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

　　巴尔的摩 　　（David　Baltimore）

　　1938年3月7日生于美国纽约。高中时因母亲的建议参加了一个生物夏令营，从此走向生物学领域。1960年巴尔的摩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斯沃斯默学院，1964年获洛克菲勒大学博士学位。

　　他的成就远不止于科学研究，在教育、管理和参与制定科学政策等领域都极有建树，在关注艾滋病、美国的“对癌战争”、基因工程可能造成的危害、干细胞研究等方面，他都是站在最前列的领导者。巴尔的摩当过两个世界著名大学的校长，80年代在他就任洛克非勒大学校长期间，因著名的“巴尔的摩案件”被赶出该大学。但巴尔的摩最终赢回自己的尊严，重返科学界并受邀担任加州理工大学校长至今。 　　1975年，巴尔的摩因发现肿瘤病毒与细胞遗传物质的相互作用，与杜尔贝科、特明共同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巴尔的摩用新的分子生物学理论说明了肿瘤和艾滋病病毒破坏正常细胞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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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记

　　政界要人曾呼吁取消他的获奖资格

　　在到美国之前，我就被告知，我将要采访的第一个对象是一个很传奇很厉害的人物，他就是美国生物学研究的领袖人物、著名的加州理工大学的校长大卫·巴尔的摩。 　　在很多同行的眼中，巴尔的摩是美国生物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人物，70年代他发现了反转录酶，这种酶可以从RNA模版来合成DNA，将正常细胞变成癌细胞，这一发现大大增进了人们对癌症和艾滋病机理的了解，从而使他在37岁时荣获诺贝尔奖。

　　科研成果仅仅是他成就中的一部分，他是优秀的科学行政管理者，曾做过美国第一家政府和私人企业共同投资的白头医学生物研究所的领导，他管理过美国两座世界著名的大学——洛克菲勒大学和加州理工大学。他是科学界的领袖人物和社会活动家，参与了美国很多科学政策的制定，在美国的“对癌战争”、对艾滋病的关注、遗传工程学的发展与限制问题、敦促布什政府支持干细胞研究等前沿领域中，他都是领军人物。　　他的教育方式十分独特，既带有逼迫性质，又激发了学生的科学激情，他培养的很多学生也同他一样成为生物学各领域中的领导者，所以在他身边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基因集团。

　　但声名显赫的巴尔的摩同时也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他的同事评价他：“他是一个光芒四射的、善于雄辩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连其最亲近的朋友都会说他傲慢无情的人。”早在中学时期，巴尔的摩就开始进入生物领域，但他很少只跟一个老师，他只和能教给他东西的老师亲近，反之则明显地表示鄙视。在他读研究生的早期，其导师就称他是一位麻烦人物。　　巴尔的摩最轰动的事是“义麦利绪·卡瑞事件”，又称“巴尔的摩案件”。1986年在他就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期间，他的学生义麦利绪·卡瑞在著名生物学杂志《细胞》（《Cell》）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被人指控伪造数据，巴尔的摩为此反应激烈、态度强硬，认为科学本身不应受到审判，一时间成为美国政界和科学界的众矢之的。以美国国会议员丁格为首的政界要人和著名科学家共同发起，呼吁取消他的诺贝尔奖资格和将他逐出美国国家科学院。巴尔的摩坚持自己无罪，著名生物学家沃森曾主持一个听证会来调查此事，但以巴尔的摩拒绝出席而告终。　　他的回答偶尔闪现出凌厉的锋芒

　　这个著名人物伴随着他的翩翩风度和彬彬有礼出现在我们眼前，他比照片上显得柔和，在主动与两位博士握手寒暄之后，他只是对我微微颔首——显然他恪守着西方礼仪中不主动与女性握手的礼节。落座之后，他以一个漂亮的坐姿面对我们，眼里立刻流露出一个肯定的、表示可以开始的眼神。那是一种公众人物面对公众时的姿态，完美、守礼却不容亲近，即使是面对采访，他也是绝对的领导者。这样咄咄逼人的王者之风多少令我们不由自主地紧张。

　　然而他丝毫不令我们失望，在那样精明的外表之下，他的回答同样的精明、简洁。他总是一下能抓住我们问题的要点，严谨、扼要、肯定、措辞完美地回答问题，偶尔闪现出凌厉的锋芒。那听起来更像是政治家外交辞令的话语方式多少令我们不适应，但却无法不折服在他的威仪和他的答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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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

　　记者：您获得诺贝尔奖时年仅37岁，与其他众多获奖者相比显得相当年轻，获奖是否对您的研究和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巴尔的摩：我不认为这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由我的兴趣决定的，并不为获奖所影响。人们总认为获得诺贝尔奖就能得到很多钱，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那些给经费的人认为既然你已经获了诺贝尔奖，你的科研生涯就已经到了巅峰，再给经费没有意义。对我而言，我的大多数科学工作是在我获奖以后开始的，我认为即使我不获奖，我做的研究仍然是这些。相对而言，它对我的生活影响更多一些，它使我成了公众人物。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社会上是被当做一个非常特殊的阶层来看待的，人们非常尊敬我们，没有其他任何一个群体能受到这样高的尊敬，这就使我们必须对社会负起特别的责任。

　　记者：您如今已经是美国生物科学家中的领导者，您觉得是什么素质使您成为这样的人呢？

　　巴尔的摩：我对整个世界有着广泛的兴趣，我不是狭隘地指对科学研究、癌症研究和免疫学感兴趣，而是对自然的运转机制、社会问题、政治问题都感兴趣，所以这能让我在看问题的时候有更宽阔的视野，这是我成为领袖的原因。从小时候起我就天天看所有我能看到的报纸，仔细地读，不放过任何消息，主要读《纽约时报》。这对我的生活有着令人吃惊的影响。

　　记者：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并非不闻窗外事，但能像您这样同时成为科学领袖的人并不多呀？

　　巴尔的摩：很多书里都谈到领袖气质的问题，但我认为没人能真正理解这一点。我的意思是，在某种意义上，这并非取决于我怎么做，而取决于别人对我的反映。很多年来人们都很乐于听我说话，领导者并不意味着总是对的。（笑）

　　我认为同样重要的是我也听取别人的意见。我对每件事都采取一种科学家的方式，即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变的，你从来不对某件事做绝对的判断，总是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学习，更多的观念需要更新，所以我习惯于向别人学习，我也必须向别人学习。同时你也必须有自信，有时候说一些话、做一些事并不那么容易为大众所接受，这时你必须相信自己，我的人生准则就是这样。我经常为一些我认为是正确的、但别人表示怀疑的事而抗争，最终表明我是正确的。我的自信禀承自我的母亲。

　　记者：您能为我们展望一下21世纪这一学科的发展前景吗？有人说这将是生物学的世纪。

　　巴尔的摩：我从不理解人们为什么要说21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因为我认为20世纪下半叶已经是生物学的世纪了。自从沃森和克雷克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之后，生物学就变成非常重要和前沿的研究，其实在他们之前生物学研究已经相当热门了。薛定锷曾写过一篇名为《生命是什么》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感召下，很多科学家进入了生物领域，其中包括沃森和克雷克。　　生物学在现在的科学研究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基因组的序列向我们提出了无数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究足以推动科学的发展。我们所发现的每一个基因，以及基因组中每一个新发现的结构，都会是一个很新的课题。人有3万种基因，各种生物加起来就有更多的基因，在这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成千上万的问题需要研究，这会导致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

　　生物学在21世纪会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当然是了，好得不能再好了。正因为如此，各个领域的科学家们都被吸引进来研究这一方向，这个领域中的现象是如此地丰富和有趣，而且不仅限于生物学本身，甚至牵涉到社会学、语言学、行为学……

　　记者：人类的行为是由基因控制的吗？

　　巴尔的摩：是影响，不是决定。因为我们要受到环境的影响，我们的行为受到基因的限制。比如，不管我如何地努力，我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篮球运动员，我的基因没有给我这方面的天分，但却决定我能做一个生物学家。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会发现你的基因会指引你在某些方面发挥得更好一些，基因不同的特性决定你是成为运动员、音乐家还是生物学家。

　　也许到某一天我们就可以这样判定你是否会具有这样的天分，因势利导地使你直接发挥你的优势。但我们并不希望给人们一个简单的印象，那就是基因能决定一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很多不确定和不了解的事情，基因在各种现象中有不同的潜能和方向，在谈到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非常准确地说，这个人能干什么或不能干什么。只能说基因的特性可以让我们有一定的预见能力。

　　记者：我知道您很关注对基因工程研究加以限制的问题，那您对克隆人是怎么看待的？

　　巴尔的摩：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因为在目前的条件下，克隆人非常危险，我们连想都不应该想。即使现在克隆动物都还有很多不同程度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都不会想看到克隆人的出现，在科学界大家都很清楚，没有人会支持克隆人。如果我们解决了所有克隆动物的问题，我们一步步解决了克隆技术上的问题，再去考虑要不要克隆人。本质上来说，克隆人和孪生子没有什么区别，而孪生子在自然界是很常见的。

　　记者：您认为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家 是否从小就必须非常优秀，比如各门功课都要名列前茅呢？

　　巴尔的摩：我在中学里就不是最优秀的学生，但我是个好学生。过分注重分数的危险在于学习中的创造性被抹杀了。很多普通的学生在学校里功课不是很好，但进入社会后却很出色。在商业上成功的人大多不是在学校里考试成绩最好的。

　　很多美国式的英雄实际上是那些实业家，他们能追随自己的梦想，并全身心地投入去实现它，比如比尔·盖茨。这些人中不少在学校里功课并不好，他们一般很早离开学业，因为他们对社会实际问题有更大的兴趣。在这个社会中，通向成功的道路并不主要取决于考试的分数，而是抓住社会给你的机遇。无论研究科学还是经商，兴趣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敢于冒险绝对是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在硅谷有一句话：你永远不要相信从没有失败过的人。一般都认为失败是不好的事情，但我们认为失败是一个学习过程，失败乃成功之母，在所有的事上都知道正确的答案在人生中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加州理工大学绝不只看重分数。

　　记者：那是不是说您更愿录取分数低的学生或说您希望自己的学生都像比尔·盖茨？

　　巴尔的摩：如果让你误解了，那我收回我说过的话。我的意思是说分数也很重要，但考试仅有高的分数是绝对不够的，你还必须展现你的创造性和对人生主动出击的态度，那些有特长的学生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比尔·盖茨以前在哈佛大学时也是很优秀的学生。

来源：北青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