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国学"是否"国故学"的缩写，曹氏从学理上区分"国故学"与"国学"的努力显然不够成功；在多数时人认知中，两者基本是一回事，许多人的确将两者替换使用。总体言之，以上诸人大致都可纳入当时的趋新一派，然其关于"国学"与"国故学"的观念则相当歧异甚至对立，可知这的确是个使当时读书人烦恼困惑的问题。

　　东南大学的《史地学报》在介绍北大《国学季刊》时说，"国学之为名，本难确定其义。在世界地位言之，即中国学。分析为言，则中国原有学术，本可分隶各种学科，惟故籍浩博，多须为大规模之整理；而整理之业，尤以历史为重要；而研究之中，莫不须用历史的眼光"。20 该刊关于国学的界定与梁实秋比较接近，并特别看出"整理国故"与史学的紧密关联；但更重要的是,《史地学报》提出了"中国原有学术"分隶"各种学科"这一直接关系到"国学"认同的关键问题。这里的"各种学科"当然指的是西学意义上的"学科"，而"中国原有学术"必须经过"大规模之整理"才有可能"分隶"其下。 21

　　从清季兴办学堂开始，西方学科分类逐渐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但这也有一个过程。在民初新旧学科分类俱存的语境下，中国固有的主流学术，比如"经学"，怎样融入胡适所谓的"中国文化史"?有些学科如"中国文学"(虽然概念尚在界定之中)已大致取得依西洋分类的学科资格，从事此类研究者是否愿意承认他们是在研究"史学"的一种?那些尚未容纳在胡适"中国文化史"范围内的"中国原有学术"又是不是"国学"呢?很明显，"国学"也好，"国故学"也好，均尚未能确立自身的学术典范，其在很大程度上仍不过是一个涵盖宽泛的虚悬名号，且与新旧中西的学科分类都有所冲突。

　　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之所以亟感有必要别于先已存在的挽救古学那"没气力的运动"，恰提示着立意标新的"国学"与"旧学"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在整理国故尚未风行之时，樊抗父曾主张"中国固有之学术"可"因世俗之名以名之"为"旧学"。22 但那时若真名之为"旧学"，恐怕就没有多少人愿意从事了；必以科学化的"国学"或"国故学"名之，方有吸引力。23 整理国故的影响之一，便是各中学皆开设"国学"一课。时任中学教师的钱穆因教学所需而于北伐前后编撰《国学概论》一书，他在《弁言》中指出:"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 24

　　由于中西学科分类之间确有一些难以弥合的差异，而时人认知中新旧中西的对立和冲突使"调和"变得困难；且"国学"本身也有其内在的缺陷，从清季国粹学派开始就有排斥历代学术主流而从边缘重建"国学"统系的倾向(虽然其"国学"又以包容宽广为特色)；25 但一个并非枝节的原因是其风行时间毕竟太短，"国学"或"国故学"终未能形成自身的学术典范，在学科认同上缺乏一个广泛接受的界定。而正是国学与西式学术分科未能成功衔接这一点，成为当时及稍后一些人主张"国学"不成其为"学"的立论基础，这方面的发展只能另文探讨了。

注释：
1.学术超越的观念在新文化运动前期甚得提倡，但显然受到五四学生运动的有力冲击；或正因此，在20年代初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学术超越的观念反得到较前更有力的提倡，这一趋势要到"九一八"之后才有较大的改变，详另文。
2.章学诚:《史考摘录》，收入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古籍书店，1993年，339页
3.郑振铎:《且慢谈所谓"国学"》,《小说月报》20卷1号(1929年1月)，12页。详细的讨论参见罗志田《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历史研究》2001年待刊;《从治病到打鬼: 整理国故运动的一条内在理路》,《中国学术》，2001年2期。
4."学术"与"国家"的关联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实际存在的，多大程度上是人们认知中的，不是简单说得清楚，本文相对侧重后者。
5.参见罗志田《温故知新: 清季包容欧化的国粹观》,《中华文史论丛》2001年待刊。
6.钱穆已注意及此，参见其《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岳麓书社，1986年，1页。
7.钱玄同:《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钱玄同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312页。
8.不过这也可能是章太炎和"宗旨"的实际撰写者钱玄同的观念差异，钱氏或真存此见，他在1908年9月30日的日记中说:"凡文字、言语、冠裳、衣服，皆一国之表旗，我国古来已尽臻美善，无以复加，今日只宜奉行"。他当时正主张"存古"，并确实将"存古"界定为保存那些因时势不同而"不适宜于今者"，以使后人得以"追想其祖宗创造之丰功伟烈"。转引自杨天石:《振兴中国文化的曲折寻求--论辛亥前后至"五四"时期的钱玄同》，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科研局等编《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下册，993-994页。
9.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收其《史料论略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46页。
10.傅斯年致朱家骅［抄件］，(1940年7月8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承杜正胜所长惠允使用。
11.傅斯年:《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附识》,《新潮》，1卷5号(1919年5月1日)，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745页。
12.本段与下段，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1卷5号，731、733-735、743页。
13.本段与下两段，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亚东图书馆，1924年，卷一，11、14、1-2、20-21页。胡适在《宣言》中对国学所下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同仁的看法，参见逯耀东:《傅斯年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20期(1996年11月)，243-244页；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北政治大学，1999年，226-245页。
14.按此时胡适正大力提倡"整理国故"，并希望青年参与；但几年后他又改变了态度，转而主张青年应多从事自然科学，不必走整理国故这条"死路"，说详罗志田《新旧能否两立?二十年代〈小说月报〉对于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历史研究》2001年待刊;《从治病到打鬼: 整理国故运动的一条内在理路》,《中国学术》2001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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