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清以来267年历史中，雍正算得上是又有“远见”，又有“福气”的皇帝佬了！

　　先说“远见”。当其驾崩前3年即雍正十年（1733）时，就仿佛于冥冥中预感大限将至而恶名追尸了。雍正六年时，湖南有位落第秀才曾静，致函四川总督岳钟琪，劝其起义。这位川督虽是岳飞21世孙，可并不想造反。曾信自成“逆书”，上列雍正10大罪：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外加怀疑诛忠和好谀任佞。将这曾静押到北京一审问，方知民间早已流传这些“诬谤之词”了。雍正也真有主意，竟赦免曾静，令其写悔过书（起名《归仁说》），雍正则点灯熬油，写了近8000言的自辩上谕，合辑成书，亲题书名为《大义觉迷录》，颁布全国，深入穷乡僻壤。另命曾静去浙江现身说法宣讲，为雍正洗雪罪名。这事儿今天看来颇为滑稽：皇帝自我辩护词和特赦死刑犯认罪书同版发行，实乃中国历史绝无仅有的奇观。

　　雍正自以为逐条批驳“诬谛十罪”，便可以消除官民对他的恶感了，殊不知“越擦越黑”，倒是他的后代比他聪明些，干脆从《清实录》中删去他的自辩上谕。这且不提。

　　继《大义觉迷录》后，雍正又相继编印了《上谕内阁》和《上谕八旗》。到了雍正十年时，他感到老是弄自我辩护词儿全国发行，未必能让官民诚服，遂琢磨出“摆事实”佐证自己是“勤政贤帝”的策略：速编《朱批谕旨》，也就是把他历年批注的密折汇集成书。本来雍正严令进奏者不准私留底稿，批复奏折必须交回，以及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等，极为保密。其下决心公开密折，完全是为了让全国官民明了他是如何夙夜匪懈地勤政治国的“好皇帝”，如其在自序所说：“天下臣民展读，咸知朕图治之念，诲人之诚。”《朱批谕旨》从雍正十年开始编纂，主编是鄂尔泰、张廷玉，另有刑部尚书刘统勋（即刘罗锅父亲）和词臣20名。全书至乾隆三年（1738）才告竣。但这部书并非真实原始史料汇编。同时代的礼亲王昭木连所著《啸亭杂录》（向为史家评为信史之著）中说，“付刻者祗十之三四”，大量涉及雍正继位、弑兄屠弟等等阴私机密类的密折，全都抽掉了，编进去的也面目皆非、一塌糊涂。专家考证，有的原折6000言，竟砍成600字。而且全部都由雍正亲自审定。

　　这样的东西，自难让后人信服。雍正恶名一直难去，且因这种把戏又添上条欺世盗名之讥。孰料雍正死去260余年后，竟获知音，小说、传记、电视剧，为之平反昭雪歌功颂德，而主要依据即其《朱批谕旨》，不能不感叹雍正之有“远见”、有“福气”矣——尽管他躺在清西陵地宫里（也许连其脑袋都没有了），但不留辫子的文艺家们却细数其发辫一样多的朱批奏折，为之编织“勤政好皇帝”的神话，虔诚得很呢！

　　诚可谓：“欺世盗名帝王策，歌功颂德奴才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