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巢湖市柘皋中学　唐金龙　［238062］

    语文老师中流行这么一句口头禅：上辈子杀了人，这辈子教语文。牢骚中透出的是不满和无奈。简直不敢相信，连教师对语文学科都不喜欢了，还能教好学生吗？

    好在现在的学生也没有多少是指望自己的成绩要依靠老师来教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调查，结果都是“学生不喜欢语文”，甚至可以说“很不喜欢”。这里面就有一个滑稽的事情，在各学科当中，语文界的“大师”是最多的，各种各样的什么“模式”、“结构”、“方案”是远比其他学科要多得多，那为什么语文教学还是受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问责？“误尽苍生”的责问令我们语文教师心里没了底气。

    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语文教学所选用的教材是“瓶颈”。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教材的尴尬导致了语文教学的尴尬。

    语文学科的单独设立，始于１９０４年清政府《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的颁布，至今已有百年之久。百年来，就不断有教材带给我们的尴尬，尤其是关于教材中“文”与“道”的统一问题。

    “文”即语言文字形式，“道”即语言思想内容。中国传统语文教育，夹于哲经文史的教育之中，讲究的是“义理、考据和辞章”，因而它的的确确是一贯的“文”“道”统一（只是对“道”的蕴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赋予而已）。但是语文学科自独立设科以来，至今“文”“道”都很难统一好，作为语文教学的两条腿总是走得一瘸一拐。

    清末新式学堂实行分科以后，“道”设“修身”和“读经”两科目，“文”设“中国文字”和“中国文学”两科目，这便拉开了文道分离的序幕。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语文教材的选编也就在“文”和“道”中摇摆，这也就给语文教学带来了“致命伤”。

    语文教育的目的一是给学生真善美的熏陶和教育，二是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三是让学生掌握语文能力和知识。长期以来，我们把语文教育局限于工具性的一面。新出台的《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由于受多方面的影响，在目前的语文教学中，纯技术性、操作性的训练仍很盛行，忽视了语文课在陶冶情操、激发灵感方面的作用，失去了语文课独特的魅力。新教材有意淡化技术操作层面的训练，改变了某些纯工具性的做法，着眼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从教材编写的指导思想、确定的目的任务，到课文的选取、内容的编排，都注重教会学生熟练掌握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这个交际工具。同时，还要发挥语文课在育人上的功能，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对文学语言敏锐的感知力，激发对未知领域积极探索的精神，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提高人文素质，发展健康个性，形成健全人格。

    有人说语文教材要做到“文”和“道”的统一是非常困难的。其实，教材中的所谓“文”和“道”也不一定象水里的氢和氧那样，只要它能给学生提供一个平台，让学生能够在对文本的阅读中，在增长知识的同时还能有一个陶冶情操的机会就行了。

    一位曾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学者讲了她自己孩子的一个故事，希望这个故事能给那些制定中国语文教学课程标准的人参考。她的孩子在美国上的中学没有与中国语文课相似的英语语文课程。孩子来到美国一两个月后，收到了学校发的选修下学期课程通知。她仔细阅读，发现他们学校没有英文课，没有专门学习英文的课程，这怎么成？她大吃一惊。美国的孩子怎么学英文？她立刻匆匆地跑到学校，问是不是她理解错了。
    学生指导对她的问题，也吃惊得不亚于她。“什么？你的问题是什么意思？美国的中学生天天都学英文呀。”学生指导不解地问：“你们中国的中小学生学习中文，是每个学期读一本特地为不同年龄的孩子编的本？”“对呀！”她高兴地大喘了一口气。

    “可是，为什么只是在一门课上学习语言和写作？学生们在其他课上不学吗？他们在历史课上不学怎样写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呢？在世界文化课上不学怎样理解和分析其他国家的文化呢？不学怎样描写生活经验和观察吗？”她被学生指导的问题也问愣了，想了想自己的经验。语文课本学一个学期，地理课是背事实，历史课是背史实，这些课都用不着写长篇大论，连短篇议论文也没有。她摇摇头——中国只有语文课才学写作。

    “这里所有课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英文课。”老师给她解释，“艺术史课要看很多画，雕塑，要读艺术史，学生除了要学很多艺术史上的词汇外，还要学习用文字描写一幅画，这样就提高了英文水平。阅读课要读小说、传记、诗歌和戏剧，他们就学了新的词汇，熟悉不同的文学样式，掌握了怎么写这些东西的评论。当然，这是在中学阶段很初级的学习。随着他们所学课程的增加，他们在高中时会有专门的‘学院写作’一课，训练他们将来上大学的写作。你的孩子刚来美国，别担心，他将来的英文一点都不会有问题。”

    她孩子选的阅读课，在孩子才来美国几个月的情况下，一个学期下来，居然勉强地读了六七本风格不同的英文小说。她不知他是否理解那些小说。期末的考试是每个人做一张报纸。报纸的名字是“读书报”。每个学生要自己设计报纸，自己写报纸的内容，介绍你这个学期读的书，写书评，写书简介，写作家简介和某个作家的书的出版消息，还要登一篇与某个作者的访谈录。当然他们不可能进行真正的访谈，所以必须查这些人的资料，读这些作者的访谈录，从中挑出原话来，自己写问题对应那些话，好像是自己做的访谈。不允许抄袭别人的访谈。最后，还要为报纸设计插图、版面，等等。为了做好这个考试，她的孩子一头扎进中学图书馆，甚至跟她到大学图书馆借出他要写评论的作家的书来看。等到交卷那天前夜，孩子还在画插图。为了弄成彩色版，她半夜开车带他去复印店，复印出几十份，每个学生都有一份，全班要评比。

    观察孩子的英文学习成果，她是真正吃惊了。一个13岁的孩子，一学期下来，自己办了一张读书报，自己写了五六个表达自己想法的小书评、小简介，还写了一个访谈录、图书出版消息，还画了漫画和作者头像等等，好像玩似的，满心欢喜地要跟同学比，根本没意识到他是在学英文和写作，而且写的是不同体裁。

通过孩子的事她在思考：难怪他们没有语文课本。这样的英文教育和语言能力培养，这样的独立思考和工作能力，难道是一本课本能教出来的吗？

当然，我们还得考虑到我们的国情。我们有专门的语文课程并没有什么不妥，而对于在这门课程中该使用什么样的教材，应该说是有学问的。眼下，关于武侠小说、流行歌曲、体育明星等走进各级语文教材中，有人就挂不住了。其实，编写教材本着“与时俱进”的原则，选择让学生乐于接受的形式，有什么不妥呢？而作为一种尝试就更应该有一种宽容的态度，不必大惊小怪。

不过，也应该看到，教材毕竟不同于一般的读物，它的知识性、权威性、导向性都必须要经得住推敲。其实，就有紧跟潮流而出现错误的例子。有专家指出在小学语文第7册《长城砖》中就虚构了一个在美国展览长城砖的故事：“‘确实了不起！’一位宇航员神采飞扬地说，‘我在宇宙飞船上，从天外观察我们的星球，用肉眼只能辨认出两个工程：一个是荷兰的围海大堤，另一个就是中国的万里长城。’”这是假借宇航员之口声称万里长城是从宇宙飞船中能够用肉眼辨认的仅有的两个工程之一。该课的教学目的据说是为了借此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神舟五号胜利返航后，中国第一名太空人杨利伟在回答中央电视台记者提问时，明确地说：“看地球景色非常美丽，但是我没有看到我们的长城。”媒体大哗，许多人据此撰文赞扬杨利伟勇敢地打破了一个“神话”，批评这篇课文散布谬论。杨利伟没有从太空中见到长城，不等于太空中就见不到长城，因为太空是个很模糊的概念，包括的范围很广，长城的可见度与太空的高度、气象等因素有关。事实上，的确有宇航员(例如在太空站工作的美国华裔太空人卢杰)从太空中看到了长城。问题的关键在于，从太空看长城很不起眼，不易被看到。但当它能被用肉眼辨认出来时，还有许多其他工程，包括高速公路、飞机场、大坝、桥梁等等，都可以看到。而到达一定高度后，其他工程还可辨认出来，长城却不可见了。因此，笼统地否定太空中能看到长城是不对的，但是像小学语文课文那样把长城当成用肉眼只能辨认出的两个工程之一，也是错误的。

还有一个例子：初中语文第5册《悲壮的两小时》介绍了苏联宇航员科马洛夫失事丧生前的感人事迹。称1967年苏联“联盟一号”宇宙飞船在返回大气层后，发现无法打开降落伞以减慢飞船速度，将在两小时后坠毁。此刻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在收看宇宙飞船的返航实况，科马洛夫在其生命的最后两个小时，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领导汇报工作，接受国家领导人授予的苏联英雄称号，并向老母、妻子、女儿一一交代后事，遗言相当动人。

　　可惜这个感人的故事完全是凭空捏造的，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毫无科学依据。事实是：“联盟一号”的飞行是冷战期间苏联为了与美国竞争登月项目而进行的绝密行动，并没有电视直播“联盟一号”宇宙飞船返航的过程，而是在失事几个小时之后，才由塔斯社将这不幸的事故公之于众。而且，从科马洛夫发现飞船返回舱打不开降落伞，到坠毁丧生，只有十余分钟的时间，而不是“悲壮的两小时”。当时空军现场指挥官报告说需要急救措施，然后掐断了通讯联系，科马洛夫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那么，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标准问题了。什么样的教材才是好的教材？就现行中学语文教材评价标准是有一个基本框架的。大致有下面几条：

　　（一）中学语文教材评价的职能标准。

中学语文教材评价的职能标准是判断教材能否满足和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主体需要的尺度，即教材能否实现和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它在中学育人总目标中特定职能的标准。教材只有正确体现了课程计划、教学大纲中所规定的教学目标、教学要求、教学内容和教学原则，才可能成为师生教好、学好语文的正确依据和可靠凭借，否则它就不是好教材。在评价中，重点考察目标、内容和活动三个方面。

　　１、是否正确体现了中学语文学科的育人目标。包括：①知识教学指标；②技能训练指标；③能力培养指标；④思想品德教育指标；⑤审美教育指标。

　　２、是否选择了恰当的育人内容。包括：①是否选择了精要、好懂、有用的语文基础知识；②是否选择了文质兼美、适合教学的课文及具有范例性的阅读训练材料；③是否选择了指导性强的写作训练材料；④是否选择了实践性强的听话训练材料；⑤是否选择了实践性强的说话训练材料。

　　３、是否科学设计了语文学习活动。包括：①语文基础知识学习活动设计是否科学；②阅读活动设计是否科学；③写作活动设计是否科学；④听话活动设计是否科学；⑤说话活动设计是否科学；⑥综合学习活动设计是否科学。

　　（二）中学语文教材评价的结构标准。

　　中学语文教材的结构应该是学科知识体系和学生语文学习规律的综合体现。结构标准是评判教学内容的组织结构的价值尺度，主要包括教材的内在结构和外显结构两个方面的价值。

　　１、内在结构是否科学。包括：①教材内容中是否形成了平行发展的语文知识线、语文技能线、语文能力线，以及横向穿插于这三条线之中的思想品德教育线和审美教育线；②在知识、技能、能力三线中，是否以知识为基础、技能为中介、能力为主导。

　　２、外显结构是否科学。包括：①全套教材是否具有整体性；②教学阶段划分是否恰当；③单元组合与编排是否合理；④注释、插图、附录等辅助成分是否精当。

　　（三）中学语文教材评价的效能标准。

　　中学语文教材的职能、结构最终要在效能上体现出来。效能标准是衡量教材在实际运用中已经产生或将会产生的效果和效率的标尺，是由教学实践结果来判定教材能否满足和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主体需要的价值尺度。

　　１、教材的效果好不好。中学语文教材的效果，是指在教学条件基本理想状态下，所评教材对中学生掌握语文基础知识、提高读写听说能力与发展智力、陶冶思想品德、培养审美水平等方面所发挥的实际作用和达成度。在评价中应着重考察以下三个方面：①教材是否适合教学，保证学生具有浓厚的学习兴趣，养成学习语文的良好习惯，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②教材能否促进绝大多数学生在阅读、写作、听话、说话能力方面达到大纲所规定的基本要求；③教材能否促使绝大多数学生的语文知识、技能和能力得到协调发展。

２、教材的效率高不高。中学语文教材的效率，是指受教材影响和支配的语文教学活动的“投入”与“产出”之比，即由教材内容是否精心选择和优化组合而导致的教学时间、精力投入的量与学生学习效果中所蕴含的质的比率。在评价中应着重考察以下三个方面：①教学内容的起点、梯度和终点是否适合中学生的心理水平、已有知识基础和发展可能；②所选取的教学内容在实现语文教学目的、要求方面是否具有范例性和适宜性；③教材是否有利于知识掌握与能力训练、教读与自读、阅读与写作、课内语文学习与课外语文学习、学习语文与语文运用的紧密结合。

按理说，语文教材的编写是有导向性的，那就应该受学生和教师欢迎的。其实并非如此。每一次教材变动以后，首先是叫好声；而随之而来的就是叫骂声了。这又让我想到语文界乃至教育界一个悲情的名字——严凌君。我为什么这样说他，因为毕竟严老师眼下还是孤独的。他认为，语文教学的目的应该是培养有文学感觉、有文学情趣、能欣赏中国语言文字美的人才，能通过美好的文字来陶冶情操。他最为成功的就是根据中学生的阅读取向自己编写了“青春读本”系列。他选文章的标准，就是要让学生感动。在相关对严老师的一些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亮点：

一、语文和成长相关。　　严老师从事语文教学工作２０余年，对学生的生活耳熟能详。他觉得，在当代中国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并没有生活在人文快乐里，他们是目前中国最繁忙、最压抑、最痛苦的一群人，年级越高越是这样。他们一天到晚都被学校管着，从早自习到晚自习，没有自由、没有思想、没有娱乐。他说：“对于我们现在的孩子来说，青春期是一个漫长的‘黑暗期’，传统教育将这个最美的阶段定性为人生的过渡阶段，它只是为以后的生活做准备，完全否定了其存在的价值。所以，传统理念认为，在这个时期，怎样压制学生都是可以的。这个观念是非常残酷、没有人道的。青春期实际是人生感情最纯真、记忆力最好、对世界充满渴望和向往的阶段，孩子们应该在此时学到最美好的文化和知识，让自己快乐地成长。而现在没有几个中学生能充满快乐地上学，他们整天唉声叹气的，接受教育成为一种痛苦和负担。教育应该是教给孩子一个美好的理念，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养料。一名初一的新生看了《成长的岁月》以后给我发“伊妹”，说：‘严老师，我是您这本书的新读者，我看了这本书兴奋得要跳楼了。’（严老师说这句话时语速相当快，言词、表情中透着激动。）我赶快给他回复说，之所以编这套书，是为了让他更好地活着。可见教师真正给孩子好东西，他们是会有喜悦的。”
　　二、语文要和生活相关。
　　语文要贴近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我们说不能封闭起来教育孩子，语文教育应该面向母语环境，社会上的各种语言对课堂语言有很大的冲击，课堂语言没有办法抵御。与其把学生用课堂这个围墙围起来，不如把社会语言，像广告语言、网络语言、报刊杂志等引入课堂，加以良性引导。这样更有利于孩子学习语文。
　　三、语文要和精神家园相关。
　　帮助学生建筑自己的精神家园是这套书的宗旨。严凌君编写《青春读书课》，就是为了让中学生读者有更加健全的青春和丰富的人生，在阅读好书中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读名著不是任务，也不是目的，文学是人类巨大的精神遗存，每一代阅读文学的青年，都是从这个辉煌的通道中去品味生活以及世界的存在的。
　　“整个社会对基础教育存在着强烈的不满，因为教育不存在退货的问题。教育是国家最大的国营企业，是受保护的行业，所以这么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教师也是一样，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任何行业不变的话都是会被淘汰出局的。教材、教法和考试的内容几十年不变，这是很荒唐的，不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不变革是不行的。”严凌君这样说。
　　严凌君还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语文教育、教学内容没有人文含量，没有文化含量。”“我教语文20来年了，没有体会到做一个语文教师的尊严。”教材里自然也不乏雄篇美文，教学实践却把它变成一个个尸体解剖的对象，“我们做的是尸检的工作。主题、中心、段落大意、写作技巧，这些纯粹技术上的分析，割断的是一个人和母语之间的血肉联系。”学生该怎样思考、怎样感觉，都被《教学参考》规定好了。这不是与人、与成长密切相关的东西，更遑论智慧的提升。　　在个性和人格养成的青春岁月里，极少有过人文的阅读与思考，这样一批批“优秀”学子的“精神家园”何在？教育的理想又怎么体现出来？

儿童的思维是直观、想像、描述的“形象思维”，他们语文学习能力的特征是长于感受、感悟，但是短于理性分析。因此小学语文教育教学应该拒斥抽象、概念的理念化方法。

    　下面以小学一年级（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下学期课本的一首叫“春天”的儿童诗为例。这首诗如下：

    　“春天对冰雪说了什么？

    　冰雪那么听话，都化了。

    　春天对小草说了什么？

    　小草那么听话，都绿了。

   　 春天对花儿说了什么？

    　花儿那么听话，都开了。”

    　这是一首表现了生命渴望复苏，渴望发展，在春天这样一个生机盎然的季节里所作出的回应。不料，我们的一些辅导书，却提出了“春天到了，是真的有春姑娘在对冰雪说话吗？”以及“冰雪为什么会融化？”这么理性的问题，要让学生理解春天到了，是因为天气暖和，冰雪才融化，而不是真的有春姑娘在对冰雪说话。

    　辅导资料把这样一个能与学生心灵沟通的文学课，变成理性的自然课，这很可惜。如果教师在教课时，重视与学生之间心灵的沟通，不但好好地朗诵它，而且有条件把学生带到春天的野外去，我想结果大不一样。

    　在中国的小学语文教材，自从清末民初，具备艺术性、趣味性和语文教育价值的儿童文学就取代了封建师塾的《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以及《三字经》、《幼学琼林》等蒙学读物。既然儿童文学已经成为小学语文教材的主体，教师必须掌握“儿童文学方法”。

    　如今具有功利主义的应试教育剥夺了孩子充实人生的感觉，而且传达错误的价值观。当孩子失去了今天生活的充实感和幸福感的时候，未来其实只是一句空话。教材学生来说，就是榜样呀，在教材这个榜样引导下，他们学得怎么样呢？

安徽一所小学五年级50名学生完成一篇名为《冬天》的作文，有29名同学写到和伙伴们堆雪人，且用红豆嵌进雪人眼里作为眼球。找来这29名同学问谁见过“红豆”，都摇头，因为安徽某地根本不产此物。再追问，原来是照抄了作文选中的一篇学生优秀作文。

　　在上海一所重点中学，有这么一个测验方案：写两篇作文：第一篇为《我的老师》，同学们写出来的文章情深意浓，但全是“老师批改作业到深夜”、“我生病老师送我到医院”之类的已被用滥的一看就知是编造的情节；第二篇为《郑北京老师的一堂课》，要求学生在听了我的一次关于“做人与作文”的演讲后，写一篇夹叙夹议的作文。在规定时间内，有一半学生无法按时完成，有五分之一的学生根本无法动笔！

现在的青少年写作水平之低，已经到了“威胁着我们国家的前途”、“威胁着我们民族的未来”的地步了！正在中国城乡蔓延的“写作危机”绝不仅仅表现在某几个人写作中出现几个错别字上，而是广大青少年只能用死的语言、死的思维、死的素材来写死的文章！

正如上海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所言：“我做了将近20年的大学教师，现在的博士研究生，只相当于过去的研究生；现在的硕士生相当于过去的本科生。整个大学生的语文水平令人摇头。”

作为语文教师而言，现在也有走出这一尴尬的尝试渠道，比如增加阅读课、选修课，利用校本课程，加强课外阅读等。但要走出语文教材的尴尬，客观一点讲，是需要社会各方面能力合作的，光靠哪一个部门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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