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协作和组织管理是美国中国学与欧洲汉学的重要区别，也是其优势所在，至今仍为不少人所称道，认为超越欧洲汉学的秘诀。然而，协作往往否认独创，量的扩张有余，质的提高不足。费正清本人也承认，在《清代名人传略》的编撰中，"事实证明，我们这些外来者以及那些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受训的特别研究生共约50人所作的贡献，尚远远逊于恒慕义博士请来的两位高级助理"，即房兆楹、杜联　 夫妇。 而组织管理则往往出现曲高和寡的局面，导致有术无学者排挤有学无术之人。

　　上述绝非全盘否认美国中国学脱离欧洲汉学走向独立的意义，而旨在说明这一转变并非全是凯歌式行进。其积极意义主要表现为：在分科研究的基础上，政治、经济、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人文学科的相关领域均出现一批中国研究专家，从而使研究更加专门化；各学科间的分工合作；重视与中国学者的交流合作；近现代成为研究重心。况且倒退受到两种因素的抑制，其一，随着美国经济力量的增长和与亚洲联系的密切，关注东方者日益增多，公私机构乃至个人陆续来华搜购文物文献。后来中日关系紧张，战云密布之中，大批文献流往大洋彼岸。1941年3月8日上海各报所载恒慕义的讲话称："中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遗著，品类毕备。……月以千计，大都索价不昂，且有赠予美国各图书馆者，盖不甘为日本人所攫，流入东土也。""若干年前，北平有文化城之目，各方学者，荟萃于此，诚以中国四千余年以来之典章文物，集中北平各图书馆，应有尽有。自今而后，或将以华盛顿及美国各学府为研究所矣。" 见多自然蔽少，画鬼易画人难，依据增加，论述反而无法随心所欲。其二，为数不少的中国学术精英，因战争政局而滞留美国，相当程度上起了学术警察的作用，弥补了其本土学者的不足。为费正清所推重的杨联升说："稍有识见的西人，已知治中国文史之学不与中国同行学人商量参阅而一意独行者，只是胆大妄为而已。"受此影响，美国学者的中文水准也相应提高。费正清后来即"对近代中国的知识，中西文献确是渊博" 。

　　尽管如此，与巴黎汉学相比，美国中国学仍有两方面根本倒退，其一是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认识重新回到封闭与停滞的观念。封闭论与停滞论是欧洲传统汉学的典型特征，经过巴黎学派的艰辛努力，这一陋见根本转变。伯希和说："居今日而言中国文化为纯属关闭，为从未接受外来影响，已人人知其非。然外来影响为一事，而中国能于外来影响之上，另表其独特之标记，则又为一事也。中国之文化，不仅与其他古代文化并驾媲美，且能支持发扬，维数千年而不坠，盖同时为一古代文化、中世文化而兼近现代之文化也。" 继夏德之后成为美国汉学泰斗的洛佛尔也持同样观念，"他的兴趣不限于过去和现在，用他自己的典型表述来说：'我到处看见活力和进步，并寄希望于中国的未来。我相信她的文化将产生新事实和新思想，那时中国引起世界普遍关注的时代将到来。'" 而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很大程度上以中国传统社会的封闭和停滞为前提。

　　其二，将中国研究由对人类文化的认识，重新降为功利目的的工具。学术当然具有功利作用，但并非研究目的，否则难求精深。美国的中国研究恰以功利性见长。其繁荣因此，其附庸同样因此。在表面的独立之下，长期存在简单移植和模仿欧洲社会人文科学理论模式的弊端。19世纪以来，欧洲即为人类智慧发展的支配之源，至今没有根本改变。巴黎学派能够进入本国学术正统的殿堂，正因为它在发展人类智慧序列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不仅仅是追随或享用其结晶。即使葛兰言，至少在法国社会学派的宗教社会学发展史上，为第三阶段的代表。 而美国的中国研究中，极少有以此成名的人物，使用的新理论，多为几度转手的陈货，且未充分考虑生成和应用系统的文化差异，并做必要的调适。加上本世纪欧洲一般汉学家自诩为秘诀独擅的"运用类书"法的影响， 多依赖索引找材料而非读书，弊端之一是先入为主，弊端之二是见木不见林。结果，随着研究阵容的日益扩大，对中国的认识反而越来越外在和支离。柯恩（P.A.Cohen）提出从中国内部发现历史，或为隐约察觉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可惜药不对症，不从方法着眼，还会导致进一步的偏离。

　　第四节　　发现与发明

　　受国际汉学的影响，中国本部的学术也出现了四裔偏向，表现之一，研究领域偏重边疆史地及中外交通。表现之二，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和傅斯年主张的史料学，不仅有欧美学术背景，还是欧洲汉学的影子。表现之三，释古及社会性质论战，都有以中国史实填充外来系统之嫌。这三方面现象，实有内在逻辑联系。

　　道咸以来，海通大开，中外交涉增多，边疆史地之学日见兴盛，加以西方考古重心逐渐东移，中国边疆及域外民族文物史料大量发现，刺激了相关研究的深入拓展。但更重要的背景原因，当是西学东渐，中体动摇，欧洲汉学挟此余威，由四裔而侵入腹心。近代学术史上的知名学者，鲜有不涉足相关领域。章炳麟、张尔田、邓之诚、吴芳吉等人讥为趋时，固有正统卫道的偏见，但其中的合理因素是，中国学的核心主干仍应为纯粹中国问题，或者说就中国学者而言，此较四裔更为重要，且为研究之归宿，通四裔适以说明本部。狩野直喜主张先通晓本土再及域外，与此有一定程度的共识。 同时治学不仅在考证具体事物，更须显现民族精神文化。由研究领域偏重四裔进而一味使用外来方法，反而有令固有文化失真的危险。胡适的整理国故，"明白说来，即是以西洋人的'汉学'方法整理中国古书。"傅斯年反对使用"国学"的含糊概念，其《史语所工作旨趣》声明设所目的为使东方学中心从巴黎或京都移回北京。 1923年梁启超指出国故学复活的原因，"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坐是之故，吾侪每喜以欧美现代名物训释古书；甚或以欧美现代思想衡量古人。" 然而，将国故以科学方法索引条理，令王国维担心误导后人一味找材料而不读书，京都学派则感到如同让峡谷风光沉没于大坝之中。他们主张按照天然景色加以爱护并体会其韵味。 至于不同派别的释古，以及热闹一时的社会性质论战，更加削足适履地取舍史实以适应外来解释框架。流风所被，等而下之者名为史观实乃史抄。陈寅恪断言外来理论若不与中国国情调适，必然难以持久，即指上述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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