题。给定我国现阶段的资源禀赋条件，向具有出口竞争力的食物生产部门适量转移资源，能够通过扩大食物贸易实现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本文研究揭示了形成上述收入增长效应的三个途径。首先，对于需要耕地投入的出口食物（如蔬菜）来说，其生产活动能较为密集地利用劳动力要素，因而能在较大程度上把我国农村丰裕的劳动力资源转换为收入。其次，生产某些我国具有竞争力的出口食物，有的无需耕地投入（如饲养牲畜），有的可利用次等边际耕地（如水果）。鼓励这些出口食物的生产，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我国人均可耕地资源缺乏对农村经济发展形成的严重制约。第三，出口食物生产能有效地吸收农村季节性剩余劳动，提高农民收入。因而，如果说提高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是保证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结构转型的根本条件之一，从我国要素禀赋基本特征上观察，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在食物经济方面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加强国际合作，则应是保持和创造农村经济内在竞争活力的一个基本环节。②

此外，食物出口至少还有两方面的积极联带效应。一方面，食物出口增加会对我国食品加工和机械工业产生派生需求，有利于食品工业和机械工业部门扩大就业和生产规模。另一方面，食物出口面临的国际市场竞争，会通过知识扩散（Knowledge Spill-over）和学习效应，对农村企业家人材成长以及城乡食品加业技术，管理素质提高，产生积极影响。国外有的研究者认为，出口食物价值中国内生产附加值比率较高，而常规出口制成品的中间产品较大程度上依赖进口；所以食物出口知识扩散和收入增长的联带效应更为显著（Athukorala and Sen，1996）。

然而，要想充分获取食物出口的潜在利益，有必要在许多问题上更新观念、调整政策。③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需要重新思考、评价我国传统的谷物自给目标。食物出口前景与谷物贸易方针的调整存在多方面联系。首先，为了维持谷物自给方针，谷物播种面积必须在总播种面积中占有很高比例。如果其他需要耕地投入，但利用劳动力较多的食物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出口，那末谷物自给政策便在边际意义上增加了农民生产活动的机会成本或放弃了增加收入的机会。其次，谷物耕地占用率过高使我国农业产出系统对世界食物市场变动的反应受到不利约束。再次，我国谷物价格表现出接近和超过国际价格的趋势（Garnaut，Cai and Huang，1996）。固守谷物自给政策迟早需要对国内谷物生产采取保护性政策，并很可能使国内谷物价格全面超过国际价格水平。这一局面对我国未来食物出口增加更为不利。原因很简单：许多可供出口的食物生产都需要谷物作为原料。较高的国内谷物价格将抬高这些食物的生产成本，从而削弱其国际竞争力。最后，把谷物自给政策调整作为整个食物贸易的一个环节来考虑设计，能够有效控制人们担忧的国际谷物禁运之类特殊事件对我国食物安全所可能造成的危害（参见卢锋，1996，第18页），从而降低我国进一步参与国际食物体系的调节成本。

有关我国食物经济和政策的讨论，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谷物进口量上升，其它若干高附加值食物（尤其是水果、蔬菜、水产品、肉类等）出口量也大幅度增长，形成食物交换食物规模不断扩大的局面。与人们一般印象相反，过去十多年间，我国食物部门以价值衡量的净出口量显著扩大。从供给方面分析，我国在若干食物上表现出的强劲国际竞争力，主要是由农业要素禀赋条件及其规定的比较优势结构决定的。从需求角度观察，上述食物出口扩大，是和消费者对不同食物收入需求弹性差异及其所引导的世界食物市场长期结构演变趋势一致的。因而，我国进一步扩大高附加值食物出口具有巨大潜力。由于这些食物产品具有较大比例的农村生产附加值，其出口扩大对于提高我国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结构转换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工业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新的历史背景下，我国食物政策调整应当突破传统观念，突出效率原则，充分利用食物部门内部不同产品之间的比较优势差异，以求更好地综合实现保障食物安全，提高农民收入，支持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等多重发展目标。

[返回上一页] [打 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