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Barlow,Robin(Sept./Oct.1970),Efficiency  Aspects  of  Local  School  Fin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78:1028-1040，表1。
　　在表1中巴泽尔发现，最高收入小组由公立教育转向私立教育以后，状况确实更好一些。中等收入家庭位于E组，关键投票者也位于这组，因此，税率处于均衡状态。但是，如果G组宁愿偏爱私立教育，它就会投票赞成最低的税收。当家庭按照他们所合意的教育水平数量排序时，G组将位于最底层，然后是A、B组等。在这种情况下，中间投票人将位于D组而不是位于E组，并且公立教育的数量水平是满足D组合意的水平。因此，G组选择私立教育时其处境就会更好。在使用私立教育的时候，G组通过获得其所合意的教育数量将会提高其地位，而这个数量不是满足E组所合意的公立教育的数量，但是它必须支付私立教育的费用。
　　概而言之，巴泽尔认为，高收入家庭转向私立学校的行为将会影响公立学校实际数量水平的投票结果，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随着投票确定的公立教育数量水平的下降，高收入家庭的边际收益／负担比率将从大于1下降到0。因此，在没有私立学校的地方，他们将会支持公立教育数量水平的提高，而在私立学校允许存在的地方，他们则几乎不赞成提高公立教育的数量水平。随着高收入家庭投票支持的变化，中间投票人即关键投票人的立场将具有向低收入者方向转移的倾向，并且对公立教育的支持水平和支持程度将会下降。第二，公立教育数量水平的下降又会反过来导致更多高收入家庭移出，这个循环的结果最终将使那些继续留在公立学校系统的家庭可以获得一个礼物，即在要求使用公立教育资源的家庭越来越少的情况下，随着教育数量水平的下降，对那些留下来的家庭而言，其平均税收价格也将随之下降。由此，巴泽尔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教育主要是一种私人物品”，而不是巴罗所定义的纯粹的公共物品。
　　如果继续讨论下去，我们会得知，对于F组中收入较低的那一半人而言，由于从G组获得的补助金的价值超过了没有获得最优教育数量所带来的损失，那么公立教育就会更受偏爱。显然，D组和E组在选择公立教育以后其境遇会好一些，C组大致也是如此。这些小组加起来几乎占所有家庭的60%，因此，即使教育是一项纯粹的私人物品，大多数的投票者也会支持公立教育，因为这将导致有利于他们的收入转移。这种收入转移的结果是以最高收入组为代价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收入最低那个组的境遇也将变得更糟一些，这是因为他们对已经获得和支付的教育的数量比他们所合意的数量要多。
　　再设想在一个公立教育是强制性的且私立教育被禁止的经济体内，他们的经济效率同公立／私立学校混合的情况下相比较又是什么结果呢？我们知道，G组在私立学校被允许提供的情况下比强制性公立教育情况下的境遇要更好一些。与满足E组的教育数量水平相比较，如果私立教育被允许存在，那么D组就会处于均衡状态，并且其境遇就明显要好得多。这时，A组至C组的情况也更好些，因为它们之间的差距变小了。但是E组和F组的情况又如何呢？虽然它们现在离它们所合意的位置更远了，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同A至D组一样，不但它们的税费降低了，而且它们还受益于来自于G组的补助金。由于补助金带来的收益大于由偏离合意的教育数量所引起的损失，所以其结果是F组在事实上也更好一些。这种帕累托最优政策的移动结果暗示着在经济的其他地方也可能存在着类似的全都受益的情况。
　　　　教育代金券的设想
　　为克服公共教育效率低下等问题，许多经济学家提出了代金券的设想，即福利国家应将教育的补贴直接给予教育消费者，而不是给予学校，这样就可以通过选择学校来强化消费者主权，而学校则会根据家庭的需求和消费者的偏好做出相应的反应，在学校之间引入竞争机制，优胜劣汰；此外，一般情况下，在私立学校就读的家庭无权得到任何补贴，代金券方案的另一个优点就是这些家庭可以凭代金券自行支付这笔费用，从而减轻了公立学校的负担即减轻了福利国家的财政负担。总之，代金券制度通常被认为可以增进经济效率，实现资源最优配置。
　　代金券设想的倡导者是新自由主义的弗里德曼(Friedman,M)和詹克斯(Jencks,Christopher)等经济学家，根据他们的设计，（注：Friedman,Milton(1960),Capitalism  and  Freedo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Jencks,Christopher(1970),Education  Vouchers:A  Report  on  the  Financing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by  Grants  to  Parents,Cambridge,Mass.Cambridge  Center  of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归纳起来，代金券应具有如下特征：第一，代金券设想的本质是教育应该部分地由私人来提供，通过补助金政策强制要求全社会接受学校教育，并制定一些名额分配和补差的制度以增进效率与公平。第二，所谓“补差”即获得的代金券不够支付全额学费时，家庭可以自己支付剩余的部分、或者在不实行补差制度的情况下对低收入家庭在代金券的基础上给予一定的补偿性增量，以实现向那些贫富学生比例严重失调的学校转移资源。第三，代金券的价值以公立学校中的平均支出为标准、或低于这个标准。总体来说，基础代金券应满足公立教育的全部支出。第四，学生可以选择任何学校来消费代金券，不论是公立还是私立的；学校也可以完全自由地选择学生。第五，对需求大于供给的学校应给予限制，因为至少大部分名额需要通过投票来最终予以决定。
　　但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代金券的设想是值得商榷的。（注：Barr,N.(1998)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Sta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347-351.）例如，在经济效率方面，如果家庭和学生本人不能获得充分相关信息的话，就不可能对学校的标准进行监督、鉴别和选择。再例如，就公平这一目标而言，代金券制度对中产阶级的家庭来讲非常有利，但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这是以牺牲社会底层群体的利益为代价的，因为代金券制度在根据社会等级对教育进行分配（质量和数量）的过程中可能更加助长了不公平的因素。最后，公平问题因此就转化为两个群体之间权利的平衡问题，由此代金券制度有可能导致降低社会的凝聚力。
　　　　信息不对称与贷款市场不足
　　与失业等相比较，信息不对称问题对教育来讲并不十分严重，它仅与竞争的可行性有关系，即与教育的供给和学生贷款的私人市场供给有关。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学生贷款私人市场供给不足问题会引发许多其他问题。例如，从效率的角度讲，如果一个人连最基本的食物也负担不起，那么，不仅存在不公平，还存在着效率损失。在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中，学生可以以他们未来的收入作为抵押来进行融资，但现实中资本市场是不完善的，贷款机构需要的抵押物是物质资本以及金融财产，而不是人力资本的预期；这就将导致消费不足，从而为政府提高经济效率和维护社会公正而进行干预提供了一个理由。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当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与日益增长的个人收入联系起来时，在一定范围内也会自发地形成私人部门向有前途的学生提供贷款的市场或“地下市场”。（注：例如，加纳就存在这样的现象，商界的一些中年妇女向一些很有前途的年轻人提供贷款，资助他们去英国学习法律或医学，她们提出的惟一条件是，当他们学成回国后必须娶她们为妻，以保证她们老年生活无忧。加纳特定的文化传统氛围很有利于这种私人“贷款市场”的形成，因为在加纳，忽视自己赞助人的责任是为世人所不齿的。）
　　政府干预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形式：国家对私人机构向学生实施的贷款进行担保，也可以自己提供学生贷款，或者为教育提供资助，等等。
　　北美和南美地区的一些国家贷款机构的正式结构是各不相同的，一般来说，政府是大多数国家教育贷款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但有时资金也来源于一般的政府收入，甚或成为教育信贷征收的一个税种；许多机构从泛美发展银行(IDB)或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得到贷款援助，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各中央政府必须通过筹集对等的资金或其他方式向这两个组织做出贡献。北美与南美地区的有关机构广泛地开展国际合作，如通过泛美教育贷款协会(APICE)促进以学生贷款模式进行国家和国际间的高等教育融资发展，并邀请公共和私人部门广泛参与，以使其对各国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做出贡献，除了对学生贷款机构提供技术性帮助，泛美教育贷款协会还召开泛美教育贷款会议，每两年一次，为培训机构成员的技术专家提供讨论会和交流教育贷款方面的信息。教育贷款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支付学费，还可以帮学生支付生活费用，而且无论学生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学习，都可获得贷款；有些国家，地方教育贷款的功能还包括奖学金这样的经济援助计划。
　　　　政府／市场的混合提供
　　尽管政府在教育方面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但是私人部门仍然可以独立完成其中大部分的工作而不需要政府的帮助。公共部门的作用也是必需的。例如，为保护一些儿童不受家长错误决定的限制——虽然教育服务部门本身并不一定需要政府在这方面做出努力——政府可以通过给予鼓励和提供法律保护，以惩罚违法行为并进行监督检查，甚至出资，而无须亲自介入校舍建设和聘请教师的具体事务。即使是像考核学生这样的任务也可由学校自己解决；而且，政府仍然可以对私立教育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决定学校的具体课程，还可通过监督体系对教学质量进行监督。
　　有些经济学家主张，政府能够也应该决定学校教授哪些课程或技能，以保证受教育者能够达到“基本的”训练目的。这当然也并不是说政府应当在教育问题上保持中立，听之任之。许多国家都愿意为此而大力推广教育事业，但也有其他一些原因促使政府重视教育。例如，政府会希望通过办学来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减少贫困等。
　　图1　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分别作为教育服务的购买者和生产者
　　附图
　　从图1可以看出，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可以远远大于人们对其支付能力所能够承受的程度，这是很必要的。在这方面，政府有许多方式可以使用公共资金购买来自私人部门的教育服务。但各国的情况多种多样，几乎不可能概括出一个恰当的、公私合作的办学方法。每个社会都应当自己决定政府在教育事业中的责任以促进公民素质的提高。教育的广度与质量在各个国家也不尽相同，但是，高速的经济发展总是与更长时间的职业培训和分工更细的专业相关的。不论怎样，政府可以多种方式支持教育，可以是善意的忽视，也可以是对私人办学者的资金援助，甚至是政府直接提供教职人员。许多国家都实行混合教育体系，即同时存在着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它们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国家对教育的评估
　　国家的干预还体现在对教育的评估方面。西方国家对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的评估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体系。例如英国制定了年度课程设置的发展计划，特别是强调实施国家必修的课程设置，这些计划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更新。英国曾对剑桥大学开展多次评估，并据此勾画出了大学发展计划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大致轮廓，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组成了一个评估小组，设计了一个包括四个步骤的发展循环过程：审计——学校检查自身的能力和弱点；计划构想——包括选择发展的重点和所要实现的具体目标；实施——开展计划的各个项目；评价——检验实施的成果。这个评估计划规定，年度计划应集中在三到四个重点项目上，当年的项目应在计划中详细制定，对今后二三年的长期重点项目只需要在计划中做一个大概的描述即可。
　　剑桥模式的功绩被认为在于它们重视对每个具体的重点项目、目标和成功的标准进行自我评价（循环过程中的审计和评价两个步骤），因此，这种方法可以克服整体目标不明确的弱点，这是自我评价的特点。也就是说，剑桥模式使实施和评价的过程交错进行，最后，在计划周期结束时进行总的评估，它包括检查所有关于重点项目的报告和组织学年最正式的评价活动。（注：关于教育评估的详细资料请见Wilcox,Brian(1992),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  of  Schools,in  ed.Pollit,Christopher  and  Harrison,Stephen:Hand  Book  of  Public  Services  Management,Biackwell  Publishers,pp.47-58.）
【参考文献】
　　1.Barr,N.(1998),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State,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Barlow,Robin(Sept./Oct.1970),Efficiency  Aspects  of  Local  School  Fin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78:1028-1040.
　　3.Barzel,Yoram(1995),Productivity  Change,Public  Goods  &  Transaction  Costs,Elgar  Edward  Publishing  Inc.
　　4.Jencks,Christopher(1970),Education  Vouchers:A  Report  on  the  Financing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by  Grants  to  Parents,Cambridge,Mass.Cambridge  Center  of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
　　5.Samuelson,P.A.(Nov.1954)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Wilcox,Brian(1992),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  of  Schools,in  ed.Pollit,Christopher  and  Harrison,Stephen:Hand  Book  of  Public  Services  Management,Blackwell  Publish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