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议论，又与王国维“生一政治家，不如生一文学家”的议论相同。这或许正是他们“明昌夜话”的内容之一。陈寅恪之于杨遇夫，也类似于他之于王国维，正所谓“月中霜里”、“青女素娥”，“惺惺的自古惜惺惺”，是珍视文化，珍视学问，亦是自珍、自爱、自重。

    高度的自珍自爱人格，其表现之于世事，正是特立独行的风骨。我不知道，用“风骨”、用“特立独行”这样的标尺来评价人物，会不会失之太苛？因为我明白能及格的人的确是不多的。《元白诗笺证稿》有一段议论：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是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这是一段有关知识人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警言，至今尤富现实意义。《对科学院的答复》，已为世人悉知。一九五四年致杨遇夫的书信中，有《答北客》诗，现在看来，“北客”似指汪  。诗云：

    　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萍花即自由。　我在《寒柳诗的境界》（《学术月刊》1995.7）一文里，已分析过“不采萍花即自由”典语出处。现在要补充分析第二句的出典。苏轼诗云：“但忧无蟹有监州”；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每云：‘我是监州，朝廷使我监汝。’举动为其所制。往时有钱昆少卿者，家世余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尝求补外郡，人问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无通判处则可矣。’”诗意甚明，依然是“守老僧之旧义”。　　　　

    陈寅恪认为韩愈是当时“特出之文士”，“特具承先启后作一大运动领袖之气魄与人格，为其他文士所不及”（《论韩愈》）。韩愈《伯夷颂》云：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矣。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

    由韩愈文读陈寅恪，或许，我们可以领略“江东旧义雪盈头”诗意之美。这自然是诗的伯夷、美的精神的伯夷，而不是政治的伯夷。“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非所议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由此，我们可以进而发掘“江东旧义”典故作为文化理想的一层蕴奥。

    “江东旧义”典故中“如来”一辞，我们可以理解为陈寅恪心目中的中国文化。由此可以认定，陈寅恪的学问世界背后，有很大的自我期许，有很大的抱负。《挽王静安先生》诗有云：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

    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这里的“天意”究竟指什么，我们下面再讲。先来解释一下“妒道真”的出典。这个典故见于《汉书·楚元王传》。在刘歆的时代，当时把持学坛权力的五经博士，皆是今文家。他们见闻浅陋，以孔子为素王，造作种种不经之谈，深恐为古文家所绌，因而拒绝刘歆提出的《左传》是否可立博士的讨论。这时，刘歆写了一篇极有名的《让太常博士书》，文中痛责他们挟一己之私见，舍弃学问的大公。他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若必党同门、妒道真，其为二三君子所不取也。在清代学者看来，刘歆臣事王莽，有亏臣节。其实，这是将学术与政治混同起来。因为王莽与刘歆用心不同。王莽以周公辅成王自居，图其阴谋合法化；而刘歆完全是为传古文真相，经学真源。在陈寅恪看来，王国维也同刘歆一样，易遭时人与后人误解，但学术毕竟是学术，自有其庄严伟大的使命，而政治仅仅是政治，只有一时一地之恩怨。至于这首诗的后面以屈子比喻王国维，也并不是着眼于“忠臣”的政治意义，而是着眼于与神州文化“共命而同尽”的更为深远意义。

    由此可见，学统毕竟区别于政统。这首诗的“天意”，即学问独立负有使命。从陈寅恪留给后世的全部诗文中，我们细心寻绎，发现“天意”涵有两层意蕴。一是托命河汾的文化意识，我在《寒柳诗的境界》一文里已提出分析，这里从略。另一是贞下起元的文化理想。《俞曲园〈病中呓语〉跋》云：

    　盖今日神州之世局，三十年前已成定而不可移易。……吾徒今日所遭遇，在此诗第二第六首之间，至第七首所言，则邈不可期，未能留命以相待，亦姑诵之玩之，譬诸遥望海上神山，虽不可即，但知来日尚有此一境者，未始不可以少纾忧生之念。

    俞曲园《病中呓语》第二首云：“三纲五常收拾起，大家齐做自由人。”第六首云：“几家玉帛几家戎，又是春秋战国风。”第七首云：“触斗相争年复年，天心仁爱亦垂怜。”陈寅恪的心念，乃是对于天心仁爱、天下有道的文化理想的坚信。所谓“东皇若教柔枝起，老大犹能秉烛游”。而“天心仁爱”的文化理想，尤寓于“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学））”，陈寅恪早年留学时对吴宓说：

    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输诚爱国，且不能得。（《吴宓与陈寅恪》）

    所以，他高度评价宋学，谓“宋、元之学问文艺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国，犹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其功至不可没”（同上）。一九六五年对蒋天枢说：

    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送蒋秉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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