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对若干行业体制转轨和行业发展的实证研究，为中国渐进式转轨提供新的解释，或为已有的解释提供新的证据。主要结论有：改革是可以渐进的，非国有经济的大量进入并不是改革启动和保持增长的必要条件，但随着改革的推进，产权改革和形成竞争性的产权市场成为渐进改革合乎逻辑的内在要求；渐进改革方式具有普遍意义，其它转轨国家改革前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所有制结构和垄断性的生产结构，不会成为与渐进式改革不相容的初始条件；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区别是相对的，用规则标准衡量区别清晰，用行为标准和绩效标准衡量，区别就变得模糊不清；对两种改革方式优劣的评判，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实践检验和能容纳主要事实、合乎逻辑的理论分析。 


一、转轨过程的行业案例：现实及理论意义



中国的体制转轨过程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迥然不同。直到改革开始10余年后的9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体制在以下方面仍然明显偏离甚至背离正统经济学的教义：国有企业仍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城乡集体企业继续在没有清晰界定产权的环境中运行；不同类型的企业面对不同的法律、财税和预算约束环境；金融部门的改革仍然达不到对企业形成财务硬约束的程度；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大大超出市场经济所允许的限度。然而，就是在这种“不完全”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却能保持几乎是全球最高的增长率。中国的改革方式及其成就已经引起国内外许多学者的关注，被总结为“渐进改革模式”。

在解释渐进改革模式的优越性时，学者们的角度各有侧重。有些学者认为，市场制度只能通过摸索、实践和适应性的制度创新逐步发展（Murrell，1992；McMillan ＆ Naughton，1992）；还有学者认为，在非国有经济没有发展到能创造较多的资源之前，价格和贸易自由化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McKinnon，1993）。国内学者更侧重于强调渐进改革过程中利益分配及其对改革进程的影响，认为渐进改革是一种“增量改革”方式，在改革初期允许新体制成份成长，又不触及原有体制的既得利益，改革的阻力较小。当改革“渐进”到新体制部分占较大比重时，才具备了对国有企业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条件（例如盛洪，1991；樊纲，1993；刘世锦，1993）。

有些学者指出，中国的改革虽然成就显著，但并没有普遍意义。因为这种改革方式是由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决定的。中国面临的问题类似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问题，即工业化问题，对转轨国家来说并没有一般意义，例如在前苏联这样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就行不通（Sachs and Woo，1994）。还有学者认为，前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在改革初期，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没有为“新体制”的生长留下什么空间，不对旧体制进行改革，将生产要素从其中释放出来，在旧体制外形成新体制并保持高速增长是无法实现的（樊纲，1994）。还有学者强调中国改革初期的分散生产格局对渐进式改革的重要影响，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改革初期具有高度垄断的生产结构，不首先对生产结构进行彻底改革，而是先放松价格管制，其结果可能是并不能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构，垄断企业还会通过抬高价格获取高额利润（Granick，1990）。

另有一些学者不同意渐进式改革只适合于中国的观点。这些学者认为，大多数转轨国家改革之初面临相似的困境，即扭曲的产品和要素价格、高度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缺乏激励的微观经营机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相似，因此中国的经验对其他转轨国家应该具有普遍意义（林毅夫等，1994）。

总体上看，这些讨论要么属于理论假说，要么使用整个经济的汇总数据。这些讨论提供了许多富有洞察力和启发性的观点及新的理论视角，使人们了解到改革全景和理论背景。但是，分行业的研究较少见到。最近几年我们对若干行业的转轨过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不同行业在改革启动和推进、改革中增长、绩效和产业组织变化等方面有相似之处，也有显著差异。为什么同时处在转轨过程中，不同行业会有如此不同的行为和绩效？本文总结这项研究的一些主要发现，希望能对理解中国体制转轨的实际过程、转轨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和中国转轨方式的共性与特性有所帮助。①

二、改革起点：竞争性市场结构与分散生产格局



1．潜在的竞争性市场结构

改革之前，中国是否已经存在被认为是渐进改革前提的潜在的竞争性市场结构？本文的行业研究表明，改革前夕，中国的工业结构已经是高度分权化的，的确存在着潜在但强大的竞争力量。只要允许企业和地方政府有利润动机，会很快形成激烈的竞争格局。

改革前夕电视机工业潜在的竞争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地方工业和国防工业。1978年，虽然全国电视机产量只有51万台，但全国电视机生产厂已达63个。一部分是60年代末期以来为形成地区性工业体系而迅速增加的地方电子企业，由于生产能力过剩，部分企业在70年代转向生产收音机、电视机等消费类产品；另一部分企业是军工企业，在军品生产任务减少后转向生产电视机。多个厂家的存在，使电视机行业在快速增长初期就具有了竞争性市场结构。

轻型汽车行业在1979年至少已有13个生产厂家存在，到1980年已达28家。这些企业由三部分组成，少数是中央所属企业，一部分是地方政府所属企业，这些地方汽车制造厂多数由原来的汽车修配厂或农机厂转产形成；再有一部分是原军工系统的企业转产形成的。

电冰箱行业和洗衣机行业在改革前规模很小，但在很短时间内生产规模迅速增长。到1979年，至少已有20多个厂家在生产和试制电冰箱，到1980年，已有40多个厂家分布在23个省市。洗衣机行业在1979年已有30多个厂家在生产或试制，到1980年，生产厂家已增至100家以上，分布在24个省市。企业构成中，轻工系统所属的地方企业约占一半，其余一半主要来自机械、电子、航天、航空、兵器和船舶6个行业，有中央所属企业，也有地方所属企业。

电视机行业和轻型车行业在改革初期及其后10年左右的竞争中，绝大多数专业主机厂都是国有企业，电冰箱和洗衣机行业呈现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在改革初期竞争格局形成的过程中，就有较多非国有企业参与，在电冰箱行业中约占1/4，在洗衣机行业中约占1/2。

2．技术的“公共产品”性质与分散生产格局的合理性

在研究改革起点时我们发现，在讨论中国改革前后的产业组织特点时，需要考虑一个重要因素，即传统体制对技术扩散、经济规模等问题的重要影响。

改革前的中国工业中，政府要求企业之间要具有“社会主义协作”和“先进帮后进”的精神，企业间的无偿技术转移很普遍，输出先进技术的企业有时还会派技术人员去引入新技术的企业，帮助其掌握技术，“扶上马，送一程”。改革之后较长时期内，这种技术扩散方式在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下仍然存在，使“先进技术”这个在市场经济中决定规模经济和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在中国的传统体制中成为“公共产品”，这是改革前和改革初期中国制造业形成分散生产格局的重要原因，同时也使这种分散格局具有了技术经济方面的合理性。 轻型汽车关键技术向多家企业的扩散很具典型性。1966年，北京第二汽车制造厂开始生产BJ130轻型货车，被认为是先进车型。1975年由当时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和北京市共同举办“全国130型汽车经验交流会”，共有47家组装厂、零部件厂家参加，会议要求全国“2吨小型汽车以BJ130为基础，按同一图纸生产”。北京汽车二厂通过无偿提供图纸、技术帮助和零配件规范化，支持了各地该型号车的生产。国内轻型车使用最多的492Q系列发动机，也经历了类似的技术扩散过程。492Q发动机是60年代由现北京内燃机总厂的前身北京农业机械厂在原引进的苏联技术的基础上开发的。当时的主管部门农业机械部要求将这一技术向农业机械系统的其它生产厂家扩散，扩散过程全部是无偿服务，北内提供全部图纸和其它需要的资料，还派出高级工程技术人员驻在某些引进厂，传授从铸造到设备维修整套生产工艺管理过程。 其它行业存在同样的情形。由于最能体现规模经济的关键技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新进入的企业无需支付研究与开发费用，再加上其它因素，许多行业都存在新进入的中小企业与原有大企业相比，在成本上相差无几甚至更低的现象。轻型车行业的案例表明，无论企业新老或是生产规模大小，各个厂家生产的492Q发动机的价格很接近。不仅如此，由于新设立的中小企业没有技术开发费用和债务、人员等历史负担，足以抵销产量较小的不利影响，其单位产品的价格还可能低于老企业，效益高于老企业。根据1985年全国工业普查资料，在载货汽车行业，中央企业、省属企业和市属企业的资金利税率分别为39.63％、51.7％和60.83％。有调研显示，同样生产中型载货车，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单位产量投资为1.2万元/辆，第二汽车制造厂为2.8万元/辆，而年产量只有3000辆的石家庄汽车厂和年产量只有6500辆的凌河汽车厂，单位产量投资仅为0.6万元/辆和0.5万元/辆（鲁志强， 1991，载王慧炯、陈小洪主编）。

总之，改革之前和改革初期，我国制造业生产结构的分散格局，反映出当时的体制特征。在特定的体制背景下，一些在今天看来不合理的做法，在当时却是合理的选择。照搬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西方产业组织理论中的某些教条，评判转轨初期的产业组织结构是不恰当的。



三、所有制结构与增长



改革以来，中国工业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从总体上看，非国有经济的高速增长对整个工业高速增长作出了主要贡献。70年代末期以来，工业总产值中非国有企业所占的份额以每年近3个百分点的速度上升，非国有企业的产出在工业总产值中的份额从1979年的19.0％上升到1996年的71.5％。

顺理推论，在行业研究中应该能够看出，一个行业中非国有经济的成长速度应该与这个行业的增长速度呈现出很强的正相关性，增长速度相对较快的行业，非国有经济的比重也应该相对较高，反之亦然。但是这种推论却得不到相应的数据支持，分行业所有制结构与增长速度并没有表现出强相关性。下面利用1985年和1995年两次工业普查资料，分析各个主要工业行业的增长速度与所有制结构的关系。

表1是1985年到1995年期间主要工业行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的变化。

在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上升的行业，增长速度快于全部工业的平均速度，所占比重下降的行业慢于平均速度。因此，可以将工业行业分为两组，一组增长速度相对较快；另一组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同时，计算两组行业中非国有经济比重，如表2所示。为了有可比性，我们将石油开采、煤炭开采、石油加工等和禁止或限制非国有经济进入的行业如电力、煤气、自来水等垄断性公用事业行业剔除。



表2显示，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我国工业分行业增长速度与这些行业中非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没有呈现出正相关性。相反，增长较快的行业，非国有经济平均所占的比重反而略低于增长较慢的行业。几个具体行业的研究也没有显示出非国有经济对高速增长的主导带动作用。电视机行业、电冰箱行业和轻型汽车行业，改革以来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整个工业平均速度。但是，在他们增长速度最高的80年代，却是靠国有企业作为主导力量带动增长的，国有企业的产出不仅在行业总产出中一直占有2/3以上的比重，而且在各年新增产出中也占2/3以上的比重。直至80年代末期，这些行业中排名前10位的企业，多数是国有企业。



看来，在解释改革以来整个制造业的高速增长时，非国有经济的贡献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在解释不同行业的增长速度差别时，非国有经济的作用不明显。行业增长差异需要用其它因素加以解释。上述事实似乎支持“所有制不相关”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有外部竞争性市场、平等的竞争地位和进行有效监管所需的充分信息，国有企业并不一定是一种低效率的所有制形式（林毅夫等，1997）。

然而，这几个行业中国有企业所有制结构多元化从90年代初期开始加速，原因是随着改革的推进，“国有”这种所有制形式的优势明显减弱，“非国有”的优势明显加强。几个行业的经验都表明，80年代初中期，产品市场供不应求，企业获利机会的大小，取决于生产能力的扩张速度和及时获得短缺要素的能力，此时国有企业具有优势。买方市场形成后，竞争转向适用性、成本、技术创新能力、营销能力等方面，非国有经济的优势开始显现，此时一部分国有企业产生了改变所有制形态的内在要求。



四、体制转轨与产业组织变化



本文所涉及的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轻型汽车、棉纺织5个行业都被认为是重复生产、重复建设和规模不经济问题最突出的行业，受到许多批评。我们先提供一些反映整个工业产业组织变化基本趋势的资料，然后指出分行业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 表3显示，虽然许多观点认为改革以来中国工业出现了企业小型化和规模不经济问题恶化的趋势，但从最一般意义上即大、中、小企业的数量及产出份额考察企业规模结构的变化，却得不出上述结论。相反，自80年代初期以来，大企业在企业总数中的比例和总产出中的份额都在缓慢但持续、稳定地上升；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的数量分别有缓慢但持续、稳定的下降。



除大、中、小企业的规模结构外，考察产业组织结构还经常使用产业集中度（CRn）这个指标。最常使用的有CR4和CR8，即最大的4家企业或最大的8家企业占行业总产出的比重。据国内一些研究者对80年代的资料分析，无论是CR4还是CR8，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末期，多数制造行业都呈现出下降趋势（例如王慧炯、陈小洪，1991；马建堂，1993）。本书的行业研究也得到同样结果。但是，在产业高速扩张时期，产业集中度的下降不能表明产业组织结构的恶化，有可能出现产业集中度下降与前几名企业规模甚至全部企业平均规模扩大并存的现象，而这正是中国制造业改革以来产业组织结构变化的真实情况（见表4轻型汽车行业的情况，表5电冰箱、洗衣机行业的情况）。

表4显示，轻型汽车行业在过去10多年中，虽然产业集中度下降，但前4位企业无论是单个企业的产量、4家企业产量之和还是平均产量，都有成倍增长。1979年前4位产量合计只有29575辆，1994年前4位产量合计已达142328辆。显然，产业集中度的下降是由于总产量增长更快、而不是企业规模趋小造成的。

表5显示，1982年，电冰箱行业前4名企业的生产集中度（CR4）高达74.5％，但这4家企业的产量合计只有7.44万台；在80年代产量最高的1988年，CR4降到29.0％，而前4位企业的产量合计已达220万台。显然，在总量规模急速扩张时，仅以某顶CRn为根据，认为我国制造业存在普遍的产业组织结构恶化趋势是不恰当的，从任何角度看，本文涉及行业的产业组织结构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比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更合理。当产品市场从供不应求转向供过于求、行业总量规模趋于稳定后，产业集中度才可能稳定上升。这正是包括本文几个行业在内的许多制造行业的实际情况。





有关产业组织另一个经常受到批评的问题是非专业化问题，即所谓的“大而全”、“小而全”问题。但是，在我们所研究的行业中，这个问题并不突出。从高速增长初期开始，电视机行业主要总装厂与显像管生产厂、电冰箱行业主要总装厂与压缩机生产厂、洗衣机行业主要总装厂与电机等主要部件生产厂、轻型车行业大部分总装厂与发动机生产厂及齿轮机生产厂都是分开的。其它零部件的外协程度也较高，例如在电冰箱行业和洗衣机行业，在80年代初中期，外协件占产值的比重就达到约2/3。最近几年，由于竞争加剧，一些大企业出现了向相关产品延伸、组建“大而全”企业集团的趋势，但大多数集团内部生产厂之间的分工更加专业化。 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从总体上看，过去20年，我国制造业没有明显表现出企业规模趋小、规模不经济加重、产业组织趋于恶化的问题。实际情况是，在转轨过程中，大、中、小型企业基本上并行发展，各个行业产量排名前几位企业的规模明显扩大，竞争力明显增强，虽然其扩张速度没有跟上行业总规模的超常规高速扩张，使产业集中度下降，但这不能看作是产业组织结构的恶化。买方市场形成后，产业集中度开始稳定上升，而且排头兵大企业都是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优秀企业，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较高的产业集中度才有意义。

五、局部改革的衔接与渐进改革的可行性



本文研究的几个行业，都是从产品市场开始转轨进程的，并且很快形成竞争性的产品市场结构。此后，转轨向其它方面的推进顺序和速度并不相同，这种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行业的发展状况。我们以产品市场放开后主要投入品市场的转轨情况为例，讨论这种差异的影响。

从本文研究的几个行业看，当产品市场放开竞争而主要投入品市场仍实行计划管制时，对企业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产品质量好、市场需求量大的企业，由于受到投入品配额的限制，扩大生产受影响；第二，产品质量差、效益差的企业，可以通过暗中有偿转让投入品实物或指标，维持生存，而以有偿方式得到投入品的企业，由于成本增加，竞争优势被减弱；第三，由于企业现有生产能力是计划分配投入品的主要基数，为了得到更多的计划内投入品，一些原本准备关闭的企业或生产线被保留下来。这些都阻碍产品市场的竞争正常发挥作用。 在本文所涉及的行业中，洗衣机行业是投入品市场转轨过程推进较为顺利的行业。洗衣机行业没有由政府计划分配的重要零部件，因此投入品市场几乎与产品市场同时开始转轨过程，两个市场都很快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构。有竞争力的企业要扩大生产规模，不会受到投入品配额的限制。到1985年，排名前4位企业的平均产量已达46万台，到1988年，前4名企业的平均产量已达62万台，到1990年，已出现产量超过110万台的企业。 同为家电行业的电冰箱行业，产品市场的竞争与洗衣机同时起步，进入的企业数量和竞争的激烈程度相差无几，但主要投入品的市场化过程进展缓慢。在80年代，压缩机供不应求，无论是进口还是国产压缩机，政府都实行配额管理，使产品市场竞争本应产生的优胜劣汰的作用大打折扣。排名前4位企业的平均产量到1985年只有14万台，1988年为55万台。1989年后，压缩机由于供过于求，取消了计划分配，此后电冰箱行业的生产集中过程加快，到1995年，出现了产量超过100万台的企业。电视机行业的情况与电冰箱类似，在整个80年代，对显像管实行配额管理，90年代初期取消显像管计划分配后，生产集中过程明显加快。

棉纺织行业是产品市场和主要投入品市场改革不衔接的典型行业。棉纺织品市场是改革后最早进入竞争状态的市场之一，然而主要投入品棉花市场在80年代中期短期放开后，又很快重新受到严格管制直至现在，使棉纺织行业长期处于产品市场放开、主要投入品市场受管制并存的扭曲状况之中，使有竞争力的企业扩大生产能力受到限制。由于棉价不放开，产棉区为了不损失由于棉花调拨价格低于市场价格的利益而大力发展纺织行业，还导致了所谓的重复建设问题。这种状况在许多资源产品价格不放开时都出现过。

劳动力市场转轨滞后所产生的问题更为普遍，改革后很长时期内，国有企业几乎没有解雇员工的权力，对企业来说，保证就业的约束比保证资金收益的约束更“硬”，使本来作为可变成本的工资几乎具有了固定成本的性质。在这种状况下，如果竞争激烈价格下降，企业的理性选择是宁可减少利润也不减少生产，使生产能力易于扩张而难以收缩，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和效益下降。

上述分析表明，渐进式改革从某个局部开始后，向其它方面的推进和衔接是否顺利与及时，会明显影响渐进改革效果和整个行业的发展状况。如果不同方面的转轨过程不能顺利衔接，必然形成有竞争、无淘汰，强激励、软约束的结果，导致改革效果的扭曲和行业状况的恶化。



六、几点启示及结论



本项行业研究能为中国渐进改革提供哪些新的解释，或为已有的解释提供哪些新的证据呢？主要有以下几点。

1．非国有经济的大量进入并不是改革启动和保持增长的必要条件。国有经济对改革的启动、推动和改革过程中的高速增长作出过重要贡献，用“计划外改革”、“增量改革”、“非国有经济的参与和推动”等来概括中国渐进式改革与高速增长的初始条件不够全面。 2．只要顺从体制内在逻辑的要求，改革是可以渐进的。启动改革的初始条件并不多，国有企业的利润动机和放松进入管制是启动改革和高速增长的起点，其后只要顺从市场力量的引导，全局性、实质性的变化就会发生。但是，渐进过程需要连续，不能在某个阶段停留过长，更不能绕过某个重要的环节。否则，新老体制长期交织并存，两种机制都发生严重扭曲，必然要付出增长和效率方面的代价。 3．转轨渐进到产权领域的必然性。随着改革向更多方面的推进，所有制结构改革和形成竞争性产权市场成为渐进转轨过程合乎逻辑的内在要求。因此，应当允许多种所有制形态和竞争性产权市场的存在，使那些适应于特定企业内部与外部环境、具备竞争力的所有制形态能够被挑选出来，并能够顺利淘汰那些适应性差、不具备竞争力的所有制形态。 4．改革启动和推进过程中，“双轨制”的作用不明显。除棉纺织行业外，其余行业的转轨过程中，双轨制（指部分企业、产出和价格遵守计划规则，另一部分在市场规则下运转）的作用并不明显。在转向买方市场之前，几乎所有的企业都由政府确定产量计划，产品统一定价，在形成买方市场后，计划很快就失去约束力，转向由市场调节。在这个过程中，几乎察觉不到双轨价格体系的存在。看来，许多学者用以描述渐进改革基本特征的双轨制，在这几个行业转轨过程中的作用并不突出。

5．渐进转轨方式具有普遍意义。本文的研究支持渐进改革具有普遍意义这种观点。第一，在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时，渐进改革可以进展到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因此，对其它转轨国家来说，改革前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所有制结构，不会成为与渐进式改革不相容的初始条件。第二，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垄断性生产结构是一种低效率的垄断结构，这种垄断结构在进入限制放松后不易保持。因此，其它转轨国家改革前的垄断性生产结构也不会成为与渐进改革不相容的初始条件。总之，在转轨国家中，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有独特性，但它们并不是渐进式改革的必要条件。 6．两种转轨方式的同质与差异。具体的案例研究表明，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的区别只是相对的。笔者曾经提出，转轨程度的判断有3个标准，即规则标准、行为标准和绩效标准（江小涓，1999）。实践表明，只有规则标准――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计划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可以突然改变也可以渐进改变，而用其它两种标准衡量，两种转轨方式的区别就变得模糊不清。例如，行为变化既需要与新规则相匹配的法律、人才、社会保障制度、行政能力等等，需要重建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与社会价值标准，还需要行为主体对变化了的环境的适应，而这些都需要时间，不可能突然改变。例如，中国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革与前苏联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在规则方面很不相同，但在行为方面却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在财政补贴“硬化”时，两国企业分别发展出相同的“软化约束”的方法：拖欠银行债务和企业间相互拖欠。① 7．两种转轨方式的优劣。从对增长的促进作用看，到目前为止，的确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效果更好。然而改革是长期的，对增长的影响更长期。进入90年代后半期以来，东欧、中亚各转轨国家的经济状况普遍好转，作为激进式改革“试点”的波兰，1997年经济增长率已经达到6.7％。而1997年以来中国出现经济增长乏力的迹象。因此，对渐进式改革经验的总结，对两种改革方式优劣的评判，都还需要更长时间的实践检验和能容纳主要事实、合乎逻辑的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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