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资料收集方法：本次调查采取问卷法收集资料。问卷中将赡养分解为“照顾父母”和“金钱资助父母”，顺从分解为“尊敬父母”和“顺从父母”，悦亲分解为“体贴和令父母开心”和“经常问候父母”。本次调查于2001年10月由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组织完成。
　　　　　　结果与分析
　　1.三代城市居民对孝道态度的自我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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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城市居民的孝道态度，从赡养、顺从和悦亲等三个方面来进行。表2的结果表明：就赡养层次看，在“中国人照顾老年父母是他们的责任”上，三代城市居民持赞同态度分别为91.9%、92.5%和92.5%，基本一致。而在“中国人在金钱上资助老年父母是他们的责任”上，赞同态度随年龄递增而呈下降趋势，青年代77.4%，中年代70.4%，老年代71.6%；同时，不赞同态度呈明显的上升趋势，青年代4.1%，中年代7.5%，老年代16.5%。这说明年龄与赞同态度呈负相关，即年龄越大，越不赞同。
　　对顺从层次分析的结果则是，三代城市居民对“中国人尊敬老年父母是他们的责任”均持非常肯定的态度，青年代、中年代、老年代的肯定态度很类似，分别为93.4%、93.5%和97.5%。而在“中国人顺从老年父母是他们的责任”上年龄越大，越倾向于赞同。青年代、中年代、老年代的肯定比率分别为43.1%、57.3%和66.1%。
　　就悦亲层次看，三代城市居民在“中国人体贴和令老年父母开心是他们的责任”和“中国人经常问候老年父母是他们的责任”上，年龄越大，越倾向于赞同，也越需要精神上的抚慰和孝心表达。青年代分别有87.4%和86.2%，中年代为90.5%和93.5%，老年代就更高，分别有94.5%和97.5%。这说明“悦亲”层次依然在全社会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
　　2.三代城市居民对“老年人期望他们儿女履行其责任”的主观评价
　　让受调查者对“老年人期望他们儿女履行其责任”进行主观评价，实际上是一种“换位思考”的方法。那么，“换位思考”之后，三代城市居民对孝道态度的评价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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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表3的分析，就赡养层面来说，在“老年人期望儿女照顾”和“老年人期望儿女在金钱上资助”的评价上相差明显，在选择“完全是”上，青年代分别为24.5%和5.8%，中年代分别为39.6%和18.8%，老年代分别为53.7%和30.3%。但是否就说明他们之间确实存在很大区别?这种情况，虽然能表明三代之间存在差别，但更能说明被调查者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因为青年代是15-22岁，正处于被父母照顾和金钱资助时期。他们对老年人状况的认识，主要从自己父母及同辈群体的父母中去了解，并由身边事实去推论全社会，其比例理所当然较低。作为32-55岁的中年代，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抚育下一代，他们的父母作为城市居民，一般有国家的各种保障，不大需要自己照顾和金钱资助，在当前大量失业情况下，许多儿女还要从退休的老年父母那里寻求金钱资助，其评价较低也是情理之中。老年代完全作为自身立场的发言者，对需要照顾和金钱资助有切实的感受，评价肯定较高。
　　从顺从层面看，青、中、老三代城市居民对“老年人期望儿女尊敬他们”的评价一致，持肯定态度的比率分别为90.4%、97.5%和96.0%；而对“老年人期望儿女顺从他们”的评价则区别明显。青年代的评价态度较消极(67.7%)，中年代次之(77.6%)，老年代最积极(85.7%)。从悦亲层次看，三代城市居民对“老年人期望儿女体贴和令他们开心”的评价较一致，青、中、老三代的肯定比率分别为88.2%、93.4%和94.6%。在“老年人期望儿女经常问候他们”上随着年龄的递增，态度也越趋肯定。尽管三代之间存在差别，但孝道态度的悦亲层次依然深存人心。
　　3.三代城市居民对自身孝道行为的报告和对周围人的孝道行为的主观评价的具体情况及对比分析
　　探讨三代城市居民的孝道行为，从他们对孝道行为的自我报告与对他们周围人的孝道行为的主观评价之间进行比较来进行。通过对表4和表5的对比分析，来探讨三代城市居民的孝道行为之间的区别和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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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孝道行为的赡养层面上，表4(Ⅰ)表明，三代城市居民在“照顾父母”的行为上，老年代比青年代高出很多，而表5(Ⅰ)中老年代和青年代之间的差距较小。通过表4(Ⅰ)和表5(Ⅰ)对比分析，老年代对周围人的主观评价比自我报告低了17.3%(65.8%-48.5%)，而青年代则高出了11.9%(39.0%-27.1%)。因此可以说，表4(Ⅰ)的自我报告受到了主体实际情况的限制，因为青年代大多数正处于父母照顾；表5(Ⅰ)则比较客观地反映了现实情况。
　　对于“金钱资助父母”方面，表4(Ⅱ)和表5(Ⅱ)则呈现出相反的差异趋势。表4(Ⅱ)表明，三代城市居民的“金钱资助父母”行为是年龄越大，越趋肯定；而表5(Ⅱ)对“周围的人在金钱上资助父母”上是年龄越大，评价越低。其中突出的矛盾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老年代在自我报告中给予肯定评价超过一半(52.1%)，而在对周围的人的孝道行为给予否定评价，比率也超过一半(52.1%)；另一方面表现在于青年代和中年代，他们在自我报告中给予肯定评价分别只有16.1%和24.8%，而在对周围的人的孝道行为给予肯定却分别是37.5%和28.9%。这既反映出老年代在对“金钱资助父母”孝道行为的现实不够满意的情况下，更加认同其原有的孝道行为；同时也反映出，青年代在求学和就业的重负下，以及城市中较普遍的失业现象(下岗者很多是中年代的成员)，使他们从金钱上资助老年父母心有余而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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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顺从行为来分析，三代城市居民在“尊敬父母”行为上，无论是自我报告(表4)，还是主观评价(表5)上均存在差异。而且，三代城市居民在自我报告与主观评价中的肯定态度均存在比较大的差距。表4(Ⅳ)表明，三代城市居民自我报告在“顺从父母”上也表现出显著差异，青年代持肯定态度的为43.2%，中年代57.0%，老年代70.2%；而在表5(Ⅳ)中对“周围的人对其父母顺从”的主观评价上却较为一致：青年代、中年代、老年代持肯定态度的分别为33.0%、42.3%和42.9%。表4(Ⅳ)和表5(Ⅳ)对比，三代城市居民在自我报告与主观评价的差额分别为10.2%、14.7%和27.1%。如何解释这种矛盾现象?首先是因为调查对象“自我服务偏向”而导致的结果，每人对自己行为进行了美化。另外，这既是孝文化中顺从观念的深入国民性的结果，几千年沉积下来又深入国民性的孝文化，“尊敬父母”和“顺从父母”等仍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而存在国民的心性之中。因此即使“顺从父母”在当代已没有好名声，但考虑到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却仍然从“自我照顾”——即“表明自己是孝子或孝女”出发，将自己的顺从行为进行了过高的报告。而通过对“周围的人对其父母顺从”的主观评价，则较接近社会现实。从而说明，“顺从行为”仍然被认为是孝文化中的组成部分，但也必须承认，实际生活中年龄越轻，顺从父母的观念越淡，行为越少。
　　从悦亲层次看，表4(Ⅴ)(Ⅵ)和表5(Ⅴ)(Ⅵ)表明，三代城市居民之间，对于自身孝道行为的自我报告和对“周围的人对其父母履行其责任”的主观评价基本一致，而且比例均比较高。说明孝道行为的悦亲层面，仍然在现代社会中得到了传承和发扬。
　　　　　　小结
　　通过表2至表5等内容的分析，可以得出当代孝文化的主要特点：
　　1.孝文化仍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当代社会成员中——无论是经历过新旧社会制度的成员，还是新社会制度下成长的成员，对“照顾父母”、“尊敬父母”和“体贴父母和令他们开心”，有着相当认同性。这构成了社会成员孝道态度最坚实的组成部分。孝文化仍然是一种较为突出的中国国民性。
　　2.孝文化从他律性向自律性转变，从人格尊严的不平等向平等转变。根据三代城市居民对待“顺从父母”具有显著性差异来分析，年龄越小，越趋向反对，也即表明由原来的无原则顺从父母的他律性状态，向按自己的原则对待父母的要求这种自律性状态转变。另外根据三代城市居民对待“悦亲”具有显著性差异来看，说明年龄越轻，越趋向要求与父母拥有人格和尊严上的平等权。
　　3.社会存在着一种以物质层次的孝来取代精神层次的孝的趋势，社会成员较为重视生活照顾和金钱资助，但在精神慰藉、体贴、关心和经常问候方面存在不足。随着年龄递减，存在着一种在金钱上资助父母赞同率逐渐增高，而经常问候父母和加强精神沟通的赞同率降低的倾向。这是一种以物质层次的孝道来取代精神层次孝道的不良趋势，这也是当前物欲主义在此领域的不良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