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目标的要求，教师必须在课堂上要求学生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他们在学会基础知识的同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必要的情感体验。教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营造良好的学习热情、积极的求知欲望、个性化的求异思维以及和谐的探究合作体系的课堂特点。而这样的课堂氛围必然有利于学生提出更富想象力的、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无形中增加了教师对突发事件的应对次数，加大了应变难度。如果教师在困难面前一味地利用“课后解决”，在某种意义上说，就违背了课改的初衷。
　　最近，笔者在一次集中听课时，无意中发现上课的四位教师在处理课堂上出现的课前没有料到的问题时，都采用了“这个问题我们课后解决好吗?”的方法。也许是巧合，但仔细想想，再回忆曾亲历的各种突发事件，我似乎觉得这种方法几乎成了我们教师挡住学生突然发问这把利剑的不败盾牌，现已被很多教师争相效仿并熟练使用着。
　　对于这种普遍存在的问题，我禁不住要问：假如教师在课堂上有足够的能力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还会采取这种方法吗？这些问题课后都能够得到解决吗？课后我们又过问了吗?“课后解决”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我们回避问题的“策略”？假如课后也不解决，教师的承诺或是建议又会对学生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学生满怀激情提的问题(也许是思而不得其解)，我们难道就能这样“处理”掉吗?
　　目前，在课改的大环境下，这个问题更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这种方法的普遍被采用，会造成一种敷衍风气的蔓延。在这里我们不妨比较几个教学案例，看看这种方法是否应该尽量少用。
　　案例1：一名教师把某学生的作文当成范文在课堂讲评，刚读几句，一位学生喊：“这篇文章是抄来的。”课堂上立刻出现骚动，教师没有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改变初衷，镇定地问学生：“同学们，这篇文章好不好？”“好是好，可是……”教师再次强调说：“我问的是这篇文章好不好，不管其他。”学生说：“好极了!”“好就请同学们读读，看好在哪里？”教师接着说：“这样好的文章我以前读的不多，同学们可能也读的不多，以后多给同学们推荐一些好的文章，在班上交流，你们觉得怎样？”“好”“那对今天第一次为我们推荐优秀文章的同学大家说该怎办呢”学生齐说：“谢谢！”当全体同学都心领神会时，教师说：“今后我们轮流推荐，不过，如果推荐原文。请别忘了标明出处和作者。”
   案例2：语文课上，教师声情并茂地读完了课文《小珊迪》，问学生“你喜欢课文中的哪些句子？哪些段落？”这时一名学生出乎意外地回答：“一个也不喜欢”教师尴尬一阵后不问情由地说：“这么好的课文你都不喜欢，那你喜欢什么？你的作文是不错，不过，这可是名家的作品，难道你能比他写得好？同学们，我们要虚心学习，不要自以为是。”（事后经同行了解得知，这名同学不喜欢这篇课文的理由是小珊迪都快要死了，还记得那一点点钱，不现实)
   案例3：在一节语文课上，一学生问：“课文写的是熊熊燃烧的大火，为什么只烧死邱少云一个人？如果是只烧死他一个人，就不能叫熊熊燃烧的大火。既然是熊熊燃烧的大火，邱少云身上的手榴弹为什么没有爆炸？”教师一时答不上来，便问其他学生谁会回答。有学生说“手榴弹可能是假冒的，根本不能爆炸。”也有的说“手榴弹里没有炸药,当然不能爆炸。”对此问题教师难以合理解答，只好说待课后查资料再解答（这个问题没办法查到相关资料，只有经过师生的进一步思考或者寻求同伴帮助解决）。
　　通过这三个案例，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案例1，教师变“抄袭”为“推荐”，教师机智巧妙的转折，是爱护学生、尊重学生、循循善诱的最好体现；案例2，教师不负责任地随意表态极不利于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案例3，教师的水平不足以支持他很好地解决这一突发事件，操起“课后解决”这一盾牌，显然也不是理想的解决办法。综合比较三个案例中的教师角色，第一例中的教师，是通过自己的智慧，随机应对课堂发生的事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可谓智慧型的教师；第二例中的教师简直可以说是鲁莽型的；第三例中的教师，处理问题缺少智慧、缺乏应变、缺乏创意，可谓欠缺型的。显然，只有教师通过自己非凡的智慧、敏捷的才思、渊博的知识、过人的胆识、合理的应变、丰富的经验、充分的准备、耐心的引导和平等的合作而使问题得以在课堂上解决的结果，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理想方法。只可惜，这种结果现实中确实很少出现。
　　有很多“课后解决”的事例，都存在相同的消极回避的特点。比如，小学语文教材《飞机遇险的时候》一课，在不同的课堂就出现不同的突发事件。如一学生问教师“假如小杨梅不是叶挺的女儿，周恩来会让伞吗？”又如“每个人都有珍爱自己生命的权利，周恩来不应该让伞。”还有品德课上学生问教师，“做好事不告诉他人是不是撒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还叫比赛吗？”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大多是因为学生的思维走进误区的结果，另一方面还要看到，只有学生在课堂上积极主动地、发散求异地思维，才能提出各种尖锐的问题。教师只有在积极维护学生的探究精神，热情主动地进行合作，随机应变地正确引导，用自己在知识与经验上的资源条件，机智地划定解决轮廓,既要限制事态的无序发展，还要提供必要的历史背景、时空差异，引导学生学会用客观视觉去看待问题，这样才能使学生携天真这笔财富走向成熟，成就人生。这样才符合课改所要求的营造主动、创新、富有实践性的课堂特点。对于那些是因为学生的阅历所限而导致的思维误区，则更需要教师作为学生的知识源，满足学生解决问题的要求。不难看出，如是因为教师的能力、知识、意识以及观念上的原因导致教师不足以满足课堂应变，才不得已而“课后解决”，显然是不应该倡导的。
　　诚然，“课后解决”也不是明令禁用的方法。人非圣贤，教师也绝非完人。这种方法可以在两种情况下使用：一是当课堂上遇到学生提出了既有影响又有价值的问题，师生都难以解决，且一时又没有资料可参考，在师生心理都可接受的情况下使用；二是教师有意要把课内学习延伸到课外，从而引发学生进行更深刻、更广泛、更自主的学习。比如，前面提到的《我的战友邱少云》所发生的事情，我看就有文章可做。教师完全可以在与学生的简单讨论中，肯定这场战争和邱少云这个历史人物的真实性，然后有意识引导到课外学习中。教师可以选择两种方案，一是可以让学生查阅关于邱少云的英雄事迹，参考课文内容，按照自己的想法，也写一篇《我的战友邱少云》，然后进行比较。二是教师直接引导学生，从各种文学体裁的区别去理解作者的写法，告诉学生课后比较报告文学和一般记叙文在真实性和代表性上区别。这两种方法，不仅可以解决课堂上发生的问题，而且可以使课内学习和课外学习很好地结合起来，更丰富了学生的学习渠道。只有这样，才能满足课改所提出的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帮助者的要求。
　　遇到课堂上的突发事件，切莫一厢情愿地武断扼杀学生的求知欲望，错过情感培养的绝佳时机。但“课后解决”绝不应该是通用方法。如果教师是用这种方法在掩盖自己的不足，避免自己的尴尬，而手执这一盾牌，采取迂回战术驾驭课堂，那就应该被禁。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是要求教师加强学习。依笔者所见，这个时候不能选择学学科知识，那是远水不解近渴，而是要通过学习，深刻理会课改精神，力求以新的教育观念，走到学生的内心世界，在备课时就站在学生的思维角度，尝试自主模拟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回答问题的全过程。要重新定位自己的教师的角色，建立和学生平等的师生关系，放下知识权威的这顶帽子，以合作伙伴的身份存在于学生之中。更要注意学生的心理体验，使学生在和教师的探讨中，体验学习的快乐，自行走到知识殿堂的门前，并产生渴望进人这座殿堂的向上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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