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揭示出制度变迁共同动因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汇率制度变迁独特的主导影响因素和直接动力因素；继而借鉴制度变迁划分理论，笔者引入了“汇率制度创新均衡价格”概念对汇率制度变迁做出理论上分类；最后，根据汇率制度变迁理论，深入地阐明了入世后人民币汇率制度现阶段应重归真正的管理浮动汇率制，未来可考虑建立“一国两制”下“中元”共同货币区。
关键词：汇率制度、汇率制度变迁、汇率制度创新均衡价格、中元共同货币区
一、引    言
随着中国正式加入WTO，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又成为经济界关注的热点，眼下存在着三种主要观点：①张五常(2001)认为，人民币汇率应该可以自由浮动，因为就算你不让它自由浮动，但在黑市里它也是可以自由浮动的。当然政府可以通过禁止黑市来限制它的浮动。当人民币汇率跌的时候，你可以用外汇管制来帮它。②郭建泉(2001)认为，目前人民币汇率改革最现实的安排是尽快实现由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向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转变。③胡祖六(2000)认为，人民币应该有序地退出当前锚住美元的钉住汇率制，转向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即重归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思考一下，第一种观点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它可能既导致市场效率损失又造成汇率不稳定；第二种观点是逆汇率制度变迁趋势而行，因为在中国正式加入WTO后，按照规则中国必须逐步放开金融市场包括资本市场，这样，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nity)理论，中国要想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就必须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因此，相比而言，笔者更倾向于第三种观点，但遗憾的是金融专家胡祖六并没有给出充分的理论论证。由此，入世后人民币汇率制度究竟如何选择？笔者拟根据汇率制度变迁理论对此做出研究。
二、汇率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
（一）制度变迁及汇率制度变迁的共同动因
汇率制度变迁作为制度变迁的一种，尽管有其独特性，但是汇率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仍然具有制度变迁的共性，因而在研究汇率制度变迁之前，我们需要探究一下制度变迁的共同动因。根据现有的理论文献可以将制度变迁的动因概括为五类。
第一、经济增长推动论。这种假说认为，制度变迁是由于经济增长所造成的，经济增长是推动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舒尔茨和拉坦持这种观点。舒尔茨(Schultz,1968)在《制度与人的经济价值的不断提高》一文中，认为广义的制度是指管束人们的一种行为规则，限制到经济学领域内，制度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服务的供给者，是经济领域里的一个内生变量，因对经济增长动态的反应而发生制度变迁。尽管如此，舒尔茨也承认并非所有的制度变迁都可以这样来分析，如一些不依赖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就不能。拉坦(Ruttan, 1978)也认为，“制度变迁不仅会影响资源的使用，而且它本身也是一种资源使用性的活动。制度变迁可能是由对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所引致的” 。
第二、利益格局变化论。这种假说认为，制度是经济主体或行动团体之间的一种利益安排，制度变迁是指由于制度环境的变化导致经济主体或行动团体之间利益格局发生变化，通过相互博弈所达成的新的制度安排。戴维斯与诺斯(Davis and North,1979)持这种观点，他们在《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一文中，认为在现有的制度结构下，由于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等制度环境发生变化，导致经济主体或行动团体之间利益格局或收入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行动团体）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 ，即利益格局变化导致制度变迁。
第三、技术变迁决定论。这种假说将技术视作为推动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动态原因，主张技术变迁决定制度变迁。持这种观点的有马克思(Marx)及其后的马克思主义者、老制度主义者凡勃伦(Veblen)及其追随者。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生产方式的变化（即技术变迁）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即制度变迁），尽管后者在一定条件下对前者具有一定程度的反作用，但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相信前者是提供社会制度变迁的更为基本的动态力量。老制度主义者凡勃伦(Veblen)及其追随者阿里斯(Ayres)提出了老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个主要纲领，“该纲领集中考察了新技术对制度安排的影响，考察了既定社会惯例和既得利益者阻碍这种变迁的方式” 。因此，他们也认为，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动态因素，技术变迁导致制度变迁。
第四、制度变迁自我循环累积论。这种假说认为，制度变迁本身是经济发展的动态原因，具有自我循环累积机制，也就是主张制度决定论而否定技术决定论。诺思与托马斯(North and Thomas,1973)持这种观点，他们反复强调了制度变迁比技术变迁更为优先且更为根本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荷兰和英国在1500-1700年间发展比法国和西班牙更快的原因，就在于当时荷兰和英国进行了有效的所有权制度变迁，而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专制君主国家在被卷入的争夺政治统治的斗争中不能创建一套提高经济效率的所有权制度，它们的经济结果陷入了停顿” 。
第五、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互动论。这种假说认为，制度变迁是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的一个互动过程，不应该把两者割裂开来、只强调其中一极，而应该把两者统一起来看作为一个互动的过程。拉坦(Ruttan,1978)持这种观点，拉坦认为，“导致技术变迁的新知识的产生是制度发展过程的结果，技术变迁反过来又代表了一个对制度变迁需求的有力来源” 。拉坦主张，“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相互依赖性很高，必须在一个持续的相互作用的逻辑中来进行分析” 。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制度变迁的共同动力因素主要有：经济增长、利益格局变化、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本身。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作为制度变迁的一种，汇率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也应该包括这些共性因素：经济增长、利益格局变化、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本身。
从经济增长来看，在国际金本位制度下，由于平稳的汇价机制推动了国际间经济贸易得以快速地增长，结果，快速的经济增长与有限的贵金属货币供给量产生了矛盾，致使货币制度由金属货币制度内在地向信用货币制度转变，汇率制度也随之内生地发生变迁。以当时最主要的国家英美法为例，信用货币的比重从1885年的66%上升到1913年的87%  。信用货币比重的大幅增加，使得原有的金属货币自动调节机制逐渐弱化，国际金本位制度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革。正如特里芬指出：“总的来看，19实际更确切地说应是信用货币本位制度的出现和增长的世纪，同时也是金本位制和银本位制安乐死的世纪，而不应说是金本位的世纪” 。这其中就暗含着，由于快速的经济增长与有限的贵金属货币供给量之间的矛盾，即使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货币制度和汇率制度也会内生地发生制度变迁。
从国际利益格局变化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资本债权下降了大约40亿美元；法国也损失了40亿美元以上的投资；德国则几乎损失了其全部海外投资。二战后，欧洲和日本更是一片废墟，工业生产和出口贸易陷于瘫痪。而与此相反，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却一跃成为最大的国际债权国。这样，战争摧毁了英国的国际金融霸主地位，英镑已不再是人们唯一乐于接受的货币，美元已强烈地威胁并直接替代英镑，充当起新的国际货币的职能。这样，国际利益格局的根本性变化，内在地需求国际货币制度和汇率制度发生变革，由此，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黄金本位制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便孕育而生。
从制度变迁本身来看，20世纪60、70年代的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运动直接导致各国外汇管理制度发生变革，进而引致汇率制度变迁。据资料显示，到1994年，西方主要工业国基本上实现了资本账户的开放；并且，从1991到1993年，部分拉美和亚洲国家相继实现了货币可自由兑换，还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步地放松外汇管制。而外汇管理制度变革必然会引致汇率制度变迁。从实践来看，70年代中期以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直在改变其汇率制度，从钉住单一货币转向钉住一篮子货币，或是采用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据统计，钉住单一货币的发展中国家所占的比例从1976年的62.6%下降到1994年的29.0%，而选择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国家所占的比例却从1976的23.4%上升到1989年的28.2%。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钉住一篮子货币的国家比例却又明显地减少，从1989年的28.2%下降到1994年的17.4%。相反，发展中国家却愈来愈倾向于选择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采用的国家比例从1989年的33.6%增加到1994年的53.5%  。
（二）汇率制度变迁独特的主导影响因素和直接动力因素
当然，除共性因素之外，汇率制度变迁还有其独特的主导影响因素和直接动力因素。经济学家Poirson(2001)以1990-1998年间93个国家为样本，选取了16个影响变量作为检测标准。其研究结果表明，汇率制度变迁的主导影响因素有：通货膨胀率、外汇储备水平、生产和产品多样化、贸易开放度、贸易冲击脆弱性、政治不稳定、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地理集中度、GDP增长率、失业率或通胀诱因、资本流动、外币储蓄/M2或美元化以及外币定值债务等。相比而言，在这16个影响变量中传统的最佳货币区衡量标准，诸如贸易开放度、贸易地理集中度、经济发展水平或户均GDP似乎没有显着的作用(Poirson,2001, 第4页 )。
在汇率制度变迁的主导影响因素中，通货膨胀率、贸易冲击脆弱性和资本流动造成的货币危机是推动汇率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力因素。以新兴市场经济墨西哥和泰国为例。1987年12月墨西哥在经历了数年高通货膨胀之苦后，将比索钉住美元。其后，从1989年1月始墨西哥由固定汇率变为预先宣布的爬行钉住，1991年末又引入了汇率带，允许货币缓慢贬值。这一系列汇率制度变迁的主要目的都旨在通过货币钉住来确立低通胀信誉。但是，事实上墨西哥并没有因此而确立了低通胀信誉。同时，外贸出口十分脆弱。1993年墨西哥经常账户赤字已占其GDP的7%，1994年为8%。这样，1994年12月在墨西哥新政府宣布比索贬值15%之后，市场信心骤然丧失，投资者恐慌，资本市场发生逆转，比索急剧贬值，货币危机很快恶化。结果，墨政府不得不放弃钉住汇率制而转向浮动汇率制(Obstfeld and Rogoff,1995)。
同样，泰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为了吸引外资，1990年5月泰国宣布了第一轮外汇自由化改革方案，接受IMF第Ⅷ条条款，消除对经常账户下支付的所有限制。1991年5月泰国又进行了外汇自由化第二轮改革，实行资本账户自由化，对非居民在资本、货币市场从事的证券、信贷交易和直接投资以及商业银行交易全面放开，实现自由化；基本取消对资本流出的管制  。结果，1994年以后，泰国经济出现了过热迹象，通胀率高增不下、经常账户赤字显着扩大，尽管政府当局实行了紧缩的财政政策，但是由于泰铢与升值的美元固定钉住而使泰国出口竞争力丧失。虽然巨额的经常账户赤字为强大的资本流入所融资，但是由于将近60%的资本流入是短期资本，致使泰国经济对资本市场风向的逆转十分脆弱。结果，1997年7月2日，当局在损失了巨额外汇储备情况下不得不放弃了自1984年11月以来实行的泰铢钉住美元为主的货币篮子制度，转向管理浮动汇率制。
三、汇率制度变迁的分类
林毅夫(1990)用“需求――供给”这一经典的理论构架把制度变迁划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林毅夫认为，在技术条件给定的前提下，交易费用是社会竞争性制度安排选择的核心，用最少费用提供给定量服务的制度安排将是合乎理想的制度安排。从某种现行制度安排转变到另一种不同制度安排的过程，是一种费用昂贵的过程；除非转变到新制度安排的个人净收益超过制度变迁的费用，否则就不会发生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由于靠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存在着较高昂的交易费用，且存在着“搭便车”问题，导致提供的新制度安排的供给大大少于最佳供给，因此，就需要政府采取行动来弥补制度供给不足，从而产生强制性制度变迁。受到林毅夫教授关于制度变迁划分理论的启发，笔者引入“汇率制度创新均衡价格”概念尝试将汇率制度变迁划分为三类，即需求诱致性汇率制度变迁、准需求诱致性汇率制度变迁和供给强制性汇率制度变迁。
“汇率制度创新均衡价格”( E )是指汇率制度供给者供给制度预期获得的最低收益与汇率制度需求者需求制度愿意支付的最高成本相等时的价格。并且，把汇率制度变迁可能引发的成本( C )区分出货币主权缺损的成本(C1)和经济利益受损的成本(C2)，显然有C = C1+C2 。其中，货币主权主要包括货币发行权、决定本国货币制度和货币关系的权力，制定和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等权力。经济利益受损的成本主要指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由于汇率制度变迁而可能引致的成本。这样，可以分为四种情况：
（1）当货币主权缺损的成本大于汇率制度创新均衡价格时，即C1 >E时，发生的汇率制度变迁称之为供给强制性汇率制度变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弱势汇率制度需求者发现汇率制度变迁导致本国货币主权缺损的成本过高，因而不愿意进行汇率制度变迁，更不愿自我冒险率先进行汇率制度创新，所以，这种情况下弱势方发生的汇率制度变迁必然是由外力强行供给的。例如，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由美英两国确立的美元――黄金本位制就强行规定IMF所有其它成员国的货币都必需同美元挂钩，规定与美元的固定比价；各成员国政府承诺其各自货币同美元自由兑换，并将汇率的波动幅度限制在平价的±1%以内；成员国汇率的变动要接受IMF的统一安排和监督，只有当成员国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才可以调整与美元的固定平价，但是当调幅超过10%时，必须在获得IMF批准后才能调整汇率。因此，对于美英两国之外的弱势IMF成员国来说，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显然是一种外生供给强制性汇率制度变迁。
（2）当货币主权缺损的成本小于汇率制度创新均衡价格，且大于零时，即E >C1>0时，发生的汇率制度变迁称之为准需求诱致性汇率制度变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强势汇率制度需求者发现汇率制度变迁导致货币主权缺损的成本在其愿意支付的范围内，因而会积极寻求国际间货币合作以求得汇率制度创新，甚至愿意自我冒险率先进行汇率制度创新。而且，当弱势汇率制度需求者发现其参与汇率制度创新的预期收益超过维持现状时，也会半推半就进行汇率制度变迁。虽然从表面上看，似乎仍然是强势汇率制度需求者在操纵汇率制度创新，形成汇率制度供给，但实质上是逐渐得到弱势汇率制度需求者配合的，因而把这种半自愿、半外在推动的汇率制度创新称之为准需求诱致性汇率制度变迁。例如，欧洲汇率机制变迁就是由最初6个强势汇率制度需求者组成“蛇行于洞”( the snake in the tunnel )浮动汇率体系，并逐渐得到其它弱势汇率制度需求者的参与而扩展开来的。欧洲货币联盟不可逆转的固定汇率制度的形成就是一种准需求诱致性汇率制度变迁。
不过，在这里需要补充指出的是，由于政府是汇率制度变迁的直接决定者，因而汇率制度变迁与否与政府统治集团对货币主权的重视程度直接相关。在（1）和（2）两种情况下是假定政府统治集团十分重视货币主权，因而货币主权缺损的成本(C1)占据主导地位，而忽略经济利益受损的成本(C2)。但是，如果政府统治集团不十分重视货币主权，而更重视的是汇率制度变迁能否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利益受损的成本(C2)占据主导地位，而忽略货币主权缺损的成本(C1)。假定不考虑货币主权缺损的成本，则有：
（3）当经济利益受损的成本小于汇率制度创新均衡价格时，即C2 < E时，发生的汇率制度变迁称之为需求诱致性汇率制度变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强势汇率制度需求者不再需要考虑货币主权缺损的成本，经济利益受损的成本已成为衡量是否进行汇率制度变迁的核心标准。这样，当经济利益受损的成本小于汇率制度创新均衡价格时，即在汇率制度需求者愿意支付的范围内，则就会发生需求诱致性汇率制度变迁。如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越南战争造成的巨额财政赤字使得美国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同时，美国国内经济衰退又造成了国际收支持续恶化，经常账户出现巨额逆差。由此，美元信誉出现严重危机。1968年3月至1973年3月，美元接连发生三次大规模黄金挤兑危机，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陷于崩溃。事实上，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国停止履行美元可兑换黄金的义务，美元公开与黄金正式脱钩，标志着以美元――黄金为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大支柱之一被破坏。1973年3月19日，在美元接连不断出现危机和贬值的压力下，6个欧共体成员国对美元实行联合浮动，标志着以美元为中心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彻底崩溃。显然，这种汇率制度变迁属于典型的需求诱致性汇率制度变迁。
（4）当经济利益受损的成本大于汇率制度创新均衡价格时，即C2 > E时，发生的汇率制度变迁也称之为供给强制性汇率制度变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利益受损的成本是衡量是否进行汇率制度变迁的核心标准。这样，当经济利益受损的成本大于汇率制度创新均衡价格时，即超过了汇率制度需求者愿意支付的成本，则弱势汇率制度需求者就不愿意自我进行汇率制度变迁，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靠外力来推动其进行汇率制度变迁，笔者称之为外部供给强制性汇率制度变迁。如1997年东亚货币危机后，泰国特别是韩国为了得到IMF的金融援救，虽然很不愿意按照IMF的那一套金融援救计划进行本国金融体制和汇率制度变革，但是在货币危机强大压力下也只好接受IMF方案，进行金融管理制度包括汇率制度变迁。
四、汇率制度变迁理论对入世后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启示
首先，汇率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包括制度变迁的共性因素：经济增长、利益格局变化、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本身。据此，从经济增长来看，1995-2000年中国GDP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率都在7%以上（见表1）： 
                         表1：1995-2000年中国GDP增长率                   单位：%
类       别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
GDP增长率10.59.68.87.87.18.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M].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国内经济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阶段非国有经济已占到GDP的2/3强。这些非国有企业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很高，从而决定它们迫切要求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由此，它们内在地需求人民币汇率由钉住汇率转向管理浮动汇率，以反映外汇市场资金供求的真实价格。
此外，从制度变迁本身来看，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贯穿于整个中央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外汇管理制度，对应的汇率制度为固定钉住制。改革开放后，我国外汇管理制度改为强制性外汇计划，对外汇实行留成制度，对应的汇率制度为双重汇率制度。其中，1979-1985年为官方汇率与贸易内部结算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1985-1993年为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1994年我国对外汇管理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取消强制性外汇计划，允许外汇使用者凭有效进口单据从指定银行购买外汇；取消外汇留成制度，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允许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有条件可兑换。与此相对应地，我国实现了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并轨后的人民币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因此，从制度变迁的共同动力因素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需要退出钉住汇率制，重归管理浮动汇率制。
其次，根据汇率制度变迁独特的主导影响因素和直接动力因素，我们可以推论出入世后人民币汇率制度也应由钉住汇率制重归管理浮动汇率制。而且，这种汇率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性汇率制度变迁。在前文中我们曾概括出，汇率制度变迁的主导影响因素有：通货膨胀率、外汇储备水平、生产和产品多样化、贸易开放度、贸易冲击脆弱性、政治不稳定、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地理集中度、GDP增长率、失业率或通胀诱因、资本流动、外币储蓄/M2或美元化以及外币定值债务等。其中，通货膨胀率、贸易冲击脆弱性和资本流动造成的货币危机是推动汇率制度变迁的直接动力因素。在这里，笔者接受Poirson(2001)观点：贸易开放度、贸易地理集中度、经济发展水平或户均GDP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没有显着的作用。而且，我国不存在美元化现象和政治不稳定。因此，根据剩下的影响指标可以得出：中国合意的汇率制度应该在HB, CP, CB, MF或IF中选择  ，而实际上1995-1999年人民币汇率逐年变动幅度非常小(见表2)，表现为IMF传统的固定钉住制，具体为钉住单一货币美元（史晋川、沈国兵,2001）。可见，1995-1999年间，中国实际实行的汇率制度与其合意的汇率制度完全不符。
表2：1995-1999年人民币汇率及其逐年变动幅度
类      别19951996199719981999
人民币汇率8.358.318.298.288.28
逐年变动幅度(%)―-0.5-0.24-0.120
注：人民币汇率为年末中间价，单位为1美元合本币数；Source: 88stats.gov88/sjjw/ndsj/gjnj/0936.htm
尽管中国实际实行的汇率制度与其合意的汇率制度完全不符，但是由于中国实行了严格的资本管制，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因而阻止了资本流出，隔离了外来游资对汇率制度的冲击，从而幸运地规避了货币危机和汇率制度崩溃。但是，在我国正式加入WTO后，按照中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开放时间一览表：① 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后，取消外资银行办理外汇业务的地域和客户限制，外资银行可以对中资企业和中国居民开办外汇业务；② 银行及证券2003年开放银行间人民币往来；③ 2004-2005年，A、B股合并，允许外资参股中资银行、基金管理，并开放人民币汇率政策；④ 逐步取消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和客户对象限制，入世后5年内，允许外资银行对所有中国客户办理人民币业务，允许外资银行设立同城营业网点，审批条件与中资银行相同，到2006年，外资银行获准全面进入中国市场。因此，可以预测，在未来的4-5年内，不管愿意与否，人民币利率和汇率都将实现市场化，我国外汇管理制度将完成由准外汇管理向宏观间接外汇管理转变，并逐步实现资本账户下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中国要想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就必须放弃实际实行的汇率制度（单一货币钉住），而转向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显然，这是一种需求诱致性汇率制度变迁。惬意的是，既然中国官方宣布的汇率制度――管理浮动与其合意的汇率制度已经相符，所以，入世后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无非是货币当局在实际中重归真正的管理浮动汇率制。
最后，从长远来看，我国可考虑未来建立“一国两制”下“中元”共同货币区。而且，这一预期是有很强现实背景的。2001年11月13日，随着中国大陆和台湾加入WTO，按照WTO规则，两岸都必须在限期内逐步开放各类市场包括金融市场。并且，根据WTO非歧视性和贸易便利化原则，台湾当局有义务开放两岸、实现直接三通，取消对两岸经贸交流一切不合理的限制。这样，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随着大陆和台湾正式加入WTO，而且香港和澳门早已是高度开放的小型经济区，因此，可以预测，不久的将来，大陆和港澳台经济金融一体化必将取得长足的发展。事实上，11月28日据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在第14届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上透露，入世后中国政府已着手考虑在内地、香港与澳门之间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在世界贸易组织有关条例和框架之下进一步促进中国内地、香港与澳门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从而形成比一般世贸组织成员之间更加紧密的贸易互惠关系，体现出内地与港澳之间一个国家几个关税区的特殊关系和客观现实。而且，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如果台湾当局实现直接三通，作为单独关税区加入后，一个融合大陆和港澳台经济金融一体化的自由贸易区便正式形成。实践中，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必然导致市场一体化，而市场一体化内在地需求金融、货币一体化。因此，出于节约外汇交易成本和规避汇率风险，必将推进自由贸易区内经济金融高度一体化。这样，“一国两制”下大陆和港澳台自由贸易区在不久的将来建立一个“中元”共同货币区应比当初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欧元区更加必要和可行。当然，要真正建立一个完整的“中元”共同货币区，还有赖于台湾当局接受“一国两制”政治框架，实现直接三通；而且，人民币必须要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在这些前提下，随着自由贸易区内经济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的发展，可逐步实现人民币、港币、澳元和新台币四种货币由汇率稳定到汇率固定，并适时创造出共同货币“中元”，然后按照拟定的期限逐步完成货币统一的任务。因此，未来建立“一国两制”下“中元”共同货币区既是符合国际汇率制度变迁的趋势，也是推进自由贸易区发展的必然结果。
五、理 论 小 结
本文首先在揭示出制度变迁及汇率制度变迁共同动因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汇率制度变迁独特的主导影响因素和直接动力因素；其次，通过借鉴制度变迁划分理论，笔者引入了“汇率制度创新均衡价格”概念对汇率制度变迁做出理论上分类；最后，根据汇率制度变迁理论，深入地阐明了入世后人民币汇率制度现阶段应重归真正的管理浮动汇率制，未来可考虑建立“一国两制”下“中元”共同货币区。








参考文献：

[1] 郭建泉. 汇率制度的演变趋势和我国的选择[J]. 管理世界，2001，(3): 125
[2] 胡祖六. 人民币：重归有管理的浮动[J]. 国际经济评论，2000，(3-4): 8
[3] 科斯等著.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274-395.
[4] 林毅夫(1990). 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A].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 科斯等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394-395.
[5] 史晋川、沈国兵. 论制度变迁理论与制度变迁方式划分标准[J]. 经济学家，2002，(1)：41-46.
[6] 史晋川、沈国兵. 汇率制度的选择：一个多变量标准及其实证应用[R]. 2001年中国经济学年会入选论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2001. 1-10.
[7] 张五常. 人民币汇率为什么要浮动[N]. 经济学消息报，2001-01-12 (4)
[8] Obstfeld, M. and Rogoff, K. The Mirage of Fixed Exchange Rates[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 9(4): 81-85.
[9] Poirson, H. How do Countries Choose Their Exchange Rate Regime[R]. IMF Working Paper No.46, April 2001, PP.1-30



On the Choice of RMB’s Exchange Rate Regime after WTO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Exchange Rate Regime Transition

Abstract: Based on revealing the common motive power factors of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the paper sheds light on the special mai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 direct motive power factors of exchange rate regime transition. Then, referring to the classified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I introduce the equilibrium price of exchange rate regime innovation into and make a theoretical classification of exchange rate regime transition.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exchange rate regime transition, the paper further expounds that RMB’s exchange rate regime after WTO should return to truly managed float regime at present and consider establishing China Yuan common currency areas unde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exchange rate regime, exchange rate regime transition, equilibrium price of exchange rate regime innovation, China Yuan common currency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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