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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侨民;文学活动
[论文摘要]侨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由来已久。侨民浪潮往往与历史变动紧密相连。由于中俄两国之间交往历史悠久,特别是由于“中东路”的开工和十月革命的爆发,又有大批俄侨来到东北,其中不乏作家、诗人。他们带来了俄罗斯文化,以此丰富了中国文化。他们用自己的创作活跃并繁茂了哈尔滨等城市的文化生活,并增进了中俄两国文化界的沟通和了解。
一、中国俄罗斯侨民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之间的交往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元朝,当时中国的史书称俄国为“斡罗思”。据《元史》记载,至顺元年(1330年),就有大批斡罗思人为元朝戍边、屯田。朝廷给他们耕牛、种子和农具。到1715年至1860年,俄国先后派遣13批东正教传教士来到北京,神职人员共达155人。这些俄国传教士和商人组成了在中国的早期俄国侨民。〔1〕(p6)从19世纪60年代,随着清王朝的衰落,俄、英、法、德、日、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不断侵略中国,列强在中国实行了被称为“合作政策”的联合侵华政策。在这一政策下,列强一面承认清政府为唯一的合法政府,并在镇压人民革命的血腥事业中继续给予清政府以支持,一面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义务”。
其中,中俄先后签订了伊犁条约、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此后,俄商到中国经商者日益增多。1870年前后,乌鲁木齐的俄国商铺有30余家,800余人。而在1897年中东铁路开工后,特别是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又有大批俄侨来到中国,主要是来到东北。其中包括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医生、律师、工厂主、商人、手工业者、文化娱乐行业人员、资本家及其家属等。据统计,到1903年在黑龙江地区的俄侨总数已达到30000人以上,到1911年,俄侨在中东铁路沿线开办的工厂已有63家,到1913年,在哈尔滨的俄侨企业达100多家。居民达43091人,占哈尔滨市人口总数的63.7%。最多的年份是十月革命后的1922年,整个黑龙江的俄侨达20万人。〔2〕(p18)
俄罗斯移民数量不仅在哈尔滨超过了当地中国居民的数量,而且与来自其他国家的侨民数量横向相比,也是最多的。例如解放前曾有九个国家在天津辟有租界,但据1927年统计,生活在租界内的全部外国侨民不过8142人,又如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加起来据有其市区面积之大部分,但生活在租界内的外侨19世纪60年代只有2000多人,1925年也不过3.7万人。
由于日本侵占东北,从1933年起“丘拉耶夫卡”的成员陆续流亡到上海。这样一来,哈尔滨的这个诗人团体终于在1935年春解散了。
第三阶段1936—1945年。1935年苏联单方面将中东铁路转让给日本和伪满政府。此后,几千名苏联籍职员回国,较富有的俄侨离开哈尔滨到南方的城市,大部分去上海,未能离开“满洲国”的俄国人开始遭受不同程度的迫害。
“丘拉耶夫卡”消失以后,俄侨文学爱好者并没有沉默,他们又自发组合在一起,至少有7个文学、诗歌小组相继成立。以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曼诺夫命名的K.P.小组为例,它成立于1938年,是保皇党联合会下面的一个组织。小组原主席是弗谢沃洛德·亚历山德罗维奇·莫罗佐夫。他从1920年起居住在哈尔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回国,1979年去世。他在生前写下了大量关于哈尔滨生活的文章。小组主要成员有青年诗人叶琳娜·涅捷尔斯卡娅、法伊娜·德米特里耶娃、尼娜·扎瓦茨卡娅等。
涅捷尔斯卡娅1912年生在雅罗斯拉夫尔,自幼爱好诗歌,童年在哈尔滨受教育。她经常在《边界》杂志上发表作品,曾出版过两部诗集:《门旁》(1940年)、《白色小树林》(1943年)。她的抒情诗节奏铿锵有力,经常被谱上乐曲,在音乐会上演唱。她在哈尔滨居住了十几年,后来随丈夫迁居澳大利亚,1980年在那里去世。在她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刻,她极度怀念祖国,也怀念第二故乡——中国,她把哈尔滨看作是自己祖国的一部分。她在澳大利亚曾作诗表达对哈尔滨的怀念,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我经常从睡梦中惊醒,
一切往事如云烟再现。
哈尔滨教堂的钟声响起,
城市裹上洁白的外衣。
无情的岁月悄然逝去,
异国的晚霞染红了天边。
我到过多少美丽的城市,
都比不上尘土飞扬的你。
提到哈尔滨的文学生活,不能不说起当地的《边界》杂志。除了诗歌、小说之外,该刊还刊登地区新闻、评论;设有有关日常生活的专题栏目,如保健、妇女化妆、评选“最佳儿童”、猜字谜等。
《边界》不但拥有地方的记者,还有驻西方的记者。萨沙·乔尔内和俄国境外作家经常把自己的作品寄到编辑部刊登。哈尔滨作家、诗人的作品,几乎都在《边界》上出现过。40年代哈尔滨的读者已在这本刊物上读到了美国女作家米切尔的小说《飘》的译着。30-40年代《边界》杂志曾在有俄国人居住的世界各个角落广为传阅。刊物图文并茂,不但反映了东方的生活和宗教,而且还是了解西方的窗口,因为它转载或摘登了当时欧洲、美洲报刊的资料、文章。
40年代以后,《边界》每期出版之前必须经过日本当局的检查,还被迫增加“伟大的日本”栏目。在严峻的形势下,刊物仍坚持出版好几年,一直到1945年8月苏联红军解放哈尔滨,杂志才不再出版。
二、俄侨文学活动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各国文化纷纷在中国传播,如英美文化在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法国文化在两广地区,德国文化在山东地区等等。与上述西方各国文化在中国的传播相比,俄罗斯文化在中国,尤其是在东北地区的传播是其它各国文化所无法比拟的。
俄罗斯文化在当时的东北和上海,是一种相对于中国的先进文化与强势文化,因此它的扎根与传播就有了土壤。
十月革命后,在中国的俄罗斯侨民文化和文学创作一直是鲜为人知的。事实上,那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已经是如火如茶、丰富多彩的。他们在中国出版俄语报纸、杂志,编排戏剧,组织演出音乐会,成立了出版社、图书馆、书店和一些文学协会、社团。从20年代初到30年代中期,俄侨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创作已经进入了灿烂时期。俄侨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创作的主要中心是哈尔滨,后来发展到上海。〔4〕(p93-95)
哈尔滨的俄侨文学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德拉·彼特洛芙娜·巴尔考、费多尔·卡梅什纽克、谢尔盖·阿雷莫夫等。
巴尔考结婚后叫亚历山德拉·彼特洛芙娜·尼鲁斯,1887年生于波尔塔瓦,童年在高加索度过,并毕业于当地中学。结婚后迁居对彼得堡,之后于十月革命前一年迁居哈尔滨。从此,“与哈尔滨亲密、融洽”地生活到1933年。1933年,“心中怀着痛苦”告别哈尔滨,去了上海。
她是一位诗人。无论在哈尔滨还是在上海,她都经常在报纸上和杂志上发表诗歌。从诗人这一侧面来说,在群星灿烂的中国俄罗斯侨民女诗人中她是最早升起的一颗星。不仅如此,她还是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最早的开拓者之一。与她同为开拓者的还有费·卡梅什纽克、谢·阿雷莫夫等人。当时在上海做记者的克卢森施藤—彼得列茨曾经这样评论巴尔考:“她的声音唤醒了一片文化荒漠的诗城哈尔滨”。根据另一位侨民作家弗·斯洛勃德契科夫的回忆,在20年代末期巴尔考的家变成了哈尔滨俄罗斯侨民文学活动的中心了:
“……在亚历山德拉·彼特洛芙娜的家里—巴尔考是她的娘家姓—听到的却是哈尔滨诗人们的作品”。着名俄侨诗人聂斯梅洛夫、叶欣都常来她家做客。根据弗·斯洛勃德契科夫的回忆,巴尔考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她不仅用俄语写诗,还用法语写诗,并把阿赫马托娃的诗译成法语”。她从1920年为北京的《俄国述评》撰稿开始,陆续为《边界》、《俄罗斯言论》、《朝霞》等杂志报纸写东西。出版有诗集《不熄灭的火焰:诗》(1937年,上海)、《献给祖国》(1942年,上海)等。
她还是一位妇女问题专家,写有这方面的论着。她主张俄罗斯侨民妇女们应该“继承良好的老时代传统,维护祖辈、父辈所追求的人道理想”,“妇女不应该屈从膨胀的享乐欲,奴隶般地模仿在精神上与风格上与欧洲格格不入的美国影星”。“一个俄罗斯妇女应该教育俄罗斯孩子爱祖国,不以‘侨民’的称号为耻,并懂得俄语和俄罗斯历史”。
她回苏联时间没有记载,于1954年逝世于苏联。她是位优秀的诗人、记者、作家。〔5〕(p69-71)
第二阶段:1926-1935年。这个时期是有年诗人和诗歌爱好者文学联合会“青年丘拉耶夫卡”拉开序幕的。其组织者是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格雷佐夫(阿恰依尔)。“丘拉耶夫卡”小组每周集会两次。主要活动形式是请有名望的学者和老一代文学家给成员作报告。苏联的文学家也经常到哈尔滨参加小组活动。报告会的题目主要是有关诗人和作家的创作艺术。诗歌朗诵和音乐会同样吸引大量听众,有时达一千人,这样的活动一般是不收费的。1932年7月3日哈尔滨出版了第一期文学周报《青年丘拉耶夫卡》,当时作为俄文版《哈尔滨每日新闻晚报》的周末附刊发行,但是仅维持一个月,8月6日就停刊了,先后只出版6期。事隔不久,1932年12月27日文学报《丘拉耶夫卡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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