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用外国原名的人,以为这样可以免了许多意义上的剥削,省了许多劳力。但是免了,省了,却不能有效了,思想不容易传播了。学术上的名字,十分之九是中国没有的;要说借用,借用的字数一定非常之多;满眼是借用字了。懂外国文的,不愿意看这四不像的东西,不懂的人格外不懂,思想传播反阻碍了。朱自清先生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暂在相当的译名的底下附写原名———让懂他的知道,也可以借此矫译名歧异的弊;又可以渐渐教中国文有容纳外国字的度量;那不懂外国文的,也不至于向隅;这样才可以收普及之效。人名地名虽不必义译,也要拿中国字切出他的音。切汉音并不足损真,反能帮助他普及。总之,我们做翻译的事情,是要介绍思想给那些大多数不懂外国文的人,是要促进国语的科学哲学的发展,认定这个主意便对[9]。

1920年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使用简体字,后又提出了《简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认为这是“治标的办法”,且是“目前最切要的办法”。胡适也于1923年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刊头语》中说:“中国小百姓做了一件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认为:“这虽然不是彻底的改革,但确然是很需要有的一桩过渡的改革。”由此,简化字运动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朱自清先生对这一改革举动给予了响应,他在1927年写的《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一文中,肯定了简化字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他说:“有人研究小学,研究《说文》,研究金文,研究甲骨文,至矣,尽矣;至于破体俗字,那当然是不登大雅之堂,不值通人一笑的。但破体俗字在一般社会生活里,倒也有些重要,似非全无理由可言;而且据魏建功先生说,这些字也并非全无条例,如‘欢’省作‘欢’,‘观’,省作‘观’,‘权’省作‘权’,‘劝’省作‘劝’,是很整齐的,颇值得加以研究。是的,在小学家看来,这又有什么道理!然而我相信张东荪先生的话,他说:‘凡文明都是有价值的;凡价值都是时代性的。’”[10]

1940年6月,朱自清先生写了《文字改革问题》。在文中,他就中国文字的走向问题说:中国文字改革问题由来已久。近年的发展像是有两个方向。一是采用拼音字,二是采用简化字(也就是所谓“手头字”)。他认为,中国的文字向拼音化方向改革,是一件好处不太多且不容易做的事。主张用拼音文字,不外两个理由:第一,文字口语合一;重要的怕还是第二,容易普及。第一层办不到,第二层似乎太理想,在中国施行的可能性太小。而推行简体字倒是实惠的办法,简体字在应用方面还比较方便。他推崇陈鹤琴的观点:拉丁化必须以国音做基础;中国汉字必须保存和改进。他认为对于乐意写简化字的学生不必像以前那样去责备他们。同时,“简体字通行,教学法改良,文字教育易于进步,别字必然减少。”[11]

今天,对于朱自清先生的语文观已无需再多加评说,因为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的历史、发展过程及现状都已经给了朱自清先生最公正、最积极的评价。在朱自清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再翻阅一下他的有关著述,捋一捋他有关中国语文现代化的论述、观点,我们被朱自清先生强烈的现代意识和改革意识所吸引,他所具有的超时代性的思维和卓识,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仍具有引导意义。

注

[1]周有光:《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2][5]朱光潜:《回忆朱佩弦先生》,见《文学杂志》第三卷,第五期,7页,商务印书馆,1948。

[3]此文中所引述的朱自清先生语均由多篇文章中摘要综合而成,在每段引述内容之后仅注出主要参考文章。《朱自清全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3):第一集,《论白话》,270页;第三集,《论国语教育》,193页;第四集,《国语和普通话》,531～532页;第八集,《语文杂谈》,204页。

[4]杨振声:《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见《完美的人格》,124页,三联书店,1987。

[6]《朱自清全集》第三集,《论育读》,186页;第八集,《理想的白话文》,359、360页。

[7]《朱自清全集》第二集,《写作杂谈》,76～78页;第八集,《论句子的主词及表句》,313、314页。

[8]《朱自清全集》第八集,《白话与文言》,200页;《语文杂谈》,203页;《新语言》,294、295页;《论句子的主词及表句》,314页;《中国散文的发展》,336页。

[9]《朱自清全集》第八集,《译名》,26～27页。

[10]《朱自清全集》第四集,《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197页。

[11]《朱自清全集》第四集,《论别字》,358页;第八集,《白话与文言》,200页;《语文杂谈》,202、204页;《文字改革问题》,4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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