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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属训诂要籍介绍。这虽然是一份简略的提纲，但其中已明确有了理论与方法，对象分类等当代学科思想
。黄先生在他的教学活动与著述中，具体阐述了他的理论与方法，并施之以实践。可以说，黄先生是中国现代
训诂学观念的提出者。
二 现代观念的发展与分歧
黄侃先生的训诂学界说问世后，有关训诂学的观念有了很大的发展。
齐佩ｒóｎｇ③说：“训诂学既是探求古代语言的意义，研究语音与语义间的种种关系的唯一学科，它
就应当是历史语言学，全体中的一环。这样，训诂学也可以叫做‘古语义学’”。［③］这可以称为“古语义
学派”。在这种观点中，历史观点是其重要支柱。
王力说：“我们所谓语义学的范围，大致也和旧说的训诂学相当。但是在治学方法上，二者之间有很大的
差异。”［④］王力先生一方面认为二者在方法上差异很大。学科的大致相当表明研究对象的大致相当，而从
大致相当的对象却导出了方法上的“很大差异。”这表明王力先生对训诂学的认识还不太明晰。近年来，王力
先生的弟子们明确宣称：训诂学就是语义学。这可以叫做“语义学派”。
陆宗达先生说：“训诂学（狭义的）：语言所含的思想内容是它的核心。传统的训诂学着重研究词语的思
想内容和感情色彩、词的产生和发展变化。”［⑤］陆宗达、王宁先生又对训诂学解释说：“对象：古代文献
语言及用语言解释语言的注释书、训诂专书；任务：研究古代汉语词的形式（形、音）与内容（义）结合的规
律以及词义本身的内在规律；目的：准确地探求和诠释古代文献的词义。所以，它实际上就是古汉语词义学。
如果把它的研究对象范围扩大到各个时期的汉语，包括现代方言口语的词义，就产生汉语词义学。可见，训诂
学就是科学的汉语词义学的前身。”［⑥］这可以称之为“古汉语词义学派”或“古代文献词义学派。”
殷孟伦先生说：“训诂学是汉语语言学的一个部门，它是以语义为核心，用语言解释语言而正确地理解语
言、运用语言的科学，因此它是兼有解释、翻译（对应）和关涉到各方面知识的综合性学科。”“应该注意的
是，训诂学虽然以语义为核心，但不限于语义的范围。因此，训诂学并不等同于西方的语义学。”［⑦］许嘉
璐先生说：“传统训诂学以训释实践为其主要形式，以文献语言的内容形式为其对象，因此它具有综合性的特
点，语言以及用语言形式表现的名物、典章、文化、风习等等都在诠解范围之内。……现代的训诂学就应该在
更高的层次上把训诂学与社会学、文化学等等结合起来，这就是所谓训诂学的延伸。”［⑧］许先生对训诂学
的解说在本质上与殷先生一致，只是解说得更加明确了。持这一主张的还有洪诚等先生，我们称之为“全面解
释派”。
从以上各家对训诂学的理解中可以看出，训诂学观念在当今的发展不外乎两个方向：一个是“分工派”，
认为训诂学是向着语言学的方向发展，齐佩ｒóｎｇ③、王力、陆宗达、王宁诸先生均属此列。在分工派中
，尤以陆宗达、王宁两位先生的影响最大。陆、王两位先生在其代表作《训诂方法论》一书中，鉴借当代国外
语义学理论，科学地分析了乾嘉学派以及章黄学派的训诂理论与实践，使传统的训诂学理论系统化，然后又创
造性地提出了“比较互证”这一新的训诂方法。是书一出，古老的训诂学便又焕发出青春的活力。从理论渊源
上看，陆、王两位先生继承并发展了黄侃先生的训诂理论，但是又有一定差异，即在黄先生训诂观念中加进了
“时”的限制。这一“时”的限制，使训诂学在对象上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区间”，这十分有利于理论的系统
化。但陆、王两位先生并未将对象“区间”限得很死，而是展望了未来：训诂学的对象区间将“包括现代方言
口语的词义”。
以殷孟伦先生、许嘉璐先生等为代表的“综合派”，强调对古代文献从形式到内容的全面阐释。从理论渊
源上讲，这一派继承了黄先生界说中“以语言解释语言”的观点并界定训诂学的对象区间是从古代文献的形式
到内容，这是对黄先生观点的一个延伸与发展。这一派的重点是在语言及语言所表达的内容上，如果我们结合
训诂学观念的发展史来观察，“综合派”的训诂学观念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的复归。但这决不是说这种观念等
同于传统观念，而是说这一派在诠解文献语言上以整体为对象，在诠解内容上自觉地同社会学、文化学相结合
，这是一种对象区间与方法论的延伸，即许先生所说的“训诂学的延伸。”
三 训诂学观念中存在的问题
综合以唐代孔颖达为代表的传统训诂学观念以及以近代黄侃先生为代表的现代训诂学观念来考察，我们发
现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在传统训诂学观念中，“注解”是其核心观念。从起源上看，训诂学产生于对古代文献的诠解、疏
理，《周易》有经有传，其传便是对经的诠解；《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是对《春秋》经文的诠解
，这可以说是训诂学的萌芽。西汉毛亨的《诗诂训传》，可以说是比较成熟的训诂学著作了。尽管在秦汉之际
已出现了《尔雅》，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训诂学的“注解”性质，无怪乎唐代孔颖达要得出“诂训传者，
注解之别名”的结论了。传统训诂学的这一“注解”性质，形成于毛传，延续到清代的乾嘉学派之前。
有清一代，有休宁戴氏东原出，他在《转语二十章序》中说：“昔人既作《尔雅》、《方言》、《释名》
、余以为犹阙一卷书。创为是篇，用补其阙，俾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此“音”“义”
互求之说，戴东原的学生段玉裁以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创造性地运用于他们的训诂实践中。段玉裁的《说文
解字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以音义互求之法，开创了训诂实践中的语言学研
究领域；段玉裁的《诗经小学》，王念孙的《读书杂志》，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则是具有“注解”色彩的
训诂学专著。到了清代末年，章太炎已十分明确地表示了训诂学的“二重”性质，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引述的章
太炎先生的一段话中所说的：“今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实则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
这是训诂学二重性的首次明确的表述。
现代训诂学观念的提出者黄季刚先生，继太炎先生之后，又给训诂学的二重性以明确的表达：“以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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