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物学观点或进化观点看，可以把科学或科学进步看作是人类为了适应环境而采取的手段。

　　科学发现总是革命的，创造性的。当然，即使遗传水平也有一定的创造性：新的试探造成新的环境，产生新的环境压力，从而对各级水平都带来革命性的后果。但只有在科学水平下才有以下两个新情况。最重要的是，科学理论可以用语言来表示，甚至可以发表。理论成了我们以外的客体，可以研究的对象。现在又成了可以批判的对象。这样，采用一个理论如果不能使我们更好地适应于生存，我们就可以甩掉这种理论——通过对理论的批判，我们可让理论代替我们死亡。

　　我认为阻挡科学进步的最大障碍是社会的，可分为两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

　　在经济方面，贫穷往往是个障碍。但近年来愈来愈清楚，富裕也会成为障碍；钞票太多的结果是思想太少。在这样的逆境中虽然也有进步，但科学精神却隐入危机，可能毁掉伟大科学，刊物激增可能扼杀思想：宝贵的思想反而被这种洪水淹没了。在意识障碍中人们看得最多的，是意识形态的偏执或宗教偏执，一般都带有武断而缺乏想象。历史事例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倒是：即使压制也能引起进步。布鲁诺殉难和伽利略受审对科学进步所作的贡献，归概根到底可能还大于宗教法庭对科学进步的反对。

　　新思想被忽视的事例很多，如达尔文以前的进化论、孟德尔学说。可以找到大批阻挡进步的障碍。

　　专横武断是阻挡进步的一大障碍。我们不但应当通过讨论使别的理论也能生存，还应当有计划地寻求新的理论；什么时候占统治的理论过分排斥一切，我们什么时候就应当感到忧虑。如果这种理论达到了一家垄断的地步，对科学进步的危害就更严重了。

　　还有一个更大的危险：一种理论，甚至一种科学理论，也会变成一种时髦思想，一种宗教的替身，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我的讲演第二部分的中心：科学革命同意识形态革命的区别。

　　在一个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在内）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或时髦思想的时代里，我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可能完全是由于宗教的衰落，由于我们这个无序社会未得到满足的不自学的宗教需要。除了各种极权主义以外，我平生目睹了许许多多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公开声明的非宗教运动。

　　第一个例子是哥白尼革命和达尔文革命，这两场科学革命都引起了意识形态革命。它们双双改变了人类对自己在宇宙中地位的认识，就这点而言，这是意识形态革命。就它们各自推翻了一种占统治的科学理论而言，又显然是科学革命。

　　我还要举例说明，有些重大科学革命并没有引起任何意识形态革命。 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革命，从科学角度看，同哥白尼革命一样伟大，也许更伟大，它改变了牛顿的中心信条，它鼓舞了一代物理学家，却没有引起一场意识形态革命来。还有许多重大科学革命都没有触发意识形态革命，像孟德尔革命。还有X射线、放射性同位素的发现以及超导的发现。这些都没有引起相应的意识形态革命。 最有意思的还是爱因斯坦革命。我是指爱因斯坦的科学革命，但它在知识分子中间产生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却足以同哥白尼革命或者达尔文革命相媲美。爱因斯坦的物理学中的革命性发现，一个是狭义相对论，它推翻了牛顿动力学，用洛仑兹不变性代替了伽利略不变性。这一次革命可满足我们的合理性准则：旧理论可解释为在低于光速的情况下仍然近似正确。

　　但科学革命不管多么彻底，都必须保留前人的成就，因而不可能真正同传统决裂。正是这样，科学革命是理性的。当然我不是说，这就意味着，凡进行这个革命的伟大科学家就应当是完全理性的人。恰恰相反，尽管我在论证科学革命的合理性，我却猜想，假如真正的科学家成了“不偏不倚”意义上的那种“客观的和理性的人”，那么我们将发现，科学的革命性就真会被一种针插不进的障碍挡住了去路。

　　波普（1902~　　），通晓自然和社会科学的一位英国科学哲学家，本文是他在1975年纪念斯宾塞会议上的演讲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