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不光为查找、检索的便利，各种文后注释和书末附录更进一步展示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状况和动态。如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附之《缩略语表》、《1800年以前的中文书籍》、《1800年以后的中文和日文书籍及论文》、《西文书籍和论文》以及包括人名、论著和主题词等多类词条的《索引》，此内容不亚于一部国外有关中国古代科技的研究史，甚至更可说是内容广泛、涉及诸多领域的中国学研究概述，值得后人仿效。 
    再有，如果把译者经验的不断累积看作是汉学论著翻译水平整体提高的前提条件，那么后附文献参考目录和索引实际上就是这种积累的明晰体现。因为附录往往包含了众多学术信息，译者对它的翻译经常需要查阅国内外大量资料。几种同类书籍参考目录和索引的汇集甚至可以说是这一学科领域权威材料的总编。这种全面的搜集再加上谨慎的译法，就为后人在翻译学术著作时提供了最详实、准确的参考文献，而且在译作方法上、对译著的规范化处理上都有所借鉴。更重要的是它避免了重复劳动，有益于汉学论著翻译质量和水平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推进。 
    如法国学者戴仁著，耿昇先生翻译的《法国的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附有法国中国学者译名对照表，就为审读即将在中华书局出版的《法国汉学》第四辑的译稿提供了类似工具书的作用。而在此人名表上进行增订和补充，则有关法国汉学从早期发展到最新概况，并涉及诸多学科的完整资料就全部提纲携领的凸显出来了。因此对汉学著作的附录不仅不能随意删除，且应在格式上继续规范化。 
     
    三.使汉学论著翻译规范化的其他辅助手段 
    1.多译本的互相参照是翻译界常用的方法和技巧，它不仅能为揣摩原著提供多角度、深层次的见解，而且还能改正原著的错误和译文中的误译。如审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时，我曾用此书的日文本（晃洋书屋，1989年）进行核对，补译和改正了原著和译稿地图中的一些问题。比如《长江上游图》漏“自流井”之名；页248图中有两处“长沙”，据日文本改一处为“重庆”；图35“赵家渡”误写为“赵家府”，又补译“石笥场”一地；图34补译“邛州”一名等等。又如：译者把eclectic（折衷的）误识为electric（电力的），我是翻看日文本时才偶然发现并改正过来的。 
    参考其他语种的相关资料也会有意外的收获。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译稿中，许多地方志方面的材料无法还原成原有的文言形式，因为原作者引用的史料大多来自国外图书馆保存的中国方志；还有一些则因反复转引却未注原书书目而无法查找。尤其是第二编第五章《市镇和水道》，其中引文都从英文转译。但我发现此章的大量材料都转引自日本学者所撰写的专著和论文，因此从西嶋定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文学部，1966年；此书有中译本）查知注10文字引自万历《嘉定县志》卷19《文苑》载万历二十三年王锡爵《永折漕粮碑记》。从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东京：亚纪书房，1974年）知注25出自《吴中水利全书》卷14《章疏》；注26出自《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苏上》。以及由载《东洋学报》的川胜守《明末清初江南的圩长》，日本《史学杂志》的大山正昭的《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专论江南三角洲》，《东洋史研究》的山口迪子《清代漕运与船商》等等文章都查到了相关材料的出处。试举一例，原译稿译自英文为：“若不带货，勿雇小船。可自东栅口乘小舟赴嘉善，复由此登棉纱船去松江，向无一人欲乘大船者。”查知应出自日本尊经阁水库藏之《水陆路程》卷7《苏松? �府至各处水》，原文曰：“无货勿雇小船。东栅口搭小船至嘉善县。又搭棉纱船至松江，无虑大船。”由此自知在从事汉学论著翻译和译文审读中少不了对其他语种资料的翻检之工�?nbsp;
    2. 为保证与国外中国学领域的快捷对话和进一步提高汉学论著翻译作品的质量，学界亟待及时编写和出版相关领域能展示最新研究动态的工具书。而目前有关书籍却少而陈旧，不太能满足译者的需要。如现有的海外中国学手册仅有《国外藏学研究概况》、《俄苏中国学手册》、《日本的中国学家》、《美国中国学手册》等。而且除了《美国中国学手册》在90年增订过以外，其他都截止在70-80年代初。有时为找寻一个学者的名字或一篇文章的译法要把近年来所有有关汉学论著翻译的论著和书刊全部检索一遍，这与翻译本身发展的速度极不合拍，这也使译者处于一种孤军奋战的境地。因而学界急需解决的是旧有工具书的定时增订和新种类、多用途、更广泛的工具书的编纂。3甚至尽快用计算机网络代替纸本工具书，以提高信息更新的速度和检索效率。4 
    另外，由于前些年海外学人所用中国的资料大多来自港台，因此对这两地学界的学术情况应给予一定的重视。在国家图书馆可查的台湾书目文献限于近代和解放以前，1949年以后的出版物仅借到王世庆主编的，美国亚洲学会台湾研究资料专刊之一《台湾研究中文书目（史地之部）》（台湾环球书社1976年）一书。其他目录则散见于年鉴或分类学科的论文索引中。近十年内的最新著述目录仍无处获知。在查寻《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的港台人名、作品时，几乎是借一种刊物仅能核对一条材料。如查出“张谷城”编写的《新竹丛志》（新竹市：新竹丛志编辑委员会印行，1952年），非“张古城”；毕庆昌等编《新竹新志》（台北：中华丛书委员会，1958年），不是“毕青长”； 《鹿港开港史》载《台湾文献》第19卷第1期（1968年）著者不是“王世清”，而是“张炳楠”……都是无工具书可依。而且书中仍有一些音译无法还原。 
    总之，汉学论著翻译的规范化和精确度是与编写便利、及时、全面、准确的工具书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合作才能使汉学研究与世界充分接轨。 
    3.高质量的汉学译作的推出还要求译与校的努力和协作。 
    《从理学到朴学》第226把“柳诒徵”误排为“柳诒征”。而且书中所有涉及清人“方东树”的地方都印为“方东澍”。 
    《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从撰写到翻译都堪称精品，但在排印和校对是却把近十处提到著名的日本僧人“圆仁”都误作“园仁”；第44页，《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印成《入唐求法巡行记》；第54页，把朱熹的《四书集注》印成“《四书》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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