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六）
    
    　　（六）黑暗笼罩下之城市
    　　一九三七年八月九日，日本军官一人和陆战队队员一人，驾车驰往上海西郊虹桥中国军用飞机场附近，被击身死，于是上海和扬子江三角地带，成为中日两国的战场。
    　　中国军队在八月间采取攻势，想把日本军队逐出公共租界的根据地，这努力是失败了，中国军队一面数次移动阵地，一面继续抵抗日本海陆空军立体的压力，直到最后因日军已完成包抄的形势，乃不得不于十一月十四日从上海附近撤退，中国军队这种英勇的失败以及英雄的抵抗，便是扬子江区域内战争的特点。
    　　日军在占领上海苏州杭州广大面积内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后，继续推进，而于十二月十三日攻入中国的首都――南京。
    　　日军急速向前推进，跨越中国人口最稠密地方最安闲的一个区域，凡铁骑所过之处，生灵涂炭，精华毁灭，这一章所搜集的几篇报告，很忠实地描写出悲惨的轮廓。
    　　一位外国观察家曾有几次去过那些地方（在占领以前及占领以后），据他审慎估计，这一次的扬子江三角地带战争的结果，至少有三十万中国平民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其中一部份是惨遭屠杀的。他说，日本兵强迫老年人和孩子运送重量过大的东西，等他们力竭倒地时，日本兵就用刺刀斫戳，掷入路旁的小沟里。日本兵对于已死的人也要加以虐待。日军所过的地方，有许多中国坟墓被发掘，棺木被焚毁。据他观察的结果，认为日军向南京推进时，曾采取一种有计划的恐怖政策。
    　　一位英国记者赴松江（上海南三十里）视察后，曾于一月十四日致电伦敦，报告具体的事实如下：
    　　“松江以前曾经做过戈登将军指挥常胜军时的总司令部，是沪杭路上一个繁盛的县城，现在却呈现着满目荒凉极度破坏的景象了。接毗的市县已为轰炸所毁，几乎没有一所房屋是完整的。断垣残壁，焦土灰烬，这真是可怕的景象。所看见的生物，只有野狗，因吃了死人肉，而不自然地臃肿起来。松江全城本来可以容纳十万人左右的居民，我却只看见五个年老的中国人，躲在法国教会的一幢宅子里，流着眼泪，他们已经断食，恳求我带到上海来。
    　　松江的情形可以说明上海南京间广大繁荣的三角地带内的整个情形，并且也正可以表示这是历史上人口移动规模最大的一次。几万几十万甚至是几百万的中国人，事实上已经离开了这一个区域，但谁也不能够答复这问题：他们究竟陷入了怎样的境地？从上海到松江这三十里路程的范围内，宛如一片沙漠，但见已经收割的熟稻，倒在田里发霉，焦黑的废墟，毁去的村舍，点缀着沿途的景色，可怖的臃肿的野狗还守望着原来的田园。
    　　路上遇到许多队开回上海的日军。那些日本军队都满载而归，看上去非常有趣。战马拖着黄包车，车上装满了箱笼皮包，日本兵却骑着驴、黄牛、甚至水牛，活的猪猡缚在炮架上，劫掠队一路所搜获的大鸡小鸡，也随军带来，有一处，我看到日军大批的轻重车辆和几尊野炮，同时我又看到几千箱的啤酒瓶，已给日军喝空了。”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是中国的威尼斯，是京沪路上一个山明水秀的城市，离上海约五十里，除铁路以外，还有几条新筑的公路可通。凡到中国来作简单旅行的外国人，都知道苏州。平常的人口约有三十五万人。自中国军队退到上海附近后，事实上未经设防的苏州，即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陷入日军的手中。
    　　下面关于苏州情形的一篇报告，是一位美国人写的，原文见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上海密勒氏评论周报增刊《中国之毁灭》号内，编者曾有这样的按语：“本文作者已侨居中国三十五年，姓名不便宣布，他目睹日军的恐怖残暴行为，所以他的报告非常真切。”原文如下：
    　　“十一月第二个星期内，日机开始向苏州市区投掷高爆度炸弹，于是美丽古雅的苏州城所有三十五万居民――年老的年青的和残弱的，面对 着令人厌恶的野蛮势力，成为无法挣扎的可怜虫。
    　　“大量的炸弹从天空掸击而下，猛烈爆炸，肢体、尘垢、砖石和泥灰，不断飞腾，好像一道道的瀑布，这真是骇人的景象，可怖的疯狂的场面，使我们不敢正视，不敢留恋。日机整天在头上飞翔着，投下死亡的礼物。
    　　“轰炸的最初几天内，惊怖欲狂的苏州居民大多数躲避到防空壕里。后来因为空袭的次数太多了，我们便讨论继续躲避在防空壕里呢，还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照常工作，结果我们决定照常工作。
    　　“十一月九日，日机散发传单，提出警告，谓三天以后，苏州全城将遭更猛烈的轰炸，那是可能的吗？我们已经是住在事实上的地狱中了。古老的苏州城将被毁灭，这一个警告，，使我感到现实的太可怕，使我无法以适当的字句来形容不久就要出现的悲剧。当我看到大大小小，男男女女，成群结队的老百姓，带了很少的行囊，离开他们的故居时，我觉得凄怆万分，这一种情绪我是无法传达给你们的。
    　　“民船，黄包车以及其它车辆，此刻都没有了，大部份的难民必须徒步奔逃。我和另一同伴在事前曾经从中国军队方面取得民船两只，到了十一月十二日的晚上，我便设法把第一批难民用汽艇拖往广福。我立刻重回苏州，想连送第二批难民。但两只民船给中国军队扣去，只剩下一艘汽艇，我将汽艇交给同伴，他和其他朋友，又向广福出发。
    　　“进城已经太迟了，所以我和朋友在城外一个冷落的医院中过夜。而这正是日机大举空袭的一夜。只有上帝以及未逃出城的人他们，知道那一夜的恐怖滋味。日机先向全城及其四郊放照射弹，后是以急速的飞行散播死亡的种子，没有人知道日机向这一个不设防的城市，到底掷了多少枚炸弹。在整整十二个小时，落下的炸弹，密如雨点，我的朋友睡在地板上，有几次我躲到床底下，奇怪得很，我感觉到床底下比较安全。
    　　“天一明，我就起身进城，我们所目睹的死亡和毁灭，为惨状远非任何笔墨所能形容。我们的心里真难过极了，昏闷极了。一位中国牧师领导着难民一千人往广福去，这是唯一令人快慰的事情，然而，这也是如何悲惨的一种景象呵！小孩子、老头儿、老太婆、跛足的、以及枪弹、炸弹轰炸下的残废者，跟随着牧师蹒跚前进，我想起了当初的基督。两天以内，五千个难民从苏州移送到广福。
    　　“我自己也到广福去，直到十一月二十一日，始回到苏州，到达苏州时，日本兵抢掠的行动，已经很为活跃了。但教会和财产尚未蹂躏。从那一天起，直到十二月十一日为止，我们差不多每天来往于苏州广福之间，我们看见每一家银行，每一家店铺和每一间住宅，都已门户洞开，日本兵进进出出，川流不息，好像是一群群的蚂蚁，背上驼着一捆捆的丝、野鸭绒被、日用商品和各种家具。
    　　“可是，有一次我们终于发觉教会的产业也大遭劫掠，一幢房屋的正门、旁门和后门都被撞开，校舍和住宅的大门，显然给斧头和枪刺所戳破。大大小小的房门均蒙光顾。各式各样的箱子均蒙检阅。凡是不需要的东西，任意投置，地板上凌乱不成样子，在我的住宅内杯盘狼籍，显然经过了猛烈的抛掷。在一个朋友的家里，地板上一架梵哑令，损坏到不堪修理的程度。
    　　“另有一次，我去察勘晏成中学校舍。日本兵不知道我突然前往，所以我在校舍和他们狭路相逢。他们正在拼命打开一具保险箱，一个兵用鹤嘴锄斫柜门，另外几个兵想整个粉碎保险箱，更有几个兵则搬动校长和教务长室内的桌子。当我往别处找寻译员时，他们带了家伙扬长而去。要是再过一个钟头，保险箱就要打开了。
    　　“离开校舍时，我们听到来自教堂的音乐声，走进教堂，看见一个日本军官按着钢琴，几个日本兵搬动议会室内的桌子。我斥责他不应该放纵士兵来劫掠教堂，他表示歉意，立刻走出。
    　　“第二天早晨，我们再到晏成中学，保险箱门终于给日本兵打开了，抢去约四百块钱，有趣得很，那些匪徒把发薪信封内的三百块钱，丢在地板上，大概以为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信件。同时，据我们检查的结果，另有几处教会房屋内的保险箱，以及银行商店内的大保险箱，均遭日本兵破坏，把所有的东西携去。日本军队的“好纪律”，显然是无稽之谈。
    　　“老实说，关于苏州的大规模的劫掠行为，我们与其责罚个别的士兵，不如责罚整个的日本军队。为什么呢？因为赃物的数量并非个别的士兵所能随便带走，事实上我们看见许多赃物是以军用卡军装运的，有一辆军用卡车，满载中国红木家具，停在日军司令部门口。
    　　“日军占领苏州后，我们第一次回去的时候，看见街道尸骸累累，而那些尸骸足足搁了十天。我们后来再到苏州的时候，看见野狗肥胖了许多，建筑物的毁坏，也同样可怜，损失的总额在百万元以上。
    　　“以上所述固已令人惊骇，但最痛心的事情还在下面，就是日军侮辱各种阶层的妇女。兽欲勃发的日本兵到底奸污了多少妇女，恐怕没有人能够估计。我个人知道许多次强奸的事情，因此查信我接到了一节报告，纯属确实可靠。不过，我们也无须加以估计，因为九千五百次或九千六百次的强奸，对于这种滔天的大罪恶，究意会有什么区别呢？有一天早晨，我在广福遇到东吴大学的一个学生，他含着眼泪告诉我，日本兵强奸了他的美丽的姊妹。我还看见许多乡民，坐在路边发抖，因为一队武装的日本兵把他们驱逐出来，截留了他们的老婆和女儿。
    　　“那一晚，一个中国人恳求我住到他的家里，去保护他的女儿和几个避难的姑娘。我答应了，确乎做了一件好事。当夜十一点左右，我为电筒的闪光所惊醒（电光从门顶上的小窗射入）。有人在我耳边低语：“日本兵来了”，我手执电筒，冲入隔壁的房间。我瞥见三个日本兵用电筒闪照着在地板上的十多个姑娘。我的出现使他们大吃一惊。当我怒声训斥时，那些匪兵匆匆下楼。在紧张的关头，主人没有离开我的身旁。
    　　“我必须讲出这一件事情，否则，我的良心上不会安宁。要是有人相信在华的日本军队确欲使中国人民过着更好更愉快的生活，那未，请他去观光一下南京上海间二百里以内的情形罢，请他去目睹难于令人相信的荒凉和破坏的景象罢。在六个月以前，这一带是地球上人口最绸密的区城，是中国最繁荣的部份。
    　　“可是，如今一个观光者所能看到的，只是被轰炸蹂躏的城市，化为灰烬的乡村和小镇，农田是给荒芜了，只有很少的老翁和老妇，凄凉地耕种“福地”。牲口有的是给杀掉了，有的是给抢去了。凡是配备着现代武装的野蛮军队所能实现的各种破坏行动，日本军队是样样做到了。
    　　“被迫离开田园的那些老百姓，如今究竟在何处呢？
    　　“无数的老百姓是给杀死了；许多人已经残废，终身残废；还有许多人倦伏在收容所中，或藏匿在山洞里，不敢重返荒芜的田园，空无所有的店铺和完全破坏的事业。就是有人敢回去，疯狂的日军也不准他回去。
    　　“鉴于以上种种事实，控制交通线的日军，向全世界宣称他们现在正使中国人民重返故居，去过和平而丰满的生活，这真是无耻的欺骗呵！”
    　　芜湖是扬子江流域一个相当繁盛的商埠，东北距南京五十八里，距上海二百六十三里，约有人口十四万。许多年来，芜湖也是一个重要的教会中心。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日，即在南京陷落的三天前，日军攻入芜湖。以下几段是从一位外国教士的信件中摘录的，叙述日军占领芜湖前后直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为止的情形：“自战争扩展到芜湖后，你们定必牵挂我们，好像我们牵挂你们一样。我将此间发生的若干事情，作一简单的报告。试从十二月五日说起，我希望这概括的叙述，可以使你们明了这艰苦期间我们所处的环境。
    　　“十二月五日的礼拜日，我们都在教堂内做礼拜，突然听到天空的飞机声（这渐成惯常的事情），立刻又听到连续的可怕的爆炸声。大家一齐起立。我们当时主张打开窗门，认为无须惊恐。我们继续进行礼拜的仪式，约十分钟，又听到更多次的可怕的爆炸声。我们赶到教堂前，看见怡和洋行的一只船已起火燃烧，火车站一带似乎冒着浓烟。几分钟后，飞机似乎要离开了，我吩咐把汽车开到门口，车夫却已失踪，我不得不偕职员一人亲自驾车前往，在飞机去后半小时内，我们赶到江边马路，将受伤的平民分批送入医院。我们到舰上，始知有许多弹片击中该舰。巴洛舰长略受微伤，水兵忙着抢救落入水中的受难者，舰上的军医忙着给予初步的治疗。一艘英国的海军船与已起火的德和轮并舷而行，援助抢救船上的旅客。太西公司的大通轮，恰也驶近船身，准备动作，但也为弹片所击中，幸未起火，立刻驶往对岸。整个下午及晚上，赴医院的受伤者有一百人，其中八十人须住院治疗，医生施行手术三十次。
    　　十二月五日以后，我们所过的日子很兴奋很紧张。日机接连来轰炸三天。各路自早至晚都塞满了赴四乡逃难的民众。悲惨的景象从我们的门前络绎而过。合家大小携带了随身的被服，流亡到丛山和荒郊，大人背负或肩挑孩子，愁眉哭脸，形成不断的行列……
    　　“占领芜湖的日本军队，十二月十日以后，数量愈见增加，在铁路江边和太古公司江边等处，构筑炮兵阵地。日本兵对付未及撒退的少数中国兵，极尽残暴之能事，对付在行动上稍有不满的平民也是如此，看见任何民船或舢板驶往对岸，就开机关枪扫射。有一只船漂荡到医院前的岸边。船中三人都已受伤，入医院治疗，一个身中十弹……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于芜湖
    　　过去的十二月，每天都充满了紧张、困难和有时是危险的经验，但迄今为止，住在我们的医院基地内的难民一千四百人（他们信赖我们能够加以保护），完全无恙。日本兵时常要求走进院门或攀墙而入，一千四百个难民挤在只够容纳四百人的地方，要照顾他们食住卫生和秩序各项问题，所以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为了维持他们的生活，我们每天须运用我们的机敏、耐心和忠诚。
    　　“在占领芜湖后的第一个星期内，日军对于平民滥施虐待屠杀，对于住宅恣意抢劫。超过我旅华二十年中所经历的任何事变。中国兵不会侵扰芜湖外侨的财产，日本兵却不然了，他们侵入外侨的住宅，大肆掳掠。有两三处因有几位美国人看守，始克保全。
    　　“此间并未经过激烈的战斗，所以芜湖的情形，或不及其他许多地方那样严重。日本兵似乎特别搜索妇女，以供污辱，在若干天内，救护这些妇女便成为主要的活动之一。只要听到有妇女藏匿在什么地方，我就不稍迟疑，驾车出去寻觅，有几天，我甚至出去四次，载回年青的妇女和姑娘，即使我们的汽车从未尽过别的义务，这几个星期内工作的价值，也是够本而有余了。这几辆汽车是现居密歇根州阿尔坪和安亚波的朋友们离去时送我的，我想用什么方法向他们表示特别的感谢。要是没有这几辆汽车，我们就毫无办法救护这些妇女或装取一切必需的食用品。
    　　“我经常与日本军事当局和最近到芜湖的日本领事接触。他们确切表示坚决保护美侨的生命财产，我则利用我所有的一切力量和影响，使他们约束士兵，不再虐待中国平民。他们并确切表示，他们已禁止士兵侵害中国人或强迫中国人服役。大多数的军官也希望不再发生这些暴行。可是话虽如此，中国人，尤其是女人，走到街上去，仍不安全。两天前，我差遣医院中两个仆人去试行五次，结果身上的银钱被劫。并被迫充当夫役。我立刻致函指挥的长官，提出抗议，他来信道歉，并返还银钱。但不受美国医院保护的那些人，则绝对没有补救的机会。
    　　十二月十三日，日本兵扯下属于医院的一艘船上的美国旗，我立刻赶去，用竹竿把旗子从水面捞起，带着湿淋淋的旗子去见日军的指挥官。我也向驻沪美国当局报告此事及其它若干事件，日本海军陆军和领事馆方面，并派代表来道歉，自巴奈号惨案发生以后，日本人似乎很想使美国人满意。巴奈号炮舰上受伤的美国人和中国人，有几个在本院治疗。
    　　太平间里已经积了若干尸体，医院所雇用的工役因外面不安全，不敢出去掩埋，做棺材的木料又已经用完。最后我们不得不在医院基地上掘一大坑，埋葬了二十具尸体……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于芜湖
    　　湖滨之城的杭州，相传马可波罗曾往游览，是中国的风景区之一，平常有人口八十万。日军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攻陷该城，其先头部队为藤井部队。实际上，中国军队对于杭州未加防御。某西人没有离开杭州，致函海外的朋友们，报告当时的情形，以下几段是从他的信里摘录的：
    　　“诸位朋友：十一月初头，日军从杭州湾登陆，似乎并未遭遇抵抗，上海战区内的中国军队受了敌人的包抄，而且浦南又没有防御的设备，因此不得不开始总退却，直到日军于十二月间占领南京后，总退却的形势才终止。我们今天听到失一城，明天听到失一镇，大家似乎觉得只要日军有占领杭州的意思，那是十分可能的……
    　　“十二月十九日，谣言甚炽，据说，接无线电报告，浦南中国军队依照预定计划完成撤退步骤后，又与日军奋力战斗了，真相到底如何，大家莫名其妙。直到那一天，杭州附近所有铁路公司路上的桥梁完全炸毁，省政府主席、市长及其他官员完全离开，闷葫芦才揭穿。十二月二十二日午后，钱塘江大桥和最新式的电力厂也加以炸毁，爆裂声非常巨大，事前曾经当局通告，自来水厂的机件的拆卸破坏，夜间警察撤退。十二月二十三日我们睁开眼睛时，杭州已经是一个毫无防御的荒凉城市。
    　　“我们曾与中日双方讨论和平占领杭州的计划，据现在的情形看来，除若干难民遭抢劫的事情外，这计划似乎已经成功了，因为我们当时感觉到：我们将受有新式配备的和有纪律的军队统治了，杭州即使在军事的占领的状态下，我们以为一切将安好如常。
    　　“日本方面显然知道不会遭遇任何抵抗，因为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军队进来都是疏疏落落，零零碎碎，既无军事上的秩序，也无军事上警戒。从十二月二十四日起，他们更像散步一般，三三两两，走入杭州，枪倒挂在背上，没有什么侦察，也没有什么准备，什么都没有。这样街道上便逐渐出现一小队一小队的日本步兵，精神非常疲乏，来往徘徊，寻觅食物！
    　　“联队长到达杭州后，我们就去拜访他，并表示愿意合作。他命令杭州的父老征集粮食，但因为过去两天已发生抢劫，故不易办理。我们和联队长谈话时，听到日本兵枪杀两个平民的报告。原因是这样的：一个人不懂日本兵说的话和写的字，转身就跑，还有一个人看见了日本兵想逃走，据说这一个日本兵能讲中国话，他讲了‘这个人想逃走’的一句话后，就开枪射击！
    　　可是，我们还希望这些只是偶然的单独的事件。晚上，我们睡眠的时候，还觉得长期的紧张局面是过去了，我们使中外女看护冒着许多危险继续为救护事业而服务的坚决主张，总算是值得了，我们现在只须适应日本方面的统治，可以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中照常工作了。我回忆起一九二六年圣诞前夕的情形，那时我们住在某一省分的旧宅内，北伐军已占领该处，我们预料我们自己、我们的儿女、以及一般的基督教徒，势将经历一个艰苦的时期。北伐军的一位指挥官却是基督徒，因此我们不安情绪安静下来，恐怖的心理完全扫除。可是这一次我们对于和平的希望，是十分痛心地幻灭了。
    　　“圣诞节早晨，我们的希望还很浓厚。八时，我们在医院内举行圣餐式，九时，英侨为亚细亚火油公司的病人和另一英人举庆，教堂内七点钟的庆祝，也照常举行 ，十点钟的平常礼拜，也有许多人参加。
    　　“可是，当我从教堂出来，走回医院的时候，我开始怀疑了。街道上到处是游荡的军队，毫无秩序，大多数把枪扛在肩上，一点也没有令人欢喜的神情（行军十天左右的步兵，就是这一样子）！我转入一条直达医院的大街，看见一个面目狰狞的日本人正用掘壕沟的工具，轻松地撬一个店铺的排门，全部解决，对面显然也有同样的家伙沿街挨户搜索。于是全城抢劫掳掠的暴行开始了。昨天我们有几个人还以为我们所设立的收容所也许并无用处，但从今天起，惊怖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都拥到我们的收容所来了，飞机也整天在天空不断回旋，重炮轰击了许多小时，因为日军要扰乱钱塘江对岸的中国军队。
    　　自十二月二十六日起，真正的守护工作开始了。圣诞节之夜，医院的四壁，会有凝重的撞击声，我们略感不安。二十六日早晨，我便偕史多敦医生（Sturon）巡视医院的周围，有没有需要加强防御的地方，当我们走到东北角时，几个妇女恳求我们援助。我们教她们避到蕙兰中学去，那里有一个红十字会收容所，只消走十分钟。她们说红十字会不肯收容她们，语气很坚定，我答应领她们同去。于是她们招呼亲戚朋友和孩子，请我这里等一等，那里等一等，我领了一群妇孺，穿过街道，穿过日本兵的岗位，直到蕙兰中学，门外正有约一百个难民，宣嚷着要进收容所。
    　　我教管门的中国人开门，放入我领去四十个左右的难民和挤在门外的难民。管门人说：我不能够开门，已经容纳不下了。我对他说：岂有此理，妇女非进去不可，请克兰登先生（CLAYON）出来。克兰登是管理这一个收容所的美国教士。他出来了，告诉我校内已收容难民约八百人左右，但原来计划收容一千人。所以不妨让这一批难民进去。中国职员说开门要小心，否则门外所有男男女女，都将一哄而入。我便对大家说，收容所只收容女人和孩子，门外的女人和孩子都可以进去的，但男人必须让开，站到对面去！他们都十分情愿，服从我的吩咐。约九十个妇孺放入校内。这是我第一次的守护工作。此后数天内，我每天总有两三次要领了因亲自经历的、看到的、或听到的各种事情而惊怖战怵的妇孺，送到收容所去，每次十个或二十个不等。这些妇孺多数是在医院方面聚集起来的。自十二月二十四日起，我们就关起外面的大门，由外国人轮流看守。最初两天是我值班的，赫陶医生（phyllssHarnett）帮了我许多忙。加纳脱（GARMETT）女士后来成为把门大将，一天到晚守在门口，决定谁可以进院，看见成群的难民如潮水一般涌入医院，以求安全。我立刻关上大门，逐渐加以区别，男的大多数教他们出去，女的则集合在前门边院外病人的讲道所内，然后我领她们到难民收容所去。当时的情景极为凄怆；可怜的母亲带了几个孩子，有的抱在怀里，有的牵衣蹒跚而行，成年的姑娘携着被褥衣服家用杂器等等的大包小包。一步一步踯躅前进，每隔几分钟要停顿一次，不使中途失散，慢慢地经过一条条的街道，沿路遇到许多日本兵，日本兵虽然不一定会麻烦或侵犯她们，但她们只要看见日本兵的面目，心里就会恐怖！
    　　惊怖的妇女集在各收容所门外，要求保护，一天多似一天。两个最大的收容所收容难民一千人，已经增加到一千五百人以上了。收容所内的情形，自然是不堪设想。试以弘道女校收容所为例，难民已经是满坑满谷了，已经不再有可以躺直身体的隙地了，然而，一批批的母亲，成年的女儿和小孩子们，还是拥塞进去，结果三层楼的宿舍内，所有卧室、甬道、洋台、扶梯边、都挤得水泄不通，水门汀地板的大健身房内也挤得密密层层，她们整天整晚在那里坐，在那里吃，在那里睡。目睹这种情景，谁都反对战争，反对战争所给予人类的痛苦，然而，收容所里的人还是幸运儿呵！她们吃些什么呢？ 一天一餐，还是费了很大的气力！她们的卫生状况怎样呢？只是由于中国办事人员的热心努力，以及中国妇女的明理顺情，才能够勉强忍受下去。我们原来计划四天以后就有办法，可是到今天为止，她们已经在这状况下生活了三十五天了，而妇女仍不能安全回家。
    　　我们规定日常的工作，对于医院以内的事情，史多敦医生一概不管，他专门负责外面救护难民的事情，医院里的汽车和救护车归他使用。他做了下面这许多事情：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城隍山女修道院报告，日本兵已入院内，威胁着妇女，广慈医院方面是否能够相助？恰有日本军官一人到医院，史多敦医生便与一军官同乘救车前往，把日本兵驱逐出院，把妇女送往离约二里的仁爱医院。午后一时四十五分，天主教堂也来电话：广慈医院能否相助？（杭州电话线已断，但广慈医院、天主教堂、之江大学及松木场广慈分院的电话线，仍设法保全，而以广慈医院为中心）。史多敦医生又偕日军军医官田中立刻出发，原来一个酒醉的日本兵打了台模尔主教（Demies）的嘴巴，仍用枪刺向他威胁，田中下车后，就把日本兵赶出。于是史多敦医生又驾了救护车到别一个地方去装柴（希望日军搜索队在八点钟的时候，不会加以征发），给某一个收容所送米，替医院取煤，或把我们送到六个值班的地方。为了这种事情，我们中间每一个，随时须出去周旋，不过史多敦医生则专负这方面的责任。赫陶医生忙着照顾医院内的日常工作，寇蒂斯夫人（Mrs，Curtis）忙着照顾从难民收容所移到产科部来生育的许多婴孩，加纳脱女士则忙着管门，看护班学生仍上课听讲，医院的全部工作，治疗和看护伤兵、难民、婴孩等等，都日夜照常进行……
    　　“我曾提起火警。这里我先讲医院的地位。我们的医院是在城中心，南面的马路相当宽敞，东西北三面都是老式的街道，南面有许多幢陈旧的房屋，其余三面所有的房屋，一大部份是木板和灰泥造成的，也腐败不堪，我们在这五个区域内，即有不少房屋，所以，你们不难想像，火这样东西对于我们是十分可怕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刮好胡子，向西眺望，一抹黑烟似乎在我的卧室和史多敦的住宅间冉冉上升，不久，黑烟变成火焰，医院的大钟报告火警。我披上外衣，急忙冲出，那时院中工役，都已赶往医院的西首。我走到前门，始知火焰在医院之外，乃走到街上，原来起火的地方，是在医院西首的街对面，隔着一道二十尺高的墙垣。于是我走回医院，大家已开始搬移西首病院中的病人，我告诉他们暂时还无必要，我又到史多敦住宅北首外国看护妇宿舍的三层楼上，看得很清楚，火势往对面吹去，除非火势转向，越过两道墙垣，延烧二三十码，我们不会有什么危险。要是火势转向的话，外国看妇宿舍就极端危险，这样我们的医院也自然真正危险起来。但不久大家终于能够安进早餐，八点钟的庆祝，却不得不取消了。
    　　“二十六日以后，城内时起大火，但相当遥远。有两次我们也不得不出去探望起火的地方，甚至有一次夜班妇不得不唤醒我出去观火，因为觉得那火焰实在太迫近了。伍特女士（Woods）家里的仆人，那上夜也起身两次，到草地上去探望……
    　　“每天早晨九时，我去看伍特女士，去视察收容所，有时去访问戴勒先生（Tylor）的地方，心中颇愉快。有一个时期，送牛乳人不敢出去送牛乳，我就成为外国朋友的送牛乳人，医院内始终有新鲜牛乳，这是我们的一种幸福。在我们的医院内，可以有秩序和生活的享受，幼稚园、小学、中学妇女圣经班，都准时上课。我们的医院可以说是鸡犬不宁的混乱世界中的洞天福地。伍特女士和收容所附近的日本兵接谈，并无麻烦，反得若干帮助。元旦日，在教堂和伍特女士住宅间的一个营房前，我看见墙壁上写着这几个大字：“敬爱的主教恭贺新喜”。主教也在教堂门上贴 了一张向他们表示好意的通告。这是不愉快环境中的一个愉快地方。不过，伍特女士等在这附近，还时常要救护被日本兵威胁的妇女。自日军占领杭州以来，除搜刮全城外（据我所知，恐怕没一家住宅或店铺不遭日军抢掠，并有许多战马拴在住宅或店铺内，美丽的杭州变成脏的丑恶的地方）。各方面都有污辱妇女的报告，收容所外每天有许多惊怖的妇女，讲起她们所遭遇的事情。我们的医院里就有许多受难的妇女，其中两个因为日本兵追逐从楼上的窗口跳下，折断了背骨，一个并且折断了腿骨。抢劫、伤害、屠杀、奸淫、放火，有增无减，整个杭州变成了恐怖的城市，只有外国人的房屋内和收容所内是安全的。
    　　“日本当局尤其是宪兵，确实尽力帮助外侨，但杭州的中国人则毫无保护，一任日本兵摆布，挣扎呻吟于淫威之下。即使我们有时向日军当局抗议，他们认为“殊难置信”，因此对于这些事情，常常不加重视。
    　　“日本的宪兵很好，可惜人数太少，有一天黄昏时候，我正在喝茶养神，医院里的事务员秦君奔来报告，两个日本兵正在他的家里抢劫，要我同去帮助。我勉强偕行，刚走到医院转角，见一宪兵站在脚踏车旁，向几个日本兵传达命令。秦君就跑上前去，写了几个中国字，求他帮助。他和我们同去，捉了一个手执长柄刺刀的日本兵，记录姓名，并将他送往宪兵司令部……
    　　“当我们提出这些不幸事态促请日军当局注意时，我们也会预料他们或会说出这句话：‘你们看看上海、南京或嘉兴的情形罢！’
    　　“在这一次战争中，我们的教会工作，究竟有什么成绩，有什么意义，我们不能断言。属于杭州范围的三个教区，如今都驻守着双方的军队，鉴别于杭州的实况，想起别处的情形，不寒而栗。钱塘江对面的三个教区，尚无日军侵入，我们祷祝能够避免浩劫。可是，恐怖潜入各地。在日军未占领杭州以前，对于日军暴行的种种传说，我们曾向中国人表示，认为不足凭借信，痛心得很，现在却不得不加以承认，而且那些传说还不能够充分形容实际发生的恐怖情形呢。
    　　“占领杭州的日军，本有最好的机会，以证明一个有纪律的军队，确能占领一个不设防的城市，秋毫无犯，这机会却失去了。杭州没有防御，城内未留一兵一卒，日方显然预先就知道。可是，日军当局既不约束士兵，也不设法鼓励居民恢复劫掠，当局不加阻止，而且妇女到处仍不安全。
    　　“讲到外侨个人，我们并无多大怨言。据我所知，只有三个外侨曾受日军侮辱，而这三个外侨，恰巧代表三个国籍，一个是法国教会的台模尔主教，一个是美侨麦克梅伦博士（MC－MULLEN），还有一个是中国海关退休职员英侨慕尔（GEORGEMOUE）。而且，情形都不十分严重，只有慕尔因为已是年逾七旬的老翁，当时很可能酿成意外的不幸结局。我们的财产，有时虽也闯入日本兵，以来复枪或手枪相威胁，一般说来，却还相当安全。不过，这仅指确有外侨寓居的财产而言，至于别的地方，所有外国的国旗领事馆的布告，教会的布告或日本宪兵司令部布告，都不足以阻止日本兵侵入掳掠。甚至有若干地方，宪兵确欲帮助我们加以保护，最后仍不得不加以放弃，日本兵自由出入，川流不息，内部的东西逐渐丢失。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七日于杭州
    　　别称“小上海”的无锡，是一个工业中心，平时有人口约九十万，在上海之西约一百零五里，几条公路及京沪铁路可以直达。下文叙述无锡方面的惨况，是一位美国医生的日记，原载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上海密勒氏评论周报增刊《中国之毁灭》号外。
    　　据该刊记者称：关于无锡方面最后数天的情形，即在疯狂的日军进占该城以前的情形，没有比这一位美国医生的日记更为具体的叙述。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日，他从上海动身到无锡，汽车里装满了衣服、食物和药物，希望这些东 西可以减除伤兵、难民的若干痛苦。旅程是相当危险的，因为两天以前，三辆插了英国旗的汽车，曾在路上给日本飞机用机关枪扫射。
    　　他描写他在距无锡几里地方所目睹的情景，是日军残暴行为的无可抵赖的罪状。轰炸沿公路运河内的煤船，射击田间的可怜农民，飞机追赶无辜乡人，用机关枪扫射，如想逃避，便跟踪加以扫射。
    　　他以日记的体裁在叙述艰苦的经历，怎样在炸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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