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君臣离合和专家治国，就有点当年莫尔法官拒绝英国国王听审的味道了。包括董仲舒的”春秋决狱”，其实也有这个目的。既让《春秋》所蕴含的”仁义礼智信”的自然法则高高超越于皇帝的制定法之上，又让对律法一窍不通的儒生们可以扬长避短，使司法向着儒家的知识方向专业化。也有点绕着圈子对皇帝说不的意思。

    从皇权专制主义的角度说，两千年间，的确存在着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要是夸张一点，可以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于是中国的《自由大宪章》。皇权专制主义政体之所以能在吾国赓续两千年之久，没有事实上对于皇权扩张的种种限制，是不可想象的。重申本文开端的一句话，”绝对的专制在历史上，正如绝对的民主，都是不曾有过的。”

    董仲舒有把儒家宗教化的倾向，他的”屈君”一靠假天之威，二靠内部人控制。不论他的主观意图如何，这些理论的的确确堵住了皇权的过分扩张和残暴。从这个角度，我戏称为”君主立宪”制，显示一种褒扬。这个”宪”，就是作为自然法则的”天”，具体就是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教义。但董仲舒一样仅仅迷恋于阴阳五行、灾异推演这些形而下的怪力乱神，无法为一个缺乏终极关怀的世俗文化带来真正的宗教化。也就无法真的实现政教分离，和对于皇权更加有效更加制度化的钳制。失去私有财产权和封邑的帝国官僚们，在皇帝面前玩的一切权谋和理论上的花样，都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狡谲。不可能对专制主义有实质上的矫正。

    董仲舒在树立一套进行思想控制的大一统的意识形态上，在承认并且膜拜这种权威的同时，借助意识形态对现实的专制力量所企图进行的种种制衡上，都是颇有创意的。对于今日之格局也不是全无启发。”天不变道亦不变”，但是这个”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显然需要更大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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